我国高校数字出版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优化探讨

2019-04-20袁小群何燕

出版广角 2019年6期

袁小群何燕

【摘要】信息技术的加速融入使得数字出版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高校人才培养虽然从理论上能满足数字出版发展的需求，但受传统思维等因素的影响，在课程设置和培养理念上与数字出版行业发展趋势还存在一定偏离，需要进一步优化改进。鉴于此，文章通过分析各院校数字出版课程体系设置现状，结合数字出版发展趋势、行业人才需求特点及生源情况提出了课程体系优化原则及优化建议，以供各院校参考。

【关键词】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课程设置

【作者单位】袁小群，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何燕，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文本逻辑主题结构的数字出版内容重组研究”（71673208）和图书情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支持。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06.010

近年来，数字出版摒弃传统出版数字化理念，从产品形态、出版流程等方面不断朝“互联网+”靠拢。尤其随着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的融入，数字出版呈现完全的数字形态、内容的解析与重构、多媒体特性增强、互动性增强、向移动端迁移等主要发展趋势，其产品形态、业务流程已与传统出版迥然不同，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才资源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企业和高校两大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尚无法培养出满足行业所需的人才。

在企业人才培养体系中，数字出版从业人员大部分是由传统出版人员转业而来，是基于出版数字化等特定目标需求培养的特定人才。这类人才对数字出版技术涉入不深，无法满足未来数字出版的基本需求。与企业培养体系相比，虽然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具有灵活、系统化、理論化和方案化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数字出版对人才的需求，但由于传统出版思维的影响及对生源背景了解欠缺等原因，目前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在课程设置和培养理念上与数字出版行业发展趋势存在一定的偏离。鉴于此，文章通过对高校数字出版课程体系进行深入分析，以便对数字出版专业课程体系提出优化建议，提高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质量。

一、我国高校数字出版本科课程设置现状分析

自2011年武汉大学数字出版专业获得教育部审批通过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开设数字出版专业且在其他专业下设数字出版方向的本科院校共有13所，分别为北京印刷学院、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兰州文理学院、辽宁传媒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四川传媒学院、天津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理工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和中南大学。其中，综合性院校有2所，此前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的院校有5所。在具体专业设置上，多数综合类院校及传媒类院校将数字出版专业设在新闻传播学院或信息管理学院，工科类院校则各不一样，将数字出版专业设置在包装与印刷学院、媒体艺术系和人文学院等。不同的学院归属使各院校的数字出版专业课程体系也不同，尤其综合性院校与传媒类院校及工科类院校等的课程体系设置以及培养目标导向有着较大区别。综合性院校更加注重出版理论人才的培养，传媒类院校及工科类应用型院校则相对偏重数字出版物编辑制作等应用型数字出版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国内开设数字出版本科教育不同，在国外，本科阶段基本不设数字出版专业，只在硕士阶段进行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这些因素导致了本科院校对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经验不足，而国外能借鉴的数字出版专业本科建设经验也较少。再者，数字出版专业师资队伍中较为缺少既了解出版知识，又拥有数字技能的全科型教师人才。因此，营销与编辑类课程多数沿袭原编辑出版专业师资队伍配置。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师易遵循其固有传统出版思维，缺少引领数字出版的互联网思维，也容易导致教学内容及体系的固化。笔者在综合分析13所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后发现，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体现了与数字出版现实的不适应性，并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仍存在改进之处。

1.人才培养目标与数字出版发展不相适应

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设置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基准，要培养出适应数字出版发展需求的出版人才，需要制定既符合行业需求，又具有前瞻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当前，数字出版行业亟须复合型人才。在“十三五”数字出版专项规划中，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出未来将加强高端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并改变数字出版复合人才短缺的现状。依照目前行业中具体人才需求来看，多数企业明确人才技能需求为内容把控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与技术能力。显然，如何培养出既有一定文化基础，又熟悉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是行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此外，“十三五”规划中更强调内容产业要向智力密集型方向转移。在2016—2017年数字出版报告中，我们可了解到，政府的知识服务试点单位政策成果颇丰，出版单位开始探索从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提供商的定位转型。显然，出版向知识服务的转变是未来出版单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此种前提下，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要有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

