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内生动力机制

2019-04-19白萍伊成山

商业经济研究 2019年8期

白萍伊成山

内容摘要：互联网的发展为居民消费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成为新时代居民消费升级的主要内生动力。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了引入互联网发展因素的扩展AIDS模型，并基于2010-2016年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成为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主要内生动力，且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推动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步伐相比于城市居民而言依然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依然处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同时过渡的阶段，而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已经跨越了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的阶段，开始进入由享受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模式转变的第二阶段。

关键词：消费升级内生动力互联网消费模式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我国的投资（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明显放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步下降，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受中美贸易摩擦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事件影响，已经降至多年来的低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32.3%，但较为欣慰的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不断形成，201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8.8%，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特别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下，带动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的深度参与和渗透），使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可供选择的消费变得更加多样化，消费理念、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事实上，这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得以证实，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指出，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依托和应用好互联网信息技术，重点打造好中高端消费，推进居民消费升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那么，问题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到底如何？对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所起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如何客观评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显然已经成为当前需要急切关注的问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综述;第二部分为互联网支持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内生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及实证检验，第三部分为简要的结论。

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影响机制研究综述

（一）基于传统消费理论的收入影响居民消费升级机制研究

传统消费理论认为，居民消费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居民收入，并由此形成了相关的消费理论假说（Friedman（1957）的持久收入、Duesenberry（1967）的相对假说和Keynes（1976）的绝对收入三大假说理论，以及Modigliani（1976）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这些理论均表明消费直接受到消费者收入与需求的制约。相应的，基于这些假说基础上，国外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如Hansen（1996）对德国的研究、Wilson（1998）对美国的研究均表明，收入仍是影响居民家庭和个人消费的关键因素，Wilson（1998）的研究还进一步表明居民具有预防性储蓄的动机而减少消费。关于收入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及消费升级的影响方面，国内大量学者（韩立岩，2012;陈波，2013;黄为挺，2013;李仪，2014;李亮，2016;范叙春，2016;等）以收入为切入点对此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收入是影响家庭和个人消费支出和消费升级的关键因素。韩立岩（2012）利用泰尔指数及家庭借贷指标，分析了收入差距和借贷水平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与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黄为挺（2013）阐述了消费升级的理论和现实，并提出了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入手来寻求消费升级的路径。李亮（2016）基于消费理论以收入和消费观念为切入点研究了流动性迁徙和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提高及偏好的影响。范叙春（2016）的实证研究则发现收入增长对消费结构存在门槛效应，一个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某些行业的消费性需求提升，譬如服务性消费的需求，并据此认为，消费结构服务化是我国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源。

（二）社会保障等其他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传统消费升级理论一般只关注居民收入水平对其产生的影响，而忽略了除收入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可能会对消费升级产生影响，于是得到的研究显然缺乏一定的可信度。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居民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已经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居民的消费除了收入的内在因素以外，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譬如社会保障、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物价上涨因素、产品的品牌和居民文化的差异性等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Feldstein（1974）从理论上研究了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将社会保障对消费者的影响分为资产替代和引致退休两大效应，认为资产替代效应大于引致退休效应的时候，社会保障将会导致居民的储蓄减少和消费的增加，反过来则会导致储蓄增加、消费减少，并基于该理论，采取美国1929-1971年的经验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论证了社会保障能够减少居民储蓄并增加居民消费的结论，后续的研究围绕Feldstein（1974）提出的社會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存在的挤进或挤出效应。Kantor & Fish back（1996）、Samwick（2000）、Juan & Carlos（2008）等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存在挤进效应。而Thaler & Shefrin（1994）、Gale（1998）等则并不支持社会保障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进或挤出的影响。国内方面，关于社会保障等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存在一定的争议。刘畅（2008）的研究认为社会保障能推动消费，但杨天宇（2009）的研究以及刘新（2010）的实证研究则认为社会保障支出不仅不能起到推动作用，反而存在抑制作用。李珍（2015）的实证研究同样支持了杨天宇（2009）、刘新（2010）等人的研究，而与Feldstein（1974）的研究认为社会保障能够增加居民消费的结论不一致，并据此认为出现这种不一致的根源在于我国当前居民的消费普遍还处于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除了社会保障因素对居民消费和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之外，我国学者还进一步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物价上涨因素、产品的品牌和居民文化等其他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考量其对居民消费和消费升级的影响。周辉（2015）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视角分析了不同区域居民对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以及消费结构的差异性，研究认为东南沿海较为发达地区的居民对享受型消费表现的更为突出，而中西部地区居民则更加偏向于生存型消费，同时还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居民相比中西部地区居民更具有消费预算，且不同地区居民消费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一致性。杨泽宇（2015）则基于文化、品牌等因素对我国一二线城市的软实力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软实力对消费的影响，尤其是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表现的非常显著，一个城市只有达到了一定的软实力水平才能够对该城市的消费升级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否则，该城市的消费升级很难得到有效提升。刘长庚等（2016）的研究则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是消费升级的内生动力，只有将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产、二产服务化，并将本身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进行内部融合、专业化和集聚化发展，才能够形成消费升级的内生动力，推动消费者消费体验与消费模式的升级，从而推动消费结构优化。

