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伯云

摘要：《大清畿辅先哲传》是有清一代畿辅地区的人物传记。以籍贯畿辅者为限，其搜罗之广、规模之大，无论在河北一地，还是在全国都是空前的，大大超过《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畿辅通志》诸书，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大清畿辅书征》，对清朝畿辅地区文人贤达所创作的著作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更是对清朝畿辅地区政治、军事、史地、经济、哲学、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总汇，是研究河北文化历史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大清畿辅先哲传》、《大清畿辅书征》是徐世昌编纂的两部大型地方文献，对于研究清史、中国近代史、京津冀的地方史，尤为必备之参考书。在弘扬传统文化、挖掘地方人文资源的今天，值得一读。

关键词：贤哲;文脉;人文;历史

在弘扬传统文化、挖掘地方人文资源中，徐世昌编纂的《大清畿辅先哲传》、《大清畿辅书征》值的一读。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弢斋，直隶（今河北省）天津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协助袁世凯办北洋军，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深得袁世凯器重。1914年任国务卿，1918年由“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被直系军阀赶下台，退居天津后以诗画自娱。徐世昌嗜好收藏古籍，家藏书达8万卷，其中宋元珍本极多，有藏书楼“晚晴簃”、“书髓楼”等。藏书印有“弢斋藏书印”，我馆古籍藏书多见此印。他一生撰写编纂过30多部著述，如《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清儒学案》等，《大清畿辅先哲传》和《大清畿辅书征》是他编纂的两部大型地方文献，对于研究清史、中国近代史、京津冀的地方史，尤为必备之参考书。

徐世昌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的起因是要为编写清史做准备。后代为前代写史，这是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民国初建，撰写清史自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编者认为：“皇畿为首善之区，海内通才硕士鳞萃都下……故二百数十年来，畿辅人才之众，几甲天下”（《大清畿辅先哲传》王树枏序）。直隶作为首善之都，曾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才，可谓群英荟萃，文风蔚然。徐世昌“恐二百数十年文献，仅凭官家采访，不无遗漏”，遂有纂修《大清畿辅先哲传》之构想。适逢著名学者、方志专家王树枏来京，遂与之商定“共擎斯举”。他特聘王树枏（1851-1936，字晋卿。直隶新城县人，光绪丙戊科进士，累官至新疆布政使）等四十余名文人学士共襄此事。从民国四年正月至民国六年十二月，以三年之功完成此书，并由徐氏退耕堂刊行。书前有王树枏序、徐世昌撰《例言》，后有王树枏撰《序录》，凡八门四十卷，名臣传七卷、名将传二卷、师儒传九卷、文学传八卷、高士传一卷、贤能传八卷、忠义传三卷、孝友传二卷，另附列女传，载录清代直隶贤哲1866人，列女340人，共计2206人。

《大清畿辅先哲传》编次以科分年代为先后，无科分者以入官年代为先后，两者俱无，则按朝代叙次。纂修者在搜集史料时不遗余力，“凡国史所载以及私家撰著，其文献实有可以征信者，罔不穷搜博考”（《大清畿辅先哲传》王树枏序）。尤其是鉴于“北方士习朴实，专务闇修，不善标榜，碑铭传志，传者甚希，而方志所载，又复略而不详”（《例言》徐世昌撰）。因而对有关史料，尽量“远搜近访”，“博采宏搜”，所收人物之范围，以籍贯畿辅者为限，其搜罗之广、规模之大，无论在河北一地，还是在全国都是空前的，大大超过《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畿辅通志》诸书，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大清畿辅先哲传》发扬我国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既广为搜罗，又严把入选标准，坚持“无绩可陈者，概不予记载”的原则，对入选的传主采取“述而不作”的客观态度，不给后人以误导，只供后人以信史。为每位先哲立传，先详叙其生平业绩，再记其对后人的影响。如对孙奇逢、颜元、李塨等先哲的记叙，在详细介绍他们的思想体系后，对其门生传人的活动也予以记载，以彰显其学说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列女传是所有史书列传中均有的门类，但该书中所记的列女，不仅限于节妇孝女，列女传第六卷为才艺传，记载了一些能诗善画的直隶才女，如第一位为蔡琬：“蔡琬者，字季玉，绥远将军卢龙蔡毓荣之女，高文良公其倬之继妻也……”。蔡琬自幼濡染家学，博极群书，不仅是高其倬在政治和生活中的贤内助，更是一个在诗文上有很高造诣、能与丈夫琴瑟相谐的女才子，集贤妻良母与才女于一身的角色，成为封建时代的杰出女性之一。嘉庆间，铁保辑满洲、蒙古、汉军八旗诗人诗作，为《熙朝雅颂集》，亦以琬为集首。对才女的收集，对我们全面了河北历史、文化无疑拓宽了范围。在封建时代，作者不强作封建卫道士，不受封建刻板教条约束，为妇女作传，也显示了该书作者新的历史观。

