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

每年“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女性们照例会象征性地过一下节。其实，从社会上人们的普遍认识来看，有“节”可过的人大都属于“弱势群体”，如妇女节、儿童节、重阳节等，正因为其“弱势”，所以才特设一个节日，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他们的权益。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有些人群从人数上来看并不“弱势”，只是由于性别、年龄等因素，或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才使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专为他们特设一个“节日”，则有利于吸引社会各种力量去关注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以寻求改善他們的生存境遇。当然，如果认为只要过过节，发点儿小礼物，放半天假，就能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地位，这种想法则未免太天真。要在现实生活中使“弱势者”与掌握话语权的“强势者”处于平等地位，则既需要有理论上的论证，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又要有实践中技术性的操作和制度性的保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带来实实在在的进步，而这些则往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和耐心。

过“三八”妇女节，自然会联想到男女平等问题。这是一个人类曾经面临的最普遍的问题，生活在古代社会的先民，尽管山高水远，道阻且长，人们无法进行沟通和交流，却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男尊女卑的时代，正如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凯瑟琳·麦金农所说，“所有的文化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去敌视女性平等”。今天，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了性别平等，但在家庭、教育、职场、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女性受歧视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而更可悲的是，这种状况甚至被女性自身理解为理所当然。

平心而论，若从从业的占比情况来看，女性的地位确乎是有了较大的提高。每年的“三八”妇女节，正好是在紧锣密鼓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我们会看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女性的飒爽英姿，而从公布的数据来看，女性代表和委员的比例在逐届上升，她们与男性代表或委员共商国是，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而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则是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人们的梦想。被称为中国女权启蒙之父的金天翮，在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中，曾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轰动一时，尽管身处清朝专制统治时期，金天翮也已认识到妇女参政的重要性。

从法理的角度而言，今天的女性在婚姻家庭、财产继承方面的权利也得到了较好的维护。而在金天翮呼吁女权的时代，这些都是女子们不敢想象的。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曾对此控诉，“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就是男女的不平等，就是二万万妇女遭受压迫这件事。她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男女同样都是父母所生，女子却没有财产继承权，“最恨夫人行毒制，女何卑贱子何尊？纵有百万产业女无分，尽归男儿一身承。分明都是亲生养，一般骨肉两看承”。在娘家时如此，直到女子婚姻后，夫妻之间也无平等可言，女子常处被人“凌虐”的地位，她批判这种男尊女卑的制度。

与金天翮、秋瑾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女子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在新时代，又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在当下，某些职业中女性比例畸高，比如幼儿园、小学或中学教师中，女性从业者较多，使得一些人开始担心，男孩子会否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缺乏阳刚之气？另外，还有一些单位为了减少女性因经期孕期哺乳期对工作造成的“影响”，在考录时设置一些人为障碍，变相减少女性从业的机会。而职场中的性骚扰问题，也越来越不容忽视但又无可奈何。对于这样一些属于“个案”性的问题，则需求助司法实践来解决和推动，而在中国，则鲜有女性通过诉讼解决这些问题的案例。在这方面，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的行动或可提供一些借鉴，前述美国的凯瑟琳·麦金农教授，就不仅通过建构理论，“从根本上以哲学方式处理女性问题”，而且还通过提供律师诉讼服务，为身心遭受摧残的女性维护权益。这种实践中的技术性操作和制度性保障，则是中国女性维权时所缺乏的。

节日给我们提供一种被尊重的仪式，而真正的平等，则离不开理论和制度的合力，而这决不仅仅是过节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