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冰

在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中，韩国瑜等政治人物，以“政治网红”姿态迅速崛起。他们不但撬动台湾地方选举政治结构，亦打破传统蓝绿政党对社会组织动员资源的垄断，成功实现虚拟网络影响力的现实政治投射，给岛内政坛注入一股强劲新鲜动能。“网红政治”已然成为塑造台湾政治生态与景观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兴起原因、具体表现及影响值得关注。

“网红政治”的缘起

“网红政治”是当前世界的普遍现象。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等人，皆凭借直白的竞选语言、鲜明的人格特质以及戏剧张力十足的政治形象，先在网络空间制造出超乎传统竞选模式预期的政治行情且大量“圈粉”后，再通过既有选举制度坐上大位。

2015年1月29日，全球社交网站龙头脸书在台湾设立办公室。

相较主流政治精英，这些由点击数与粉丝流量造就的“政治网红”，拥有“自成一格”的优势。其一，应对争议的免疫能力。一般政治人物失言或失态后，需耗费大量政经资源展开“危机公关”，但“政治网红”陷入舆论风波后，他们的支持者往往利用新媒体无远弗届的特点，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串联行动，自发维护其“品牌形象”，以“率真”“诚实”“洒脱”等理由帮助候选人建立“防御系统”，对冲、压制反对者的批评声浪。其二，超越传统媒体的宣传能力。“政治网红”的竞选团队多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把握社会脉动，并善用统计社交媒体使用者偏好的演算机制，在预算较少的情况下向网民精准投放个性化选举广告，营造横跨地域限制的知名度与话题性。此外，他们还可通过主动制造凝聚支持者共识且挑战所谓“政治正确”禁忌的议题，牵着媒体的鼻子走，让竞争对手曝光度黯淡。其三，突破同温层的渗透能力。相较竞争对手而言，“网红化”的政治人物，具有强大社会渗透力，可接触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主动接触政治乃至不观看政治新闻、但却热衷追捧网络热点事件或人物的“低头族”，达到拓展票源的目的。

“政治网红”为何在全球范围内异军突起呢？一是各国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加剧。伴随全球化进程，财富过于集中、缺乏合理分配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内不同阶层和人群享受到的经济全球化成果差距过大，有关成果分配机制失灵，分配显失公允”，使得各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发酵。二是庶民政治兴起。“政治网红”风潮直接体现的是选民对主流政治的逆反，他们对已有建制政治、精英统治“冷感”，潜意识里偏好新的政治选项。而“政治网红”的施政主张、参选动作与政治触点，直逼普通民众长期关注却一直被轻忽的现实问题，自然能够获得庶民阶层的青睐。三是政治消费文化变迁。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深刻影响着民众消费政治产品的习惯与方式。熟谙新媒体使用技巧的政客，能够流畅运用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主动投放一些内嵌网民喜闻乐见内容的政治营销产品，吸引民众自发关注以及自主转播。而这些“政治网红”也借势将自身生成、演进为“自媒体”，生产制造各类“网络爆款”，强力凝聚起关注新媒体的选民群体。

台湾地区同样具备孕育“政治网红”的深厚土壤与“市场环境”。其一，岛内民众变革意愿飙升。民进党重新执政后，推出的“一例一休”“年金改革”等措施激化了社会矛盾，直接损害了劳工、中小企业以及中产阶层利益。“拼经济”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民意，民众求新求变意识得到充分激发。其二，既有政治力量让选民普遍失望。台湾地区政党政争异常激烈，民众普遍厌恶蓝绿恶斗。国民党、民进党两大政党未能把准社会脉动，而“非典型”政治人物的政治主张正好契合了岛内民众的情感诉求与情感向往，成为岛内民意集体表达的突破口。其三，岛内网络普及与新媒体应用程度较高。台湾网民常年维持在75%～80%左右。台“资策会创新应用服务研究所”公布的资料指出，台湾每人平均拥有四个社交媒体账号，有Facebook账号者为90.9%、有Line账号者为87.1%。Facebook 2017年官方营运数据显示，在岛内2300万人口中，每月活跃用户约1900万，达82.6%，占比位居全球第一。

