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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勇士、美术教育的开拓者
——记武昌艺专首任校长蒋兰圃

2019-04-19原湖北美术学院档案馆张爱华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19年1期
关键词:武昌湖北美术

原湖北美术学院档案馆 | 张爱华

湖北美术学院 | 张轩

蒋兰圃(图1),著名的革命家,画家和艺术教育家,湖北美术学院前身——武昌美术学校的创始人及首任校长。蒋兰圃历经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风雨春秋,从一名旧军人到辛亥革命者,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浴血奋战,立下显赫功勋;从一个美术爱好者到美术教育家和著名画家,成为湖北美术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和湖北美术发展的开拓者。

一、铁血丹心护炮台,辛亥革命敢为先

蒋兰圃原名蒋秉忠,1882年出生,湖南衡阳人。父亲蒋宾臣,于光绪初年任武昌金口长江水师田镇营,后调充蕲州水师营把总。蒋兰圃是独子,家无产业,母子二人随父在蕲州小西门城内居住,靠父亲微薄的薪饷度日。蒋兰圃八岁进私塾读书,自小爱好武术,敬佩革命志士。“年十一闻客谈洪秀全革命事,辄怦怦心动,因求授枪剑术。”[1]十七岁的蒋兰圃家遭变故,投水师营当兵。又于1903年改入陆军,在陆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一营右队充正兵。

1905年,蒋兰圃考入湖北武师范(后改名为陆军特别小学校)。由于喜爱画画,他曾利用课余时间到武昌西画社(外国人主持的教习西画的学社)学习了近一年的西画。在校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他在同学季雨霖、张铭新两人介绍下加入日知会,任军学界联络员,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毕业后任二十九标营左队司务长并代理左队二排排长。1911年春,由同学蔡济民、吴醒民介绍加入共进会,成为立志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在蔡济民的领导之下,积极在官兵中从事联络活动,准备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首义第一枪声响起后,蒋兰圃向二十九营官兵号召:“革命军占领楚望台、火药库等处,全军响应,子弹充足,不时即有炮队协同助威,我等袍泽,谊切均等,同处罪罟嫌疑之地,若不协力相助,于死中求生,恐异日论情谳罪,清政府亦必不以我二十九标一营独为不变之兵矣。”[1]这一番话,对全营官兵参加起义与否的切身利害作了分析,“各队闻言,均大感动,立待出营”。蒋兰圃“复申明约束,临敌务须秩序整齐,彼此亲爱相顾”[1]。此时,外出侦查的张君喆夫回报:楚望台宜增兵助守,蛇山军力亦嫌单弱。蒋兰圃商请孙君洪滨,王君殿甲率队到楚望台,而他自率左、右队士兵驰援蛇山据守炮兵阵地,与旗兵对敌。他与起义将士们奋不顾身,通宵血战,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次日,蒋兰圃又移守宾阳门、千家街一线,防截旗兵。在奉命独自回营途中,突遇旗兵枪弹袭击,他毫不畏惧,一边还击,一边机警地伏地潜行至营地,召集军士将旗兵悉数击毙。11日晚至12日晨,汉阳、汉口的新军也相继起义,此后,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蒋兰圃由蔡济民介绍到湖北军政府任军事参议官,并由参议处委派开办“招纳处”,为军政府招纳革命人才。后“招纳处”改名为“集贤馆”,蒋兰圃任副馆长。不久蒋兰圃又升任正馆长兼军务部参议官,先后招纳各省文武志士万余人,收呈条陈说帖三千余件。在汉阳失守,武昌危急期间,集贤馆全体人员在他的指挥下,做到了哪里需要就到哪里补充。甚至军务部职员离散时,他还率二十八人补各科室之缺,真可谓“馆员相结,誓铸铁团”[2]。后因经费问题,集贤馆停办。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湖北军政府改名为湖北都督府,蒋兰圃加入国民党,任湖北都督府参谋官,后改任副官长。常到湖北各下属地方办理临时委派之事,如劝说刘公解兵权、考察各县人民工商生活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武汉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军阀王占元派刘学长和杜督察长带队维持秩序,二人压制学生爱国行动,在游行冲突中打伤学生四十余人,激起民愤。蒋兰圃亦感到愤慨,他向王占元提议:“此次学生爱国运动,应该将肇事营长督察长撤职,并要安慰受伤学生,不然恐酿成全省学潮,并受舆论攻击。”王占元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同意此议。蒋兰圃还亲自到医院慰问和安抚受伤学生,受伤学生对刘学长和杜督察长的撤职表示满意,使冲突得以平息。嗣后学生为自力自强,成立化学工业社,研究墨汁面糊等物品,竟将上项日货禁绝。