但由于开设时间较短，我国高校对数字出版专业的认知和设想仍处在探索阶段，与数字出版行业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当前，大多数数字出版专业开设高校是基于已有编辑出版专业基础而进行的数字出版专业探索，无法脱离传统出版思维的藩篱，制定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方案也无法体现人才培养的前瞻性。与之相对应，这些高校的数字出版专业从培养目标到课程设置皆偏向于传统出版的延伸，即着重传统出版数字化，且多以传统出版思维来培养数字出版人才。这就与数字出版的整个趋势及驱动数字出版的技术变化方向相悖。通过对国内十三所高校具体培养目标的内容分析可知，这些高校的培养目标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即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其中，十一所高校已明确提出“出版复合型人才”的概念。虽然高校培养复合型出版人才的目标反映了数字出版对人才的需求，但在培养目标的表述上仍与数字出版发展趋势存在一定偏差。一些高校在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中对相关政策法规的理解表述仍旧依循传统出版的惯例。比如，有些高校在其培养目标中这样表述，“熟悉我国编辑出版的政策与法规”，但实际在数字出版阶段，很多曾适用于传统出版阶段的法规、政策未必同样适用，而应加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适用于互联网产品的法规。还有一些高校在培养目标的制定中过于偏重实用技能的培养，比如，将“熟悉出版流程”及“精通现有的数字化出版与传播流程”作为其培养目标的一大重点。这使其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即把握不了复合型人才与应用技能型人才的分界线。正如前文所言，数字出版给出版业带来的不只是传播介质和知识呈现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整个出版业态的颠覆。

2.课程设置与生源已有知识能力水平不相适应

数字出版业是由出版业与信息技术相互交叉糅合催生的新型产业形态。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数字出版的发展息息相关，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强调计算机及信息技能毋庸置疑。当前，一些高校对生源知识储备的了解程度有所欠缺，对学生的信息技术及数理化等既有知识面认知不够清晰，因此，在相对较低的知识水平预估基础上，其信息技术相关授课内容会显得比较浅层化。

相比从前，信息技术实际上已经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接触信息技术的渠道越来越广，对信息技术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早于数字出版专业纷纷开设的2014年，我国高校面对的生源便已是被称为互联网原生代的Z世代。长期在信息技术的覆盖之下，Z世代成为受互联网技术影响较深的一代，他们更适应电子屏幕，对新型互联网技术也表现了更好的接受度，且本身已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操作水平。而多数院校开设的计算机基础课程仍旨在使学生熟悉基础操作，相对当下生源的知识背景来说，课程内容较浅，一定程度上造成课程资源的浪费。除开设必要的计算机基础公共课外，我国各高校课程体系对信息技术相关理论课程的涉入不深，也普遍缺少数据结构等信息技术的基础理论课程。

数学知识是构成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基础。学习计算机技术最绕不开的便是数学储备，只有熟悉其中的数理逻辑之后，学生才能更透彻地理解计算机信息技术。然而，多数高校对学生数理知识水平的培养仍未到位。一些高校没有为数字出版专业学生开设高等数学必修课程，另一些高校对数字出版专业的高等数学课程层次要求不高，对数学知识储备的忽视将对其后数字出版技术课程的教学形成阻碍。此外，2014年，我国出台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改革考试科目设置，即文理不再分科。2017年秋季起，多省高考招生文理不分科政策开始实施。这对高校招生及人才培养都会造成一定影响，各专业人才培养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对此前文理兼收的数字出版专业而言，生源的数理化背景则需要进一步考量。