岛内“政治网红”遍地开花

近年来，台湾在“九合一”“二合一”等大型选举推波助澜的刺激之下，柯文哲、韩国瑜等“非典型”政治人物，逐步将“网红政治”推向台湾政治舞台中心。日前，“北柯南韩”现象持续演进，其他“政治网红”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网红政治”成为台湾政情、舆情热点。

一是韩国瑜独领风骚。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承诺只用“一瓶矿泉水、一碗卤肉饭”打一场干净选战的国民党前“立委”韩国瑜，空降民进党连续执政逾20年的高雄，竞选市长一职。在民进党执政不力的大背景之下，韩国瑜“接地气、重民生、讲真话”，呼应庶民政治潮流，利用网络推出生动内容，检讨民进党施政，其在线直播的观看人数动辄上万起跳，他因此成为岛内政坛网络声量第一的“大咖”。选战后期，韩国瑜又在Youtube等网络平台引爆高雄青年“北漂”议题，触动青年选民及其家长内心真实情愫，进一步扩大了其支持群体。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出，“韩国瑜的网红模式是网络声量起家，传统媒体跟风报道，再借着实体造势活动，阶段性‘变现实体群众，然后再重復转换到网络声量、媒体曝光，持续循环。进入选战倒数之际，实现‘得票转化、空军转陆军、将支持率变为选票”。而从选举结果来看，韩国瑜确实成功将虚拟网络中的政治声量“变现”为现实选票，大胜对手陈其迈15万票，反转民进党铁票区，并在“绿得流汁”的美浓地区拿到61%的选票。需要指出的是，“韩流”旋风也让蓝营整体士气高涨，其外溢效应蔓延至云林、彰化等县市，帮助国民党一举扭转政治颓势。而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后，“韩流”威力未减，其一举一动依然牵动广大网民目光。2月27日，立场亲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热门人选中，韩国瑜以34.4%的支持度一骑绝尘，领先柯文哲的29.6%和蔡英文的28.2%，政治热度呈攀升态势。

二是“第三势力”各显神通。自2013年起，柯文哲、黄国昌等“第三势力”即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制造“网红政治”风潮。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战中，柯文哲麾下的策略分析小组，对社交媒体的网络数据进行逐一分析，跟蹤台湾最常用的BBS论坛——PTT中青年群体关注的议题，搜集Youtube、Twitter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信息，找出并主动迎合青年选民喜闻乐见的热门话题，让柯文哲赢得中青年世代普遍好感。在2018年台北市长选战中，柯遭遇蓝绿两党围堵绞杀，但其在Youtube上公布“一日幕僚”影片后，上线三日就累积逾越300万次点阅率，最终浏览数超过1200多万。柯文哲借此积蓄的强大网络声势，在选举中以3000余票的微弱优势惊险取胜，其中，网络助选依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除柯文哲外，“时代力量”等小党亦擅长网络营销。“时代力量”“立委”洪慈庸在“洪仲丘事件”后，以受害者家属形象登上岛内政坛，累积众多粉丝。而洪也在选举中，以“人气变选票”方式扳倒寻求连任的资深国民党“立委”。在去年“九合一”选举中，“社民党”出身的苗博雅也遵循类似路径成为“政治网红”。她在“废死”“同性婚姻合法”等议题上拥有极高网络声量，首次参选就以12.48%的得票率当选台北市议员。此外，“网红”“呱吉”（本名邱威杰）第一次参选也成功当选台北市议员;在屏东第一高票当选县议员的蒋月惠，也因网络直播街头问政、小提琴表演以及“咬警事件”，获得全台关注度。

2019年1月25日，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右二）参加《与雄同行》城市短片行销大赛，并和百万网红合影。

