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皖 周石鹏

摘 要 基于2005-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部样本的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阻碍作用十分明显，东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中部的阻碍作用与全国趋势相反，西部的阻碍作用与全国趋势相同，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全部样本和东中西部的人均GDP都是正向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全部样本和西部的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抑制作用在增强，而东中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增强;全部样本和东部的创新效率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不断增强地推动作用，中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减弱，而西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作用在增强.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 F121.3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6， this paper used ing quantile regression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of all samples has obvious hindrance to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eastern part is not significant. The hindrance effect of the central part is opposite to the national trend. The hindrance effect of the western part is the same as the national trend. This ha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Per capita GDP in all sample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positively promoting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heighten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ll samples and western government behaviors have strengthened the suppression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while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have  been strengthened;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all sample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have been steadily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weakening， while the impediment to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west is increasing.

Key words aging population;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quantile regression

1 引 言

隨着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虽然在改革开放40年里，我国充分考虑劳动力数量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实力取得长足进步.但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老年抚养比逐年攀升，经济发展需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人口老龄化能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在多大程度上有促进或抑制作用，这种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性以及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影响程度如何，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讨论的方向.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探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从智力体力供给方面考虑，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有弊.汪伟等认为由于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老龄劳动力学习新知识和技能的难度和成本较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杨晓奇则认为随着我国劳动力绝对数逐渐减少，劳动力要素相对于其他要素的稀缺性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失去优势，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提高技术创新在要素结构中的比例[2].而Hashimoto等通过构建小型的开放式两部门重叠世代模式，研究得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从非卫生保健部门转向医疗保健部门，促使劳动者向医疗保健产业转移，推动了产业结构合理化[3].

从消费需求方面考虑，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刺激“银发经济”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Nikitina等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深，市场消费结构也会随之改变，针对老年人的夕阳红旅游业会越来越火爆[4].Ehrenhard等认为技术在缓解人口老龄化引起的问题中起到关键作用，提出智能家居既可以解决老龄化劳动力问题，也可以满足老龄化客户群体的庞大市场需求[5].但Lyons等人则认为居住在老年人口较多国家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节省开支，对消费结构改变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甚微[6].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们都停留在定性理论分析层面，没有通过定量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虑不同分位点上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的差异性.

2.2 模型设定

分位数回归最早是由Koenker和Bassett在1978年提出，是估计一组回归变量X与被解释变量Y的分位数之间线性关系的建模方法，分位数回归估计量的计算是基于一种非对称形式的绝对值残差最小化.与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相比，分位数回归能够更加全面的描述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的全貌，分析解释变量如何影响被解释变量.分位数回归对误差项并不要求很强的假设条件，因此对于非正态分布而言，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量则更加稳健.

本文利用2005-201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利用适当插值方法进行填补）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全部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子样本进行考察.文中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对以美元为单位的变量通过当年的平均汇率进行换算后再进行计算.

为了更好地确定因果关系，对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表1中检验结果可得，最终选取老年抚养比、政府行为、创新效率和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从而建立模型进行分析.

鉴于分位数回归的优点，本文着重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其区域差异进行详细分析.

3 实证研究

3.1 全部样本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表2中给出了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为了对比分析，本文给出最小二乘OLS估计结果.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的结果表明，OLS估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表2中固定效应的OLS回归模型表明，老年抚养和政府行为显著地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创新效率和人均GDP显著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之不同的是，分位数回归反映了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延缓作用，创新效率和人均GDP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推动作用，而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

不同分位点回归系数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可知，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呈现出递减趋势，即随着产业结构水平提高，老年抚养比对其阻碍作用在增强.因为人口老龄化加速了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也随之衰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老年劳动力难以适应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要求，结构性失业普遍存在，从而阻碍产业转型升级.政府行为的回归系数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创新效率和人均GDP则表现出递增的趋势，即随着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创新效率和人均GDP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增强.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科技创新主要来自于对世界前沿技术的借鉴和参考.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步，政府调控的抑制作用在减弱，创新效率和人均GDP的推动效用逐渐增强.这就表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仍需要持续推进，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和重视创新驱动，引领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转变，以此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3.2 东部地带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表3中，东部固定效应的OLS估计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和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阻碍作用并不显著，创新效率和人均GDP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且分位数回归结果与之相似.老年抚养比和政府行为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并不明显.创新效率在低分位点促进作用显著，在高分位点不显著.人均GDP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与全国有所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东部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医疗服务水平比内陆高很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负担比中西部小.此外，东部流入大量外出务工的中西部青壮年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东部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同时也抑制“银发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东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应.

