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子

我们一生能够读的书实在是太有限了。能读的书就像古代算命先生所说的一个人的运气，是有定分的，该多少就是多少，多一分也不行。

在北京那五年，逛书店是一大乐趣。大学刚毕业，基本工资七十元，加上洗理费、书报费等补贴，一百零几元。衣食住行四大项，住是在集体宿舍，不用花钱;行，公交月票只要三块五;衣服，每样两件，足够换洗;吃在单位食堂，每月大概二三十块钱。月初工资一发下来，把月票和饭票买好，剩下的钱，就由着性子花了。上班的地方在复兴门外，去西单和王府井都方便。其时书店不多，王府井新华书店一枝独秀，规模是别的书店没法比的。晚饭后，骑车直奔王府井，逛两个小时，买一两本书。如果还有兴致，再去东风市场里的中国书店。旧书便宜，书类也杂，架上搜寻，有淘宝的乐趣，但找到好书要碰运气。除了东风市场，宣武门的中国书店也常去。像新街口、海淀、琉璃厂的，偶尔想起来才会跑一趟。

成套的书，如果不齐，一本往往只需两三毛钱，但配齐不容易。《管锥编》一套四本，我买到两本，每本两毛五分钱，直到离开北京还没配齐。同样没配齐的，还有《陈与义集》和郭茂倩的《乐府诗集》。配齐的书里，只记得阿拉贡的长篇小说《共产党人》。我喜欢阿拉贡的诗，爱屋及乌，便买来他的小说。太新的书给人生分的感觉，我更爱那些微微有些旧，封面有些绵软，但不折角、不开裂的旧书，拿在手里，带些往昔的感觉。尤其是封面的颜色稍褪，不那么鲜艳耀眼，就显得特别可亲。《共产党人》就是如此。在东风市场买到的最好的一本书，是艾特马托夫的《白轮船》，改革开放前的内部参考本，也许就是俗称的“灰皮书”吧。这书后来也散失了，幸好手头还存着一本《艾特马托夫中短篇小说选》。

每月的上半月，隔天就要跑一次书店。有时下午不忙，三点过就溜出办公室，逛完书店，还能赶在下班前回来。下半月囊中渐空，买书的节奏慢下来，20号以后就彻底闭门不出了。

北京五年，积攒了一千多本书，包括大学和高中时的留存。即便如此，数量也相当可观。买书的速度比阅读快，大部分书，直到散失，还没有读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书，中国古典文学也好，西方文学也好，直至哲学、美学、艺术史，很多是旧书重刊，质量很高。我的工资有限，时间却充裕，能够精挑细选。买的书不少是读过的，或是读过的作家的其他作品，多半是经典之作。不熟悉的书，总要读读前言，翻看几页内容，再向读过的朋友打听，确定无疑了，才下决心买回来。

到纽约之后，买书少多了，但每次回国，还是会带回一堆书。几十年下来积少成多。这些书足够余生所读。而实际上，我读的书百分之九十是借來的。金克木先生有一本书，叫《书读完了》。他的文章我读过不少，这本书没有见到。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书名，一个什么样的读书人，才会说出“书读完了”的话？鲁迅不会说，周作人不会说，钱锺书也不会说。说这样的话，不是夸耀——世上的书，没有任何人能够读得完，即使局限于某个领域，一定的时代和国别，也不可能读完——也无必要。

从另一个极端，换句话说，世上没有一本书是每个人必读的。说“书读完了”，是酒足饭饱后，手捧一杯清茶时的满足叹息，大有东坡诗里“散步逍遥自扪腹”的风味。当我对着架上的书，目光扫过一行行书名时，想起金先生的话，顿时一股快意，假如可能，是真该“掀髯一笑”的。“书读完了”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我们一生能够读的书实在是太有限了。能读的书就像古代算命先生所说的一个人的运气，是有定分的，该多少就是多少，多一分也不行。

我几次起过念头，把藏书整理个目录，每一本后面，写一段题要或读后感，哪怕只写“好书”两个字呢。问题是，这样就须把没读的书都读一遍。我能做完这件事吗？不知道。

藏书，对于写作的人，更大的意义不在读，而在备查。读书，我是从不嫌书少的。渴盼一读的书实在找不到，很痛快地认命，不觉得是了不起的损失。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李白，还有杜甫。写文章时查资料，这才明白“书到用时方恨少”。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雇一支大军，搬着图书馆的全部文史书籍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吧？所以，一切顺其自然。

读顾炎武《抄书自序》，其中记起先祖的话，“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他又引孔子的话：“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抄书是最好的读书。我小时候抄过整本的《千家诗》，还抄过几回《西游记》，大学时还抄了一大本民国诗选。三十年一轮回，如今买书极少，读书亦少，却慢慢习惯了抄书。从前仗着记忆力强，从不做笔记，后来不做是因为懒。记忆力衰退，不得不勤快起来。做摘抄，等于写读书记，等于写日知录。

（摘自《财新周刊》）

读书以明理，读书以做人，读书以立德树人，如此方是读书之本根。俗人不明事理，竟然本末倒置，遂将读书作为谋财谋利之手段，奔竟于“匠”“术”之小技，而忽视“道”“德”之大器，岂不害己殃人误国哉！

——吴藕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