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社会危机是风险社会的实践结果。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理解社会财富逆转移现象是控制危机的关键。社会财富逆转移现象带有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逻辑，这体现在社会财富逆转移的路径上。社会财富逆转移现象塑造出复杂的风险群体，这些人群基于自身条件以不同方式认知风险状况，由此产生了风险归责，群体对立发生，出现跨越旧有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危机事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将继续，在变化着的社会背景下，控制社会财富逆转移、控制风险群体并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风险归责，是防控社会危机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 财富逆转移; 风险社会; 社会危机; 弱势群体

中图分类号： C913;F124.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4.001

有别于传统的“自然界危险”涵义，现代化进程赋予了“风险”一词更多的社会学涵义。在总结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弥漫的各式风险的基础上，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尔引入“风险社会”理论，其核心是：风险的语义正逐渐盖过经济上的语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1]。“风险社会”理论从两大层面解构了当前社会的特征：第一，风险无处不在;第二，风险分配的逻辑正在取代旧有的财富分配逻辑，成为社会群体分化的重要原因。从第二层次来看，风险将逐渐成为界定群体利益的新标准，而非财富。同样的风险正在建构出特定群体的同质行为。因此，风险分配在构建利益群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风险分配的逻辑正在取代旧有财富分配的逻辑，在此基础上，新的社会结构正在生成。

一、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危机

社会危机主要是指社会层面的问题引发的紧张情境或是动荡态势。社会危机和公共危机属不同范畴，社会危机更侧重风险来源，根据风险社会理论，既要关注对社会危机的研究（風险的实践性后果），更应理解风险分配逻辑所起的作用（风险发生作用的途径）。现有对中国社会危机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将社会危机的爆发归结为各式矛盾，并认为社会矛盾的恶化是造成社会危机加深的重要原因。如吴忠民[2]将引发危机的因素分为本因性和诱因性两大类，认为本因因素（社会矛盾）的恶化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刘中起则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有恶化趋势[3]。研究着力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特征和趋势性变化，却没有分析从矛盾传导到危机端的过程，而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可以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得到一定补充。

从风险社会理论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危机，首先要立足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现实：中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经济形态向新的经济形态转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转型期带来的不仅是风险“无孔不入”，更重要的是财富分配逻辑和风险分配逻辑特殊的作用方式：第一，从社会总体看，财富分配逻辑仍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第二，风险分配逻辑的演变正在加速中，虽没完全取代财富分配逻辑的地位，但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正在加深。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群体的分野首先基于财富分配逻辑进行，风险分配逻辑并不能完全脱离财富分配逻辑的制约，但财富分化的后果已经不能用“贫穷或者富有”来概括，必须从风险分配逻辑拓展其外延。在此基础上，社会财富逆转移概念被引入其中。笔者认为，理解财富逆转移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均和风险分配不均将是理解中国社会危机爆发的关键。

二、 社会财富逆转移在中国社会危机研究中占据重要角色

社会财富逆转移是对“贫富差距”的拓展。在已有关于社会危机的研究中，学者们无一例外地承认“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社会财富逆转移正是在贫富差距的基础上提出。尽管弥合差距的措施正在实施（如调节性的税收政策、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等），但社会财富分配差距现实却有着被“放大”的特征：社会财富正在从弱者向“强者”转化[4]。“社会财富逆转移”较“贫富差距”一词精确地抓住了社会危机爆发的核心。

“财富逆转移”概念包含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逻辑：社会财富逆转移是基于贫富分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社会现象，是违背社会公平、损害弱势群体的财富转移。不仅塑造出了“穷人”和“富人”，也构造出了新的风险群体。首先，在财富分配的角度上，社会财富逆转移造就了“贫穷人群”和“富有人群”的分化。其次，从风险分配的角度上来看，社会财富逆转移带来的社会群体分化更为复杂。社会财富逆转移挑战社会公平，经济成果的分配不均会引发心理、政治、社会等方面利益的分配不均，塑造出了不同的风险群体。从财富逆转移路径造成的风险后果来看，风险群体包括但并不限于贫穷人群，只是相对贫穷的群体承受着风险不均和财富不均的双重压力，因此蕴含的风险性比其他群体更巨大。