（三）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自2013年我国互联网金融元年开始，互联网在我国经济、金融及产业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促进了我国消费的发展。据此，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信息技术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相应的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焦新娱（2014）的研究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消费主权与消费模式发生了变革，随着消费者消费意识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对我国传统线下实体店模式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使得我国消费者开始趋向于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来开展消费，这成为消费升级的主要动力。王茜（2016）的研究则认为“互联网+”的模式有利于实现城乡消费需求转型升级，城乡居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更加便利的消费，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地方，更可以弥补实体商业建设的不足，以促进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刘湖和张家平（2016）的研究认为，互联网对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能够产生显著影响，能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杜丹青（2017）基于互联网技术研究了互联网助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提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够为城乡居民提供产品创新，并借助于渠道创新推动居民消费方式的变化，实现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环境的革新，最终实现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普遍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物流、流通体系等方面的广泛应用，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的消费和市场隔离现象，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减少了居民消费的中间费用，提高了居民消费的获得感，由此可以有效地向前传递需求信息直接推动消费升级，向后传递供给信息间接刺激消费升级，从而推动居民消费升级。

互联网支持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内生动力机制：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国外广泛利用AIDS模型分析某一类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国内的研究中也较多地采取AIDS模型来分析我国不同类型的消费支出并基于此考察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情况。本文同样采取基于AIDS 模型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情况，但本文与其他文献不同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本文将AIDS 模型进行一定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来分析互联网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其他文献普遍是针对每一类消费支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以及文教娱乐等等）来分析，而显然无法明晰我国消费升级的情况，本文则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将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八大类消费支出分为三大类消费类型——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予以考察，以更好地反映互联网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消费升级）的影响情况。

（一）传统AIDS理论模型的构建

AIDS模型是由Angus Deaton 和John Muellbauer（1980）提出，已经成为当前研究消费行为理论、反映消费升级情况的最常用模型，该模型的优点在于能够将其他的经济特征变量容纳进来，对一国消费行为及消费升级的反馈效应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该模型的基本模式为：

（1）

其中， wi第i种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根据效用与价格及总支出的关系，可将式（1）表述为（AIDS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2）

其中，x为消费支出，为实际支出水平，P为一般价格指数。

于是，其一阶差分形式可表示为：

（3）

（二）本文对AIDS理论模型的拓展

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在AIDS模型的线性表达式基础上引入互联网因素，得到包含互联网因素的AIDS模型如式（4）：

（4）

其中，ln（internet）为互联网因素取对数变量，同样对式（4）取一阶差分，得到结果如下：

（5）

其中，差分式（5）中的 Pj为价格指数，lnPj为商品的价格指数对数。

经过差分处理之后，去除了常数项，且将模型中的消费品价格水平转化成了消费品价格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在数据库中存在，便于研究的开展）。