五四运动后,蒋兰圃对军阀腐败混乱的政治局面深感失望。在执行公务时,常利用职务之便,尽可能地支持、维护和营救革命同志和青年学生。但作为一名军官又不得不受军阀辖治,身不由已的处境和与自己的革命理想日渐背离的沉重现实,越来越令他感到痛苦和迷茫。最终他拒受省会警察厅厅长之职,愤然离开军界。当时汉口出版的《中华民国公报》、《大陆报》先后随报印发画刊,以新闻画、漫画的形式讽刺军阀统治和社会阴暗面,揭露了北洋政府的文化复古逆流,对民众有极强的鼓动性。受此影响,蒋兰圃弃军政后,决心投身艺术。他希望以绘画的形式针砭社会的锢疾,抒爱国之志,发励群众之意。于是刻苦研习绘画,数年之内即成为武汉知名的画家。多年后,他曾坦然地谈起当初离开军界和政界的原因:

自辛亥以来,我就无心去谋那文武官场中的高官厚禄,因为文武官场两条路内面各有一个大恶点;以军人的天职,本是为国捐躯,效命疆场。最怕得了高位大权,就成个大军阀,其次图谋不遂的武人,或就变作匪类。文官的职责,本是为人民除弊兴利;然而他一时得了荣宠,就成了一个政客官僚,其下焉者弄到一官半职,就去贪赃枉法。以上不是文武官场两个恶点么?所以我看清这两条恶路,俱不是我愿意走的,到不如认识一条光明正当的大路,于是我就专心研究艺术,以表我个人之个性,谋我个人之愉快。现下处在革命时期,又站在这恶劣社会里面,就不去设法改良社会,努力奋斗么?……改良社会,不是要艺术家直接去宣传道德,改正人心,因为艺术家一己之眼光,可以窥破世界种种黑幕,故要借艺术以陶养社会人类之性格,并增长人生之乐趣。[3]

图1 蒋兰圃肖像

图2 校董合影

二、荜路蓝缕创美育,时代风云录春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省通衢的湖北成为资本主义列强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重点。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期间,深切感到“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之急务”,故“自强之策以教育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他以兴办教育,改革旧教育入手,制定了教育兴鄂、文教兴汉的战略,对湖北传统教育进行调整、改革、甚至废弃,采用新的教育形式学堂教育。先后创办了两湖书院、方言商务学堂、农务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武备学堂、中西通艺学堂等多种实业学堂。湖北地区新式教育蓬勃发展,成为清末各省教育的典范,许多方面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在促成辛亥革命,推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发展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作为社会文化形态重要内容的美术,也被纳入这股时代洪流中。1919年,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和《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和“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之要纲”的口号,强调美术教育应当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五四新文化主倡者们在高擎“文学革命”旗帜的同时举起了“美术革命”的大旗,并以此为契机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美术运动。新美术运动的倡导者大力倡导美育,把美术看作是拯救民族文化,改造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推动了美术教育的发展,近代美术教育兴起。“上海图画美术院(1920年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先后创立,开全国美术教育之先河。