三、 社会财富逆转移引发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路径

社会财富逆转移本身具有的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二重性质，决定了财富逆转移路径的产生也带来风险群体的汇聚。财富分为流量财富和存量财富两大类，社会财富逆转移可粗略分为流量财富逆转移和存量财富逆转移两大路径。流量财富逆转移路径之下，可以根据要素不同分为资源要素财富逆转移、土地要素财富逆转移、劳动要素财富逆转移、资金要素财富逆转移;存量财富逆转移路径之下，可以根据财富的具体形式，分为实物资产财富逆转移和金融资产财富逆转移两类。社会财富逆转移的路径同样也是累积风险的路径。

（一） 流量财富路径带来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

1.基于资源要素的财富逆转移与风险分配。当前中国基于资源要素发生的财富逆转移，主要表现为国有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据相关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后，凭借行业的垄断地位和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国有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0多年超过GDP增长速度。国有企业坐大虽然肯定了国有资本的强大运营能力，但对民营企业的挤压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在中国，主要涉及电信、电力、石油等行业的自然垄断。自然垄断产生之后，相关企业有市场定价权，存在隐形的“价格管制”。这种统一性的定价为这些自然垄断企业带来了高额的利润[5]。其次，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数量众多，自然资源对于单个人而言具有稀缺性特征。但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使用采取统一定价策略，且考虑到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定价有压低的倾向。资源定价长期保持在一定水平，不能及时反映供求关系变动，因此资源使用者成本低。而资源使用者往往是某些具有特殊准入权的国有企业或相关企业，尤其是专营资源类的相关行业，由于成本的扭曲获得了许多利益[6]。

在资源要素的财富逆转移中，涉及到的对立群体主要是国有垄断企业与一般民营企业。同时还伴随着消费者福利的损失，以及间接影响到不同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对比。承受这一类财富逆转移造成的风险的群体主要有：处于不利地位的一般企业、受到福利损害的消费者、收入较低的非垄断行业。

2.基于土地要素的财富逆转移及风险分配。中国实行的城乡土地二元化制度是土地发生财富逆转移的根本性原因，征地环节为财富逆转移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当前中国土地出让中存在不少问题：如“毛地”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违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违法占用农用地等。某些地方政府、开发商、地方性的大企业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累积了大量的财富，本应当获得合理补偿的原土地使用者却遭到压制，难以获得应有的利益[7]。

在基于土地要素发生的财富逆转移过程中，涉及到的对立群体主要有政府和拆迁户、收地农户，开发商和被征地者等。其中，承受了这类风险的人群多数为被征地者。“钉子户”自焚、拆迁户上访等围绕征地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基于土地要素的财富逆转移正在使被征地者这一风险群体变得更为脆弱。

3.基于资金要素的财富逆转移及风险分配。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走向了最后一步。但利率管制实施的时间较长，并诱发了不小的弊端。利率管制造成的直接性后果就是资金定价的偏离。利率“二元化”使得行业之间的融资成本产生巨大差异。官定利率一般由银行实施，而银行较倾向为信誉好、规模大的企业融资。缺乏银行融资渠道的众多民营企业不得不选择其他途径融资，而运用的资金成本往往较贵。因此，优惠利率和大量的贷款流入国有企业以及相关垄断部门，而民营企业的资金缺口长期得不到弥补。

在基于资金要素发生的财富逆转移过程中，涉及到的对立群体是大型企业和小微企业，承受社会风险的群体则是小微企业、进口企业以及汇率扭曲造成福利损失的消费者。由于资金要素定价不一，小企业承受着巨大风险：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15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共76家企业关门，其中东莞占27家，比例超关门企业总数的1/3。从行业来看，家具、纺织、电子等7大劳动力密集行业此现象高发。

（二） 存量财富路径带来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

1.基于实物资产的财富逆转移及风险分配。目前中国社会中，实物资产存在的财富形式有住房、耐用品、古董、字画等等。富人因其自有的财富实力，拥有较多的实物资产。虽然实物资产的形式没有发生变化，但产生的财富效应却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体现：首先，富人有拥有更多住房、耐用品等的倾向。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之时，富人拥有的实物财富得到升值。目前住房是吸納资金最多的一个领域，且近些年来房价上涨速度较快，拥有更多住房的富人，等于吸纳了更多的资金。而穷人的财富结构往往较为单一，在物价上涨中获利情况较少。其次，财富拥有自我增值的倾向。对于本身拥有实物资产较多的人而言，抵御风险、进行再投资的能力也较强。而穷人的资金多半投资于日常用品。且财富累积惯性说明：财富基础在短时间内难以动摇，存量财富逆转移治理的难度将高于对流量财富的治理难度。

