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宏杰

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成为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转折点。“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清朝的皇帝》，高阳）“彬彬有礼”的面纱从这一年被撕去，乾隆对大臣的态度从开始的“以礼待之”变成了动辄痛骂训斥，任意挫辱。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整体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但是，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踩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

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他们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乾隆皇帝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至十一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 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举报自己属下的官员贪污不法。举报信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福，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

乾隆帝看过这份举报信后，十分气愤。他说：“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各位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情可谓优渥了。朕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污腐败以犯国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如此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在是朕梦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所致。乾隆总结说：“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对自己的“宽大之政”进行深刻的反思。他发现，自己即位之初以宽大仁政来收拢官心，要与群臣一心一德，共臻盛治的梦想，是多么的天真。早在乾隆五年，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诗：

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要归践履宝，圣言非我诬。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

就是说，当初他上学时，学习的是中规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圣人的思想，并要付诸实践。做了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可是实行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世事的艰难，也才明白儒家理想相当一部分不过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了几年，他终于掌握了专制权力运作的真谛：在专制政治中，皇帝一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于官员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他回顾康雍乾三代的统治，总结说：“由此观之，数十年来，国家全依靠我们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权柄，才使国家政治一直在轨道上运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总揽国政，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即位十余年来，乾隆皇帝给官僚集团的整体打分越来越低。他认定，从整体上看，官员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自私的。他曾说：“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们于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毫无原则，“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乾隆朝起居注》）

随着经受的挫折越来越多，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发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地估计了官僚集团的品格。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趋的“奴才”。一旦你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并且用管理奴才的方式来管理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对待这些宦海沉浮的滚刀肉，除了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别无良策。

乾隆十五年，他回忆当初说：“我登基之初，还有‘从宽’‘好名’的不良作法”。如今“阅事既多，才深知政治必须出于大公至正，才能不走偏。”“迩年以来，故智又将复萌，岂见朕诸事宽大，遂藉是以行其私耶！”他总结经验教训说：“执用两中（中庸之道），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确实并非偶然。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认清他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从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弃了“以礼治天下”的梦想，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于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乾隆十四年秋审朝审，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均即处死。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也不免归于一死。乾隆十五至十六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寿，按常规，这两年死缓犯一律不处决。然而乾隆宣布，贪污挪用的官员不在不处决之列，宁可破坏大庆的气氛，也要置贪官于死地。

对于贪污官员，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过的老武器，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乾隆十二年，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一千两，贪污者超过八十两，就要执行死刑。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

乾隆十八年，南河亏空案发，乾隆令官员们一年之内要把全部亏空补上。一年之后，没有补上亏空的陈克睿等多人一律被处死。这还不算完事，“其未完银在于各犯家属名下严追，并将所有家产尽数查出，变价还项”。手段之严酷，与雍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防止贪污官员转移家产，他要求各省总督巡抚一旦发现有犯罪者，一面报闻皇上，一面要飞骑命地方官将其家产查封，不许转移，严密程度远过于雍正。

很明显，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惟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