三是民进党东施效颦。随着“北柯南韩”现象不断升温，向来自诩进步、懂民心、年轻支持者众多的民进党感到了强烈危机，民进党视“网红政治”为救命稻草，蔡英文、苏贞昌等绿营要角纷纷跟进鼓噪“网红风”。元旦以来，蔡英文不断提高其在Facebook的帖文数，积极经营Line、Instagram等社交媒体，还宣称要通过直播，“让人民知道政府做了什么”，并在Facebook上密集推出“小英去哪里”等节目，与幕僚“突袭”商区店家并介绍其经济政策，企图以“网红政治”手段重获民众的信任。新任“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要求各部门负责人在政策宣导上“更明快，要跟上网络操作的节奏”。在Facebook平台粉丝人数超过60万的“交通部长”林佳龙，频频通过Facebook倡导一些民众关注的话题;“劳动部长”许铭春，在召开内部会议时开直播高歌“甲你揽牢牢”（闽南语，意思为“将你抱紧紧”），表示要永远与劳工站在一起;“国防部”也计划在3月与“网红”“理科太太”合作推广台军野战便当。尽管蔡当局卖力复制韩国瑜等“网红政治”营销模式，但台湾民众已经通过选票，明确传递出不满当前两岸关系僵持以及岛内经济停滞、分配不均等现状的信号。蔡当局对此置若罔闻，不用实际行动改写其执政成绩，却幻想当“网红”来讨民众欢心，显然是在上演一场看似华丽却空洞无物的“政治烟火秀”。

总的来看，台湾“网红政治”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政治人物“网红化”，政治人物不惜通过在网络上“卖萌”“扮丑”，试图展现“直率淳朴”一面，以赢得民众好感。二是政治人物通过与“网红”合作、同台等形式，搭知名“网红”便车，拉抬人气，增加曝光度，从而将“网红”的个人粉丝与流量导入政治人物本人。三是“网红”跨界从政，代表性人物是当选台北市议员的“呱吉”，曾与柯文哲、韩国瑜频繁互动的“馆长”陈之汉目前也被粉丝“劝进”参选2020年“立委”。

进一步加剧岛内政治“浅碟化”困境

当前，“网红政治”现象已成为岛内政坛的“显学”，“网红化”的政治人物，不但有其自身无法突破的发展瓶颈，也无力摆脱“政治恶斗、政策摆荡、政商连结”等结构性问题限制，自然难以担负台湾“民主深化”的重任。

一是“政治网红”易沦为“快速消耗品”。当前，台湾整体政治生态日趋恶化，民众饱尝政局动荡带来的经济衰退恶果，社会普遍弥漫彷徨无助、悲观迷惘与挫折失落等消极情绪，人们对柯文哲等非传统政治人物寄予殷切期望，期待他们能治愈台湾社会分配不平、司法不公等政治痼疾。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政治网红”进入已有政治体系后，倘若不能展现良好的施政、参政或议政实力，很容易被既有政治文化裹挟，其行为模式只会趋同传统政客，落入与利益集团合作甚至媾和的窠臼，丧失支持者的普遍信任，并难以在下一次选举中重复以往成功的经验，最终只是昙花一现。

二是网络支持群体流动不居。“政治网红”以形象、个性等“卖点”进行自我包装与营销，依托庞大粉丝群体将网络人气转化为现实选票，因此，保持网络热度、吸引网民关注、通过互动对粉丝施加影响，成为其政治资产的主要来源。但是，与政治人物相关的议题能够创造的网络流量具有“天花板”，网民在有限时间内不能无限地接收信息量。在时间、精力、接受度有限的情况下，广大网民缺乏相对稳定的政治认同。在“网红”层出不穷的当下，“哪边吸睛、哪边有趣、哪边比较潮，网民就会被吸引过去”，“当更新鲜、更香的花朵出现，这群蜜蜂就会转向。”

三是加速岛内政治“浅碟化”进程。“网红政治”成功催生出一批擅长塑造“有趣”“搞笑”人设的政客，使民众的注意力偏离对重要政策问题的理性思考。部分“政治网红”吸引选民的主要“武器”不是深刻政见，而是个人炮制的充满娱乐性质的议题。出于炒作“短线政治”的需要，他们甚至还会以简化的语言、标语制造民众焦虑情绪，煽动社会民粹。正如岛内媒体评论指出的那样，“网络上所串联的意见，大多是浅薄的、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让公共政策无法被好好讨论。”岛内政党、政客竭力迎合“网红政治市场”消费逻辑，竞相扮演“网红”，认为只要在新媒体上“卖萌”“扮傻”就能博得选票的做法，显然无助台湾“民主深化”，只会进一步加剧其政治“浅碟化”困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