在基于实物资产要素发生的财富逆转移过程中，涉及到的对立群体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承受风险的一方为低收入者。

2.基于金融资产的财富逆转移及风险分配。民众所有的金融资产，主要分为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两大类。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拥有的存款数量和有价证券数量都高于低收入者。银行存款的增加值是利息。债券收益来源于利息或者买卖差价，股票收入来源于红利以及买卖差价。无论在哪一种金融工具的层面上分析，高收入者的金融资产派生价值都将高于低收入者。另外在金融领域，信息拥有巨大价值。信息是价格形成的基础，拥有一定数量的信息有助于金融资产的增值。高收入者因其生活领域、知识层次水平等，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广，且对信息的真假有一定鉴别力。更有甚者，还能通过内幕交易获取相当大额的利润。而低收入者往往对市场信息不敏感，反应较慢，且缺乏信息的来源。因此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利用信息获利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存量财富逆转移，对立群体是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是社会风险的直接承担者。

四、 社会财富逆转移与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

社会财富逆转移与社会危机的发生有两层关系：第一，社会财富逆转移的各个路径不仅造成了财富分配，更塑造出不同的风险群体，为社会危机的发生提供了群体基础。第二，社会财富逆转移还带来了风险归责的需求和可能性，而风险归责是引发社会危机的必要环节，也是连接社会财富逆转移与社会危机的桥梁。

（一） 社会财富逆转移与风险群体

社会财富逆转移现象的发生引发了相关风险群体的形成。上文通过财富逆转移路径的详细梳理，可以得到范围广泛的社会风险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工作者、低收入者、无房者等等。从风险动员的角度考虑，已超过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界限。

风险所界定的利益是其背后起作用的重要因素。风险群体因相同的风险而聚合，因不同的风险而发生分化，其聚散实则源于不同的利益诉求。风险群体在遭遇突发性事件之时，倾向于寻找风险的来源，并将责任归结为某一特定群体。同时，风险群体的风险认知和风险选择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不同风险群体理解某一事件、对待某一群体的态度有着不同之处。不同的关注点和同样的追责态度引起风险人群的进一步组合，从而引起冲突。如社会财富逆转移的大框架下，涉及到的风险群体包括民营企业、拆迁者、低收入人群等，可见这些风险群体存在交叉关系，不可截然分开的。但是当某一特定问题发生之时，对于不同人而言会有不同的看法，风险群体可能一致对外，或者内部出现分化，造成冲突[11]。以“启东事件”为例，起因是排污管道建设计划引发民众对于环保问题的担忧，其中涉及的群体有大学生、渔民、养殖户、教师等多个群体，在这起事件中，因为同样的风险因子（环境）造成了风险群体的联合。可见，传统的财富分类方式不如风险分类方式在研究社会危机方面更有解释力。

具体风险的分布往往与财富分配造成的群体分界具有一致之处。社会中常见的现象是，贫困群体面临更多的风险。贫困群体往往缺乏经济资源，进而影响政治、文化、社会相关领域利益的获取，成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弱势”往往体现在很多方面，极易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引起共鸣，因此，弱势群体发生的断裂，很可能以风险弥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一致性”体现了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的相互影响。社会财富逆转移现象具有增加了风险分布与财富分配的一致性。引发社会危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弱势群体的风险认知和风险转移意识。弱势群体希望改变自己目前的风险处境，通过风险对其他群体的转移，最终推动权益的实现，反过来能够改变旧有的财富分配格局。

（二） 社会财富逆转移与风险归责

風险归责是面对风险事件时的认知情况和反应举措。面对社会中的偶发风险事件，人们倾向于从自身的条件解读，做出的反应往往不同。风险归责是风险群体联合的原因，也造成了危机的发生。风险归责的差异导致不同群体的联合，某一外在风险事件的刺激将不同程度地动员起相关群体，进而引发社会危机的发生。

1.社会财富逆转移为风险归责提供了源头和路径。面对偶发风险事件的威胁，风险群体首先要思考：风险从何处来？风险如何发生？风险如何控制？由此必然会想到切断风险路径，消灭风险源头。社会财富逆转移为风险归责提供了相应的源头和路径。风险群体在归责之后，有了确切的目标指向和消除方法，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危机的爆发。例如，拆迁问题引发的危机现象，处于弱势一方的拆迁户直接将目标锁定在地方政府，伴生有政府和开发商勾结牟利的想法，拆迁户等采取上访、充当“钉子户”等形式表达自己扭转利益的愿望，如果当地政府在其他公共事务上作为不当，累积了其他风险群体的长久不满，很有可能就会爆发局部的社会危机。

