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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何以引发大革命

2019-04-19杨颖

祖国 2019年6期
关键词:大革命

摘要:《旧制度与大革命》不同于大多描述法国革命的历史著作,作者托克维尔站在贵族自由派的立场上,对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政治文化上的某种历史关联做出了许多独到而富有见地的分析。这不仅与托克维尔的出身有关而且与其丰厚的社会学功底密不可分。立足“旧制度何以引发大革命”这一问题,从嫉恨情绪普遍滋长、文学政治兴起与泛滥以及政府高度行政集权三个方面,探讨作者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某种历史关联的发现及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动荡革命的某种可能性解说将带来有益启示。

关键词:旧制度   大革命   托克维尔

一、从托克维尔的成长背景看《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的成败与苦乐既源自他个人的出身与成长,也是时代的造就。托克维尔出生于一个法国的贵族家庭,父亲曾在路易十六宫廷卫队服役,在大革命时代被捕差点被送上断头台,热月政变的发生使其逃过此劫,后又在复辟王朝时期做过省长。托克维尔的先祖曾跟随威廉公爵参加了征服英国的战争,对于这段光荣的家族史,托克维尔一直为之感到自豪。受此影响,他认为中世纪的贵族皆起源于征服战争,他十分怀念那段历史,认为领主们能够像国王一般统治领地的居民简直是领主们的黄金时代。而对于路易十四剥夺贵族们对领地统治权的行为十分痛恨,对进而形成的中央集权则更加难以接受。家庭的阶级特性深深的烙印在他的思想当中,这导致他难以放弃与生俱来的贵族心态,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及其他的著作中充分地流露出来。

然而另一方面,托克维尔自身的成长经历却又让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贵族阶级所带给他的局限性。目睹了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后,托克维尔已然蜕变为了历史的观察家,政治舞台中的批判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博览群书,游览各国,有着深厚功底的历史学家。这些自身成长历练让他拥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努力冲破家庭阶级的社会意识以及对祖国深深的责任与使命。

尊贵的出身和高贵的教育,他本应是真正的贵族,然而他的英雄主义精神却战胜了他对贵族阶级的忠诚,逐渐意识到他应该肩负的更加崇高的任务。过去与现在造就了托克维尔思想上的矛盾性与两重性。

二、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剖析

(一)何为旧制度?

从时间上看,法国革命者都将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称为“旧制度”。托克维尔所讲的“旧制度”,则是具体为1789年前存续了二三百年的政治体制——绝对君主制。这种政治体制类似于我国秦朝时期废分封设郡县的中央集权制,其兴起于世纪末的西欧各国,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

在这种绝对君主制下,地方贵族的行政管理权被大量剥夺,但很多封建残余却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最根本的表现则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划分,王朝政府将整个社会划分为教士、骑士、平民这三个等级。问题在于三个等级各自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集团或阶层,即便是同一等级下,不同阶层的境况也是天差地别,更为严重的是每个等级的情况又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进发展而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等级的下层骑士实际的地位其实与第三等级并无差别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表面上虽划分为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等级——特权等级和无特权等级。教士、骑士等级属于特权等级,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却享受着各种特权,除了残留的封建特权外,还垄断着国家的高官贵爵及大规模的土地和免缴财产税的特权,在他们的特权下,占人口大部分的平民则必然处在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

在这种等级划分下,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显然被构造成为不平等的金字塔式结构。但就是这样的金字塔式社会在托克維尔笔下却成为了平等甚至民主的社会,由此可见托克维尔独特的民主观。但他也强调贵族在走向贫困衰落,平民在走向富有博学,法国在走向民主,同时启蒙思想在传播中流行并深入人心,托克维尔认为这些事实已经足以证明法国已经成为了欧洲大陆真正的民主国家。他还强调相比于其他民族,世纪末的法国贫富差距与权力差距都最小,平等的观念与理论已经深深的扎根于人民的思想之中,在对中央政权的服从中仍然生长着独立与自由的个性,拥有这种个性的人民绝对不会屈服于不值得尊重的政府,自由的精神在这里依然生机盎然,因此这个社会在托克维尔看来是“民主”的。而且,托克维尔口中的民主概念是一种非常模糊的东西,他以趋势作为判断的标准,对于他来说趋于人人平等的社会即为趋于民主的社会,趋于民主的社会也就是民主社会了。这种所谓的“民主社会”实则是一种动态的、演进的过程。虽然那时的法国确是处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但是与真正的民主社会却是相差甚远。

(二)何为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在学界颇有争议,甚至连它的起止时间都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般都认为它爆发于1789年夏,但托克维尔认为它在1787年就随着“贵族的反叛”开始了。与英美等国家的革命相比,法国革命有一个十分明显而富有争议的特点——十分激进与暴烈。整个欧洲的贵族势力都因为其对平等的狂热与近乎彻底的追求而围攻它,为了解决这种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革命者只得广泛动员人民,甚至根据人民的要求实施“恐怖统治”。虽然阻碍法国现代化的封建障碍被彻底根除,但法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不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财富,而且革命的后遗症在接下来的近百年时间中一直在折磨着他们。