当时已成为武汉知名画家的蒋兰圃为新美术运动所鼓舞,认为湖北为首义革命之区,为人文渊薮,又系中原交通繁华之地,却重商轻艺,习美术者甚少,于湖北美术发展极为不利。而“吾鄂教育事业,最为各省先,独于斯者(美术教育)历久无倡议及之”[4],为改变这种现状,他决心开发美术教育事业,以此推动湖北美术发展。在担任湖北师范学校图画科目考试阅卷官时,他发现出身清贫的唐义精、徐子衍的绘画成绩很出色。于是亲自到唐、徐二人家中走访,与他们共商办学之事。私人办学,资金匮乏是一大难题,蒋兰圃为开创湖北美术教育事业不惜毁家办学。据他女儿回忆:当年蒋兰圃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将自己多年收藏的字画、瓷器、藏书,甚至木质家具和生活用品都全部拿出来当街拍卖。不少市民闻讯而来,人来人往,轰动一时,他毁家办学的豪举为当地民众交口称誉。

1920年4月13日,蒋兰圃、唐义精和徐子珩在武昌芝麻岭创办了武昌美术学校。蒋兰圃任校长,唐义精为教务主任,徐子珩为总务主任。武昌美术学校以阐扬文化,开展美育为宗旨,为社会培养美术人才为目的,成为国内中部第一所美术学校,由教育部批准立案,由此拉开了湖北近代美术教育的帷幕(图2)。

草创之初,学校初设函授部和中等部,以后又增设绘画科和图案科。在专业设置上以师范、绘画和图案3个学科为主。由教务主任唐义精编写和刻印讲义,校长蒋兰圃亲授绘画。虽然教学条件简陋,学生人数不多,但“(教师)精心施教,(学校)声闻渐彰,从游者(学生)日众”。

1923年8月,武昌美术学校遵照教育部颁布的《美术专门学校规程》,增设专门部本科,改校名为“武昌美术专门学校”(简称“武昌美专”),成为华中地区第一所高等美术学校,也是中国现代最早的高等美术学校之一。康有为曾为学校书写了大幅匾额“武昌美专”。根据私立学校有关规程,学校设立校董会。校董会由学校创办人蒋兰圃、唐义精、徐子珩以及社会上爱好美术的知名人士所组成,主要职能是行使管理和监督权,并对学校经费和专业设置、对外联系等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学校增加了办学层次和教育结构,先后设立西洋画本科和艺术教育本科,学制三年。西洋画本科以培养美术专门人才为主,艺术教育本科以培养中小学美术教师为主。同时,设艺术教育预科,学制二年,为本科之衔接。原中等部改为高中部,设师范科,学制三年。以后又增设初中部普通科(1927年),学制三年。同时,增设附属中学编制,辖高中、初中两部。

由于学生增多,租用的校舍严重不足,为图发展,蒋兰圃和唐义精等呈请政府拨地建校。1924年8月,奉督省两署令,获准拨武昌水陆街旧湖北提学使署为校址。由于该处为“陈年官署,半就倾圮”,不得不“鸠工重建”[2]。为了筹措资金,蒋兰圃散尽家产,不惜将个人当年在湖北樊口购置的五百亩田产及一艘小火轮股票,悉数捐出做为建校基金。教务主任唐义精则亲自向南洋华侨募金,并与总务主任徐子珩同赴北京与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接洽津贴,获得补助经费数千元。校董和社会名流也资助若干,共筹银3万余元,于1926年建成迁入。新建校园座落在武昌水陆街歌笛湖畔,占地面积21329㎡,校园环境优美,建筑独特。“石柱崇楼,恢宏壮丽,几为武汉各校之冠。”[2]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武昌经历了41天激烈的围城之战。武昌美术专门学校校务因此停顿,学生失散。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蒋兰圃应邀到武昌济难会画宣传壁画,后受任于唐生智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副官处交际股主任。学校复课后,校董会进行改组,选举蒋兰圃为校董会主席,并推举唐义精为校务主席委员。