3.课程体系结构有待调整

基于有待改进的人才培养目标及对生源知识背景的认知偏差，各大高校在课程体系的结构和具体课程内容的设置上仍有诸多有待改进之处。多数高校的数字出版专业课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偏传统出版理论，趋向为学生构建系统的出版知识体系;另一部分则偏数字出版，包括技术型、技能型的前沿课程。如何把握好这两方面课程的比例是课程体系设置的重点问题。在此问题上，一些高校由于在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仍保持传统出版思维，不仅容易导致文学基础课与理科基礎课比重不合理，而且易出现应用型技术课程比例过重的问题。具体体现在，这些高校在数字出版基础课程的设置上更偏向于文学基础课程，而在高等数学等通识课程及数据结构等学科理论基础课程的设置上有所空缺;抑或在学科专业课程的设置上更偏向于具体应用型技术课程。某高校的专业核心课程中，21门课程里有9门课程为文学、社会学类课程，其余基本为着重于应用场景的新媒体出版物设计与制作方面的数字出版技术类课程，比如，数字视音频采集、新媒体页面设计与制作和二维数字动画制作等。应用型课程倾向过重的设置影响了授课内容与授课重点。很多高校开设的数据库类课程，授课重点往往放在数据库的实际应用上，对关系代数、结构化模型的章节则讲得不深或者完全不讲。

当下，我国数字出版类课程的设置欠缺系统性。在数字出版技术课程方面，多数高校未能形成一个相互嵌套的完整知识体系。比如，在通识课程设置上，一些高校更重文化教育，没有设置应有的高等数学等理工类通识课。课程设置的随意性不仅表现在学科专业课程与公共通识课上，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的先后顺序也未得到科学细致的判别，一些专业课程的前导性内容涉及另一些专业课程的某些内容，两者授课顺序却常常与之相反。

二、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体系优化原则

1.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未来的出版行业中，数字出版的地位将会更加突出。为数字出版行业输送具有前瞻性的复合型人才，必须以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当前，数字出版产业形态及商业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人才培养不应陷入过于具体的应用型人才框架，不应过分强调具体的出版应用场景，使其限于固定制式的囹圄，而应注重培养其对数字出版前沿的敏锐嗅觉与创新能力，从被动职业发展的储能转向主动创新的赋能。参考各高校人才培养经验及各学者相关调研，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立足三个方面。首先，培养出版文化素养与信息技术技能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复合型人才是高校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共识，要求培养对象通晓出版专业知识，汲取其他学科专业的养分，并学会以跨学科角度看待问题，并非简单地掌握数字编辑等技能。其次，面向产业，培养可从事数字内容产品策划、设计开发、生产组织和营销推广等相关工作的数字出版人才，即培养熟悉整个行业，能敏锐掌握行业动向的人才，要对数字出版人才进行出版全局观与综合能力的培养。最后，面向未来，培养可适应融合出版等新兴出版趋势的数字出版人才。这不仅要求培养对象熟悉各种媒介特性，而且要求其具有用户导向及跨媒体的新型出版思维与勇于突破传统出版生态的创新思维。

2.课程体系优化原则

课程设置要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吻合。数字出版人才属于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必然十分复杂且范围庞大。这就要求高校人才培养总体上应实行宽口径、重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是适用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本科人才培养典型模式。宽口径要求培养对象知识面广，对出版行业知识方方面面都有涉猎;重基础要求培养对象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对知识水平纵向的要求。鉴于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容易使培养对象所获知识多而不精，如何加深专业知识的纵深度将成为高校需要权衡的重中之重。因此，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应深化宽口径、重基础的人才培养观念，并以专业基础为重中之重。这意味着要将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对其数字出版知识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对数字出版技术的适应性上面，课程设置的重点要放在数字出版领域所需基本知识能力上。

众所周知，数字出版依赖的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发展迅速。以编程语言为例，从1957年第一种计算机语言Fortran的诞生距今不过61年的时间，目前的编程语言种类就已逾千种。我们普遍学习和使用的编程语言也从C、C++、JAVA到现在的Python不等。编程语言进化都如此之快，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自不用提。自互联网迁移到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概念兴起，人工智能火热……短短十年，信息技术的发展便令人叹为观止。与此相对，以四年为一个培养周期，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本身具有一定滞后性，高校要基于四年后行业发展的预测制定当下的培养目标及方案。滞后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与多变的行业需求脱节，将造成数字出版业人力资源的结构性供需不平衡，也使得高校培养的人才不适应行业发展，其职业生涯因此受到掣肘。在此种背景下，一味强调某种技术的传输对学生发展有一定限制性，高校更应将课程的时效性作为课程设置的重要参考标准，将数字出版技术基础理论作为授课核心。