2.风险归责过程。首先，风险性事件是归责的起点。风险性事件的发生与中国社会的风险因子息息相关。中国政府针对社会风险弥漫这一问题，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思路，即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五方面入手，全方位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一分类方式出发，可以将社会风险因子归纳如表1，表1中依次列举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国际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因子。这些风险因子可能成为风险性事件本身，也可能变异成为其他风险性事件。风险性事件的发生，背后都有风险因子的助推。如“瓮安事件”与当地政府的治理不当相关，“茂名PX事件”则离不开环境因素的影响。

其次，媒体的传播在危机发生过程中有独特作用。现代社会中，突出特点就是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和时效性。媒体的相关报道是现代社会中消息的重要来源。媒体的传播使得风险群体的归责意识得到引发，且为风险群体寻找矛盾来源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对于偶发性事件的传播和分析，有可能给风险群体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而网络的相关动员，有可能引发风险的进一步蔓延。

3.社会危机爆发过程模拟。社会财富逆转移的六大路径不仅造成了财富分配后果，也造成了风险分配后果;不仅拉大了贫富差距，也造就出了不同的风险群体：如拆迁户、小企业、低收入者等。传统贫富差距涵义之下的弱势群体同样承受着财富逆转移带来的风险，财富和风险分配的同构性使得弱势群体更为脆弱。财富逆转移带来了风险归责的指向群体和发生途径。经济方面的通胀、金融崩溃或是来自政治方面的腐败、规则破坏、政策失误、法律不公等风险因子在社会中弥漫，产生偶发风险性事件。事件产生后，在现代化社会发达的传媒背景下，在参考媒体的报道之时，风险群体对风险事件作出自己的解读，思考风险来源，考虑掐断风险的通道和颠覆对立群体，由此产生群体之间的对立，从而输出社会危机这一结果。

五、 结论与展望

从上文推导出的社会财富逆转移与社会危机爆发过程简图中，可以发现两大关键节点：第一是风险群体的生成，第二是风险归责过程的发生。两大关键节点的背后都有着社会财富逆转移的身影。防控危机的发生，要从社会财富逆转移的治理出发，重视对风险群体和风险归责过程的控制。

（一） 社会财富逆转移问题的处理

要从存量财富调节和流量财富调节两大方面入手。流量要素包括：资源、土地、劳动力以及资金。我国流量要素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难以正确定价。要素价格扭曲是财富逆转移的来源。因此，对于流量财富的调节，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建立起市场决定要素价格的体制。与之配套的方案包括政府的简政放权、完善要素定价机制建设、开放资本市场、打通城乡要素流转体制等。存量财富的调节要依托财政上的相应举措。推进税收体系的完善，形成多样化的税收调节机制，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推进。完善转移支付体系，特别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要有资金上的偏向，要通过转移支付对弱势群体构建帮扶。

（二） 对风险群体的控制

社会财富逆转移对社会风险的群体分布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除了通过相应手段控制财富逆转移，也要对相应的人群进行控制。首先是对于风险群体的确定，具体方法是根据社会财富逆转移的几大路径，排查其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对风险人群的具体控制包括倾听他们的政策需要、定期排查其群体心理情况等。例如，可以建立起舆情分析体系，舆情分析体系可以帮助分析民众关心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成为其他政策推出的依据。

其次是从媒体角度出发，对风险群体进行控制。重视媒体传播的内容，媒体报道的内容和方式，对于风险人群如何认知某一事件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的角度看，要重视媒体报道内容和风格的把控，要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重视传播正面信息。媒体行业整体也应加强自律，要明确“传播”在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履行自己的正当使命，而非煽动或者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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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Theory，social crisis is the practice of the risk in modern society.China now i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into a modern society，and the analysis of reverse transfer of social wealth is key to gain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occurrence of social crisis.The reverse transfer of social wealth has double logic of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risk allocation，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paths of reverse transfer of social wealth.In consequence，group confrontation will be brought out and social crisis，which crosses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happens.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will continue，then the control of counter transference of social wealth，risk groups，and guide them to correctly make risk attribution，are effective ways to control social crisis.

Key words：counter-transference of wealth;risk society; social crisis; vulnerable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