遗憾的是《大清畿辅先哲传》将《贰臣传》中的畿辅人物除户部尚书、直隶真定人梁清标外，其余15人均未收录。如：吏部左侍郎、大兴人，《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作者孙承泽;吏部尚书，天津静海人高尔俨;刑部尚书，饶阳人田维嘉;都察副都御史，大兴人刘汉儒;刑部尚书，顺天宛平人刘余祐等。《贰臣传》是乾隆帝在乾隆41年正式提出编纂的，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

该书初刻于民国初年，牌记为“天津徐氏刊行”，全书22册1函，19.5*15.2，半叶12行，行25字，黑口，单鱼尾。徐世昌不仅编书也喜刻书，设有“徐东海编书处”，刊刻的主要有柯劭忞主编《新元史》257卷和著述数十种。所刻之书质量上乘，牌记多印有“天津徐氏”、“进修堂开雕”、“静远堂”、“退耕堂”等，《大清畿辅先哲传》也属其中之一。当时雕版印刷已经式微，但此书刊刻尚属精良，作为民国刻本，也有其版本价值。

《大清畿辅书征》是徐世昌编纂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关于畿辅地区的大型目录学专著。民国天津徐氏排印本，16册，2函，19.2*14.7，半页12行，行23字，白口，单鱼尾。

我们知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商榷》）儒生出身的徐世昌深知目录学在治学中的作用，也十分关注文人及其著作的流变命运。徐世昌在编纂了《大清畿辅先哲传》之后，深感畿辅地区：“宿儒硕彦淹雅方闻之士，往往其人事迹不少概见，而生平撰述时时见于他说者，所在皆是。余与同人网罗搜辑，无论其书之或传或不传，及见与未见，凡有可征而信者，辄为采录，以备后人甄择。”徐世昌认为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在很多书籍中可以找到记述，“往往其人事迹不少概见”，但是对于一个人的著述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不能为后人得之。徐世昌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与同人经多方搜罗，征得有清一代畿辅地区三百余年的一千七百余位学者先达著述4188种，汇集成编，即为《大清畿辅书征》，对清朝畿辅地区文人贤达所创作的著作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更是对清朝畿辅地区政治、军事、史地、经济、哲学、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总汇，是研究河北文化历史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该书有目有录，编排有序、检索方便。每种著作不仅标明书名、作者、内容简介，对其成书年代、写作背景、成书过程、该书的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影响，都一一加以论述。其编排体例以地区为纲，这些地区包括畿辅地区的十一府六州，每一地区中又按“宿儒硕彦淹雅方闻之士”的著述产生年代前后排序，以方便读者检索。例如对保定府文献的记载首先是明末清初的孙奇逢、刁包、最后是光绪年间的王树棠、陈永寿等。

徐世昌身居高位，却能关注“闇淡自修之儒，足不出里閈，名不事标榜，终身矻矻。而当世之人至不能举其姓名，其人甫亡，而其书即与之俱尽者，又不知凡几人也”。也正是在这一良知的促使下产生了这部“以书存人，以人存书”的大型目录学专著，使得名位不显、不出里闬的学者的著作，通过《大清畿辅书征》得以留芳。

《大清畿辅书征》不仅让我们看到有清一代畿辅地区文化之繁荣，更补充和纠正了一些史书记载之缺漏和讹误。如赵士通的《易图说》，刘瑞远的《方玉集》《勤榮堂集》等书，《清史稿》中均无载。《大清畿辅书征》能编入这些被遗漏的书目，为后人进一步查寻提供了方便。

在历代对妇女著述十分轻视的历史条件下，“凡分十一府六州釐为四十卷，而以闺秀附焉”，在最后一卷对清代54位妇女著作进行了整理，位列首位者与《大清畿辅先哲传》列女传第六卷才艺传第一位相同，为八旗闺秀文学之首蔡琬，著有《蕴真轩诗草》传于世。由此可见，是书做到了最大程度上保留、保存畿辅地区产生的文献资料。

徐世昌生于清末至民国间乱世中，他经历复杂，但在他主持下编纂的这两部地方文献，流传甚广，为后人研究河北历史、挖掘地方人文资源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线索，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