此外，在宽口径、重基础的人才培养总原则下，生源知识水平背景也应成为课程体系优化的重要考量原则。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之前要对生源人群进行调研，以便对其知识水平进行整体把握，从而在此基础上对培养方案地进行灵活调整与优化。

三、我国高校数字出版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优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数字出版人才应兼备传媒文化与信息技术两方面素养。数字出版形态时时更新，而内容则始终是出版的核心。强调文化素养的培养有助于提高数字出版人才对内容的把控能力和引领能力。然而，大多数高校只侧重文化与传媒素养，却忽视了对学生信息技术素养的培养。笔者认为，高校应该将传媒文化素养与互联网思维两者兼顾，在两者基础上拓展法律、营销等相关知识的人才培养模式。由此一来，考虑到授课重心增加的压力以及课程时效性，高校要以打下坚实学科基础为主要目标，相应减少应用技能型课程的比重。比如，高校在数字出版课程设置时应该加入高等数学、数据结构等支撑信息技术的基础课程，减少平面动画设计、三维动画设计制作等数字媒体制作技术课程，而增设设计原理等基础课程。

针对具体课程内容的优化，高校可在考虑生源知识背景变化情况的基础上加大技术相关课程的授课难度，并相应调整一些基础性课程。比如，计算机基础通识课程及数据库等专业基础课程的授课难度可加大，传统的OFFICE软件操作和数据库操作部分可以删掉或者相应减少，增加基础理论部分的比重。此外，各高校应重视对数字出版专业学生数学知识水平的培养。虽在当前行业背景下，除技术岗位外，其他数字出版岗位对从业人员的数学水平要求并不高，但是考虑到出版业未来发展，各类新型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入使得出版产业成为智力密集型产业，技术驱动与文化创意融合的新型数字创意产业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客观上要求从业者具有一定数学基础。这有助于数字出版人才对数字出版技术的深入理解，并帮助其进一步形成互联网思维。

基于前文提出的原则以及对众多高校培养方案经验的总结，数字出版课程体系优化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公共通识课程的优化。公共通识课程一般包括思想道德类、文化素养类和信息素养类三个模块，是内容产业从业人员的必修课，旨在培养学生基本的文化基础和信息素养，提高道德意识和内容行业从业道德，为数字出版技术的学习做铺垫。公共通识课的优化主要着眼于文化素养类与信息素养类两大模块。针对文化素养类课程，笔者建议开设经典文学鉴赏课程，并且除了传统的文学素养培育内容，相关专业也要注重美学素养的提升，可增设美学设计类课程，与排版设计专业课程相照应;信息素养类课程则需要高校根据生源知识背景深化授课内容，调整内容比例。

二是专业基础课程的优化。专业基础课程的构成应以出版理论基础、信息技术理论与实践基础两个模块为主。鑒于多数高校人才培养在信息技术基础理论上的缺失，其优化需偏重信息技术基础方面，包括增设高等数学或提高高等数学授课等级等，以期为学生互联网思维的建立构建理论基石。

三是专业核心课程与专业方向课程的优化。此部分课程考虑以出版知识服务业务流程为核心，从数字出版产业生态涉及的各环节着手进行方向划分，围绕数据驱动的网络营销等节点展开。此外，各大高校应相应减少具体场景下数字出版物制作技术相关课程的开设，尤其要注意紧跟行业发展动态，开设领域前沿性课程，以开阔学生视野，开发其创新思维。比如，高校可以增设体现AR与VR出版等的出版前沿课程，强调网络时代知识版权应用发展现状的网络知识版权课程，着重数字出版产品的版权贸易课程等，从而为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带来全新活力。

当前，在数字出版的拐点时期，数字出版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更应把握现在，面向未来。总之，针对当前高校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体系中仍存在的与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各大高校在人才培养及课程设置的过程中要更加深入理解宽口径、重基础的理念，将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落实于重基础一侧，同时要关注生源知识背景发展情况，合理优化课程体系结构及具体的授课内容，以弥补当前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不足。<！--[if gte vml 1]>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