1930年,学校正式改名为“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还增设了音乐专业,成为湖北第一所高等艺术学府,并在教育部立案,管理制度上也由委员制改为校长制,并推举蒋兰圃为校董事长,唐义精为校长。担任校董事长后,蒋兰圃虽先后到军中和商界兼职,但仍将工作重心放在学校的发展和建设上。他一方面利用其军界和政界的人脉关系,为学校争取办学经费,索求名人题词,不断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以校董事长的身份行使管理和监督权,参与学校决策和重要活动,他每周都会到校视察,以强有力的手腕支持唐校长管理学校事务,为学校的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侵华日军对武汉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8月16日正午十二时余,日军出动飞机八十一架次,分两批对武汉轮番投弹轰炸,武昌艺专也未能辛免。此次轰炸不仅严重破坏了校园建筑,还使多年学校珍藏的字画、古物,大批未来得及运走的工具、仪器、模型、标本、机械、教具、图书,以及住校教职员、校工、学生的个人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在学校生死存亡之际,董事长蒋兰圃、校长唐义精不得不决定举校西迁以求生存。蒋兰圃全身心投入迁校事务,竟置自己的个人财产于不顾,导致个人的房屋、家产以及多年的油画作品《工人失业》、《五谷丰收》、《灾民待赈》、《东北村民流亡》等及多幅风景画均被日机炸毁。

入川后,在四川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蒋兰圃为驻校校董,再次和唐义精校长担起重建学校的重任。学校被炸后,损失惨重;又为避兵燹,辗转迁徙,耗尽财力。到江津后渐渐经费支绌,日形拮据,生活极为困苦。经费不足,贷金不敷时,学校伙食改为两粥一饭,饭中还掺杂粮。窘迫时,师生常吃玉米馍、喝红苕稀饭度日,有时甚至挨饿。蒋兰圃的女儿蒋幼兰回忆:“流亡时期我刚10岁,随父亲和唐校长辗转流徙,历经千辛万苦,学校迁到江津后,真苦呀!有时无隔夜之粮,常喝红苕稀饭度日。我那可怜的母亲在贫病交迫中离开人世,至今仍长眠在江津五十三梯。”[6]

在江津,教学条件也极为艰难,师生们不得不以茅舍作画室和琴房,点松明、豆油作灯,用手织纱布当画布,自烧木炭条当画笔,用染料代颜料。已年过六旬的蒋兰圃除教西画兼国画外,还承担了编写图画理论的繁重任务,并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总务主任。尽管公务繁忙,他仍在课余时间,随身携带着写生本,行走在五十三梯,静静地描绘美丽的山野,繁忙的农人和师生的简影。他平易近人,与师生关系密切。每过元旦、春节,学校都要在教室里挂上乡下的粑粑灯笼,开晚会演节目,他也会参与表演,给大家助兴。66岁高龄时他曾登台赤膊表演过中华武术,搏得满堂喝彩。

1944年3月24日,校长唐义精、油画教授唐一禾俩兄弟乘船外出公干,却因船载客超员,在小南海触礁沉没,不幸罹难。痛失携手办校的老友,令蒋兰圃悲伤万分。“老泪无多哭知已,苍天何遽丧斯人。”(挽联)在此危急时刻,年过六旬的蒋兰圃再次挑起了校长的职责(图3)。次年,他因年高体弱辞去校长之职,并推荐本校张肇铭继任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原校舍在抗战期间已被日机炸毁,武昌艺专于1947年返汉,租用汉口府东五路宁波同乡会馆为临时校舍继续办学,并开始长达近3年的校舍重建活动,由于战争及动乱等因素,武昌艺专始终没能得到任何建校经费。蒋兰圃在学校创办初期,曾将自已的田产和股票全部拿出作为学校基金。当武汉沦陷时,田产被当地敌伪分子霸占,而小火轮也早已在武汉会战前为阻止日寇西进被政府征集沉入长江。蒋兰圃曾申请政府赔偿一定金额用于重建校舍,却一直没能如愿。尽管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最终仍然失去武昌水陆街校园,这是蒋兰圃生平最大的憾事,直至晚年还在自责:返汉后“无力重建校舍,这是我创办于前,不能恢复于后,是我做事有始无终的缺点”(《蒋兰圃自传》)。