将式（5）中的 ΔlnPj和进行化解分别得到：

（6）

（7）

（8）

根据胡日东等（2014）的研究，居民在前后一期的消费惯性基本相等，即：

（9）

所以，（8）式可以進一步简化为：

（10）

根据（6）、（7）（8）、（10）可以得到拓展的AIDS模型表达式为：

（11）

其中，。

因此，得到本文的进行实证检验的模型为：

（12）

在具体实证模型估计的时候，静态面板估计有三种类型，但考虑到Blanciforti 等指出最小二乘法（OLS）和似不相关回归（SUR）适用于线性AIDS 模型，所以本文在最后的估计时采取效果相对比较好的似不相关回归估计以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估计所使用的软件为stata15.0。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各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互联网上网人数及总人数（根据各省互联网人数及总人数计算出各省互联网上网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反映各省的互联网发展情况）均来自于国泰君安数据库，各省的各项消费价格指数来自于《中国价格年鉴》和《中国城市（镇）生活和价格年鉴》，由于部分省份的个别数据存在缺失现象，因此对缺失数据采取前后年份数据的平均值予以近似替代。同时考虑到我国互联网金融元年始于2013年，相关数据更新较为迟缓，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样本期从互联网金融元年的前3年开始，最终的样本期为2010-2016年（2017年的数据暂时不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个直辖市没有农村价格指数的统计，为了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进行差异性比较分析时样本个体的一致性，所以在最终的实证研究样本数据选取时均剔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4个直辖市，样本为27个省份。

同时，在具体研究时，目的是考察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故进一步将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八大类消费支出根据马斯洛消费需求理论将其分为生存型（主要包括食品、衣着和居住类消费）、享受型（主要包括家庭设备用品和交通通信消费）和发展型（主要包括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类消费）三大类型。在具体统计三大类消费价格指数时采取每一类型中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处理，其价格指数分别表示为lnPSC（生存型价格指数）、lnPxs（享受型价格指数）和lnPfz（发展型价格指数）。

2.实证估计结果及分析。采用stata15.0软件，分别就互联网发展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三大类型消费之影响进行估计，得到面板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的估计结果可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无论是对城市居民的三大类型消费支出占比，还是对农村居民的三大类型消费支出占比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统计上显著，且系数不为零），这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确实产生了显著的效应。进一步从估计结果可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无论是对城市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还是对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都产生了负向的抑制效应，这显然已经表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然跨越了以食品、衣着和居住类为主体的生存型消费模式，开始朝着更为高级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模式升级，这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也较为吻合。进一步的估计结果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同样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发展型消费支出的占比都起到了明显的提振作用，这也足以说明城乡居民对发展型消费支出需求在不断提升，但在关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的影响结果进行分析，发现需要区别对待，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其产生了负向抑制效应，而对农村居民的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则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这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已经完成了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型升级的第一阶段步伐，正在步入由享受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型升级的第二阶段，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仍然还处于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据主导的地位（尽管农村居民消费中关于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类消费为主导的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也显著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发展型消费正在不断迈进的阶段，也即是说，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仍处在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升级的第一、第二并存阶段。

从客观现实情况来看，表1的实证结果符合消费升级规律。具体而言，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传统依赖于商店的商品购买时空性被打破，这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表现的更为突出，原本由于距离商场远，能够接触的商品种类少等特征阻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下，农村居民可以方便地通过电子商务（淘宝、京东等互联网购物平台）等互联网渠道获取所需要的商品（这些商品更多地表现为以前难以获取的享受型消费，甚至发展型消费），故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下带来的商品价格低、品种多、消费选择范围广和买卖方便的优势下，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所以，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在生存型消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由于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并未得到较好地满足，在此背景下，得益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所带来的便捷性，让他们的消费结构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型的过程中，同时也开始向发展型消费升级，但相比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步伐则明显滞后。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原本就可以触手可及的城市商场和多样化的商品品种并未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得到质的改变，也就是说，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之前，他们就可以实现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所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城市居民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的影响相对于农村居民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来说表现的并不是那么突出（而且为负向影响），但对于城市居民的发展型消费支出而言，相比于农村居民来说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也可以从侧面再次印证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要明显快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的结论。

结论

本文在传统的AIDS模型基础上引入互联网因素对AIDS模型进行了拓展，在此基础上采用2010-2016年全国27个省的消费支出和价格指数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认为：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有力促进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升级，具体而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城乡居民的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产生了负向的抑制作用，对城乡居民的发展型消费支出的占比起到了明显的提振作用，而对于享受型消费支出而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城市居民的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产生了抑制作用，对农村居民的享受型消费支出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升级，但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步伐明显要快于农村居民。从具体的消费升级阶段来看，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仍处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转型，也就是所谓的仍处于消费升级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并存，但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显然已经实现了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跨越的第一阶段，已经步入由享受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的第二阶段。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城市居民发展型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相比于对农村居民發展型消费升级的影响要更强烈，这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促进力度相对更为有效，而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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