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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柿子

2019-04-17李亚强

小品文选刊 2019年4期
关键词:二弟服装厂小吃店

李亚强

在拥挤的地铁上,我问二弟,你见过柿子吗?他说没见过,我说就在北京的郊区,乘火车进入北京或者离开北京就可以看到,那些高低不平的楼宇中间,一棵突兀的柿子树,只剩下了树干,挂着几颗黄澄澄的柿子,像某户人家点燃的灯笼,不忍心摘下。二弟说,大兴区的郊外有很多果园,唯独没有柿子,每年都有苹果、梨、枣,经常有在服装厂打工的老乡忍不住在收工的时候去偷摘,结果有些就被抓住罚了款。他这样说的时候是戏谑的,充满生活味道的,与他消瘦的身材和缺少营养的面庞成正比。

这是我第三次到北京,但是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二弟。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北京城郊打了五六年工,换了无数个工作,刚开始在酒吧,后来去饭店,再后来送外卖,凡是能干的工作,他都干了,二弟说,我就差没进传销组织了。在这期间,我却在上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体面的工作,走上了与他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轨道,尽管,我在城市生活得也并不如意。

听说我去北京,二弟特意请了假,一大早从大兴区坐汽车,然后又倒乘地铁,终于在我11点到达的时候赶到北京火车站。

初冬的阳光凛冽,他和弟媳两人站在北京站广场上,与周围的行人显得格格不入。二弟说,在北京这样的打扮,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甘肃人,甚至能够看出来时哪个县的人,寒酸,走路没有自信,东张西望,随时注意着身边一切可能的威胁或者潜在的危机。

我们站在火车站广场上用方言聊天,偌大的广场上人来人往,对面的高楼直入云天,街道上车流如织。身边不时有拿着北京地图的中年妇女,上前询问去哪里游玩。一瞬间,我们都沉默了,二弟抽着烟看着对面的车流人流,瘦削的身材几乎撑不起那一身衣服。显然,他在北京混得并不好。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顺义区,找到三弟,然后一起吃饭。在北京多年,二弟对北京依然陌生,他所打工的地方,与农村并无二致,只有在需要换工作的时候,他才可能从一个区的城郊跨到另一个区的城郊,会经过中心城区。买了一张北京地图,我们比对着手中的地图,计算着从朝阳区到顺义区的距离。

三弟与二弟一样,并没多少文化,早早辍学开始外流,在北京服装厂打了几年工,也并没有什么起色,最近才凑钱开了一家小吃店。我在电话里问他小吃店有多大,他说放两张桌子都嫌挤,4个人以上他就没法做饭,但是每天生意却不错,有人在门外站着吃,晚上下班了还有人订饭。三弟说,主要是靠外卖,周围的服装厂晚上加班下班晚,没有地方吃饭,做好饭,他睡一觉起来可以去送饭,总比打工强。三弟的生活看似有了奔头,我们都为他高兴不已。

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是二弟与三弟之间却隔着几条地铁、几趟公交,在地铁和公交之间,是林立的楼群,是繁华的街市,是高档的高尔夫球场,是他们永远融不进去的城市生活。

小吃店就在一个小工厂林立的镇子里,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一排服务打工仔的商店、饭馆、杂货铺、澡堂等,在一个丁字路口的犄角处,一个小饭馆与一条通往村子的小路之间还有几平米的空间,彩钢板伸出一个檐头,搭出了不规则的不到10平米的空间,里面摆放着两张桌子,冰箱、煤气罐、立柜、食材等紧张地堆放在狭小的空间里。我注意到,桌子下面的水桶已经结冰,白粼粼的,像一潭平静的死水,没有半点微澜,看上去也没有冲破的可能。很难想像,这样局促的空间里,三弟是怎么施展拳脚,在一片油烟里炒制出河粉、炒面,然后送到食客面前。

不论如何,这比他之前卖凉皮强多了。有一年三弟在北京辞了服装厂的工作,买了一辆小吃车,每天在城郊的服装厂周围卖凉皮,我能想象到,他一个人骑着小三轮车,在城郊的街头,在烈日下,在寒风里讨生活的场景。正当他感觉有了些起色的时候,车子却被城管扣了去,他当然没有钱去赎回来,吃饭的家当没了,吃饭都成了问题。最困难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哥我没吃饭的钱了,我扔下手头的工作给他打了500元,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400元。

三弟穿着整齐,一双皮鞋擦得锃亮,看上去给人一副事业有成的感觉。看到我注意到他的穿着,他讪讪地笑着说,平时干活不穿这衣服,今天出来才穿了干净点的衣服。三弟说咱们去大饭店吃饭,其实也就是他的小吃店旁边的一个稍大的一点的餐馆,下午三点,已经过了吃饭的点,饭店里只有慵懒的厨师和服务生,都在低头玩着手机,这时候来吃饭,他们显得有些不耐烦。

二弟对此表示同情和理解,在去北京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在我读书的那段时间里,他都是在饭店等服务场所打工,每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虽然也有开门迎客的,但是这时候服务人员是最困的,最不希望有人来吃饭。

除了穿着,三弟还特意买了17元一包的黄鹤楼香烟,如果没有这次见面,他抽着7元钱的兰州烟,二弟抽着7元一包的红塔山。像这顿饭一样,这是三弟认为的隆重的招待,而我却心酸不已。

我来北京,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谋一份更加稳定的工作,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跟他们一样,在艰难地讨生活,而且是一眼看不到边的绝望。一家中央媒体在我所在的省份招聘驻站记者,有编制。黑暗的房间里终于有了一丝光亮,我准备了充足的材料,从几千公里外跑到北京,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

朋友在北京通州区租了一套民房,得知我去北京,将钥匙交给我让我暂住,我带着二弟他们来到这里。晚上我提议我们几个去看一场电影,顺便就近吃一顿饭。他们也感到惊喜不已,活了二十多年,还没有去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我请他们在电影院楼下的西餐厅吃饭,二弟直怪我浪费钱,不如一碗面实在,最后没吃饱还花钱多。

一场想不起名字的电影,让两个弟弟看到了另一种人的生活。电影院怎么那么大,屏幕怎么那么宽,凳子真软和还能往后靠,跟网吧看就是不一样,他俩在有一句没一句地探讨着。我扭头看着灯火辉煌的夜色,星月隐藏在雾霾背后,晕黄色的路灯洒下冷冷的光。

单位面试结束后出门,北京的初冬出现了难得的蓝天,我的心却一下子落到深渊。原本打算好的行程也决定全部作罢,尽快回去。在他们眼里这个最有出息的大哥,其实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向哪个方向走,他们则简单得多,挣钱寄回家,娶媳妇盖房生娃,一辈子就是这样简单。有时候简单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离开北京的时候,车过郊区,我再次看到那些黄澄澄的柿子,恍惚间,我就看到了二弟和三弟的影子,在空旷的屋顶上,那么孤单,却又让人无能为力。

選自《包头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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