三、传播西画,阐扬国故,直面人生百态

蒋兰圃自幼爱好雕刻和画画,在湖北陆军特别小学校学习军事时,常利用空闲时间临摹炭精画以自娱。校长刘邦骥知道后,便鼓励他在学习军事科目的同时兼修艺术。1909年8月至1910年4月,他利用课余时间到马斯福主持的武昌西画社(外国人主持的教习油画的学社)主修了钢笔画、铅笔画、水彩画和油色画等西画课程,为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西方文化得以大量传入中国,西方美术也在此时给予中国传统美术极大冲击。受美术西化的浪潮影响,蒋兰圃离开军界后,创办了“兰圃画会”,与绘画同仁积极研究和传播西画,成为武汉最早画西画的画家之一。1917年,蒋兰圃联合唐义精和徐子珩等人组织美术研究社,这是湖北地区第一个现代绘画研究会。他们以美术社团的形式,共同研究绘画原理并传播西画,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美术在武汉地区的发展和演进。

蒋兰圃通过多年的不断刻苦学习,极大地提高了的绘画技能,并逐渐掌握了油画、水彩画和中国画的技巧。他早年的作品以油画为主,主要题材涵盖人物、静物和风景,其中又以油画人物成就最高。其人物形象逼真,准确严谨,多取材自现实生活,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贫苦的出身和军旅生涯,使他的视角更为贴近民众,更加深刻的体现底层人民的疾苦,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百态。他的艺术作品在武汉颇有影响,代表作《孙中山先生在病房》、《寒冬之夜》、《九一八事变》、《难民图》、《断炊》(图4)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5]。(解放后,中央文化部为编写中国美术史,曾派人到四川寻找以上作品,可惜都已失散于战乱之中了)。1935年6月,王霞宙、龚孟贤在《武汉日报》上发表的《武汉中西画家总评》中对蒋兰圃在汉口市美术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农家》评价说:“蒋兰圃于武汉西画界为先进,所作《农家》色彩鲜明,取材于日常生活中,不写田园乐,独刻其黯淡景况,意深远矣。”[6]

此外,蒋兰圃的水彩静物和风景画色彩也极为丰富,其国画人物、山水、花卉、翎毛亦各尽其妙(图5、图6)。1927年秋,为改变当时湖北“艺事不昌”的现状,继承和发扬“骚雅旧邦”的优良文化传统,蒋兰圃与学校同仁张肇铭、欧志先等国画教师和方康直、赵合俦、钟道泉等学生,联合徐松安、管亦仲等社会上书画家、收藏家,成立了湖北第一个民间书画团体“梅社”。“梅社”以“阐扬国故,振起艺术”为宗旨,以传承中国画技艺,切磋、创作书画作品为目的,积极开展和参与学术交流。不仅与武汉美术同仁联合举办过书画展览会和参加全国美术展览,还多次开展书画赈灾、抗日捐助等社会公益活动。“梅社”是湖北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书画社团,推动了湖北地区传统绘画艺术的现代演进,其艺术研究和交流活动一直持续到1947年。

图3 1945年12月22日庆祝复员大会纪念

图5 中秋之夜 蒋兰圃

图6 静物 蒋兰圃 艺术旬刊1931.4.1创刊号

1949年,武汉解放后,武昌艺专并入中原大学文艺研究室,与其重组为中原大学文艺学院。蒋兰圃任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名誉教授,继续从事美术教育。12月,蒋兰圃调离文艺学院,被聘为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委员。1953年9月,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与湖北省文物整理委员会合并成立湖北文史研究馆(简称“文史馆”),蒋兰圃被聘为馆员。1957年,蒋兰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此外,他还曾担任中苏友好协会委员、湖北省文联会员,武汉市艺术研究会会员。1958年10月蒋兰圃在武昌病逝,终年71岁,武汉市委及各界团体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蒋兰圃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革命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在湖北美术界和湖北美术学院历史上都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饮水思源,在百年校庆即将到来的之际,我们无比怀念这位老校长,永远铭记这位辛亥革命的勇士、美术教育的开拓者。

注释:

① 教育部立案,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一览(校史):1934-10[A]. 武汉:湖北美术学院档案馆。

② 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唐义精唐一禾先生事略:1944-7[A]. 重庆档案馆,第692-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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