不同分位点回归系数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由图可得，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波动幅度较稳定，说明人口老龄化对东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作用不明显.政府行为和人均GDP表现出缓慢递增的现象，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增强，说明政府调控政策行之有效，在发展经济前提下也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创新效率则有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加强，东部应该加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力度，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

3.3 中部地带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表4中，中部固定效应的OLS估计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和创新效率对产业结构促进效应不显著，政府行为显著抑制产业结构调整，人均GDP则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但分位数回归结果有所不同.老年抚养比和创新效率在中高分位点显著阻碍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行为在低分位点显著抑制产业结构调整，人均GDP则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全国趋势差别不大的原因是，中部都是人口大省，导致老年抚养比很高，且经济发展实力较弱，不能很好地抵消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作用，因此老年抚养比明显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不同分位数回归系数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由图可见，老年抚养比和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有抬头的趋势，呈现出U型特征.说明人口老龄化对中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抑制作用在减弱，创新效率对中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在增强.政府行为的回归系数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由抑制转变到促进作用，说明政府适当调控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人均GDP的回归系数是递减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减弱，主要是因为中部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政府部门应该加大重视.

3.4 西部地带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表5中，西部固定效应的OLS估计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和政府行为显著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效率和人均GDP明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分位数回归结果却有所不同.老年抚养比在中低分位点显著抑制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行为在全部分位点显著抑制产业结构调整，创新效率只在中分位点上显著抑制产业结构调整，人均GDP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全国规律相差无几的原因是，西部经济发展落后，青壯年劳动力向中东部转移，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的阻碍作用得不到抵消，使得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在西部表现得尤为明显.

不同分位数回归系数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知，老年抚养比、政府行为和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都是整体递减的趋势，说明这3项指标对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作用逐渐增强，政府应该加大管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促进“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均GDP的回归系数整体有递增的趋势，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在递增，说明西部发展稳中求胜，在缓慢发展中调整产业结构.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主要应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研究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全部样本中，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阻碍作用十分明显;但从分区域角度来看，东部老年抚养比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中部老年抚养比的阻碍作用与全国趋势相反，西部老年抚养比的阻碍作用与全国趋势相同，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第二，在全部分位点上，全国和东中西部的人均GDP都是正向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第三，全部样本和西部样本的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抑制作用在增强，而东中部样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增强.第四，全国样本和东部样本的创新效率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显著地推动作用且不断增强，中部样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在减弱，而西部样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阻碍作用在增强.

针对上述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针对东部来说，由于老年抚养比居高不下，所以要适当放宽二胎政策和外地人口落户政策，引进青壮年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巩固经济发展实力，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重视区域创新能力，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针对中部来说，不仅要放宽二胎政策和引进外地人口的落户政策，还要在发展现行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面向老年人口的“银发经济”，坚持政府的正确引导和科技创新战略，增强中部的经济发展实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针对西部来说，在政府正确适当的政策引领下，开放多胎政策，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吸引外资企业，积极发展劳动生产率高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 汪伟，刘玉飞，彭冬冬.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1）：47-61.

[2] 杨晓奇.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J].老龄科学研究，2014，2（5）：31-38.

[3] HASHIMOTO K I， TABATA K. Population aging，health care， and growth[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0，23（2）：571-593.

[4] NIKITINA O， VORONTSOVA G. Aging population and tourism：socially determined model of consumer behavior in the "senior tourism" segment[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5，214：845-851.

[5] EHRENHARD M， KIJL B， NIEUWENHUIS L. Market adoption barriers of multi-stakeholder technology：smart homes for the aging population[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4，89：306-315.

[6] LYONS A C， GRABLE J E， JOO SH.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financial security[J]. 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2018，12：96-117.

[7] 周昌林，魏建良.产业结构水平测度模型與实证分析——以上海、深圳、宁波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07（6）：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