热爱自由的托克维尔虽不喜欢激进革命,但却没有用简单的眼光看待法国大革命,他甚至十分喜欢1789年与当年的革命者,他认为“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人权并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烛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而对于革命后期的演进托克维尔十分惋惜,他认为革命者“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按:指拿破仑)的平等仆役”。[1]不仅如此,在书中他还使用过“残忍”、“前所未有的最大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最不人道的革命”等字眼来形容大革命。毫无疑问,大革命带来了惨烈的后果与苦难,甚至还为拿破仑的独裁创造了机会。但即便是这样托克维尔也没有因此而彻底否定大革命,他仍然认为法兰西民族在其中表现出了“革命理想主义”并自豪地宣称唯有这个民族才有能力发动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并能够胜利地抵御欧洲联合起来的进攻。

(三)旧制度何以引发大革命?

托克维尔在书中有关革命的论述不仅直接呈现了其所揭示的旧制度和帝国在集权与平等转变进程上的延续性,也对革命的历史断裂尤其是对革命背后的政治动力进行了深刻地解释。

首先,旧制度下“嫉妒”与“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在“仇恨”情绪中,托克维尔很细腻地分解出另一种引发大革命的情绪——“嫉妒”情绪,通过这二者分分合合、疏密交互的影响及对政府推动它们生长与蔓延的分析,对大革命发生的心理原因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从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引发“嫉恨”情绪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世纪后期开始两个历史发展进程。其一表现在经济方面,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财富经历了此消彼长而趋于平等。托克维尔看到了贵族的穷困和他们政治权力的丧失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另一历史发展进程则是王朝政府中央集权化的政治进程,它与上述的经济发展进程同步发展,在这一进程中,贵族对领地的管理权、外省的自主权和城市的自治權一步步的被剥夺,不仅贵族的政治权利慢慢丧失,其他人也都成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王朝臣民。由于这两个历史发展进程最终形成的“平等化”效应,使旧制度法国变为了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民主社会”。但这种“民主社会”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畸形、毫无凝聚力的社会,因为其中到处弥漫着“嫉恨”。[2]所有的人都不满,尤其是是贵族、资产者和农民这三个群体,嫉恨情绪最为强烈。这种由于嫉恨情绪的泛滥导致的社会碎裂,这种在几个世纪间一直形同路人或仇敌的紧张关系,终于使法国人无法在大革命时代真诚合作。

其次,“文学政治”兴起与泛滥助长革命情绪。书中第三编的前三章对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涉及的主要是在法国启蒙运动中托克维尔认为对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法国文人通常都秉持最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的原则,由于下层民众对封建特权下的现实社会的不满,上层社会又失去了领导舆论的信誉,这种被托克维尔称作“文学政治”的东西便将普通民众与上层贵族都紧紧地裹挟起来。查阅了1789年的陈情书后,托克维尔更加相信被文学政治紧紧裹挟的法国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即将天翻地覆的危险,他们都跟随文学政治而去——要与旧社会彻底决裂:“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危险的革命”已经在所难免。

最后,政府高度行政集权导致大革命爆发。出于对贵族割据势力的警惕和统一全国的需要,旧制度下的法国选择了行政集权,这一被用来加强中央政权的制度却被托克维尔评价为给政府带来了无可救药的脆弱性。对此,托克维尔则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证。首先,管理国家事务的领导人们丝毫不通治国之术,尤其是对国家的经济财政管理不善而导致以中产阶级为首的广大民众想要对政府彻底革命;其次行政集权下的低效带来了王朝政府的脆弱性,对国家任何小事都不放过的事无巨细式管理方式、规则制度频繁更替、令行禁不止都加剧了其脆弱性;再次,高度行政集权下,民众对政府则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当政府无法按照民众的期待为其提供帮助、赔偿损失时,则会成为众矢之的。最后,高度行政集权还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个危险的巴黎。在高度的行政集权下,首都巴黎凭借其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已然成为了法国本身,并且由于制造业的发展,大量的手工业者——在大革命时代都成为了无套汉裤大军,这种状态下首都的一场骚乱自然能够引起整个法国的大乱。

三、《旧制度与大革命》带给我们的启示

托克维尔虽是贵族出身,但深厚的社会学功底也让他承认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运动对时代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因而他能承认革命有某种历史正当性,也能承认已经发生了的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只是由于他同时还坚信人的自由,坚信人类群体的力量与独立性,坚信在历史的任何时刻都存在选择的可能性,因此不承认革命的绝对不可避免性。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体现出的局限性自不必说,他对自由的狂爱来源于他深入骨髓的贵族观。

更应关注的是他对“旧制度何以引发大革命”这一问题的解说带给我们的启示,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某种历史关联的发现及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动荡革命的某种可能性,该书作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著作,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个案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展开研究,探索国家转型的一般性原理并对“如何避免革命”进行富有开创性的思考。稳定的转型,必须要有坚定的理念、明确的道路以及成熟的条件和壮士断腕的勇气。

参考文献: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32.

[2](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145.

(作者简介:杨颖,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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