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夜林》（Nightwood）是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1892-1982）的现代主义代表作，其中对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戏仿以及其叙事的对话与复调与巴赫金（Bakhtin）的狂欢化诗学理论不谋而合。本文拟借助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对《夜林》中犹太人菲利克斯的加冕与脱冕以及作品带有“复调”“对话”特征的叙事进行分析，指出作品中人物狂欢式的戏仿结合着危机与嬗变两个极端，孕育着死亡与新生，而作品复调式的叙事风格则为作品提供了无穷的阐释空间，有助于作品对话式开放语境的建立，从而进一步揭示该作狂欢化的艺术特征及巴恩斯创作的狂欢化精神。

关键词：《夜林》；狂欢化；复调

作者简介：李丹丹（1995-），女，湖南邵阳人，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3

引言：

《夜林》是美国作家朱娜·巴恩斯的代表之作，被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中具有超前意识的怪诞与困惑为无数评论家称道，其实验性的创作手法和探索现代人生存状态的主题更是对后世诸多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主要以20世纪20、30 年代的巴黎、维也纳及柏林等欧洲现代大都会为背景，以女主人公罗彬与犹太人菲利克斯、诺拉以及詹妮的感情纠葛为故事主线，主要以“怪胎”奥康纳医生的独白式的叙述为叙述视角，刻画了两次世界大战交接之际西方现代都市人的伤痛与命运。T.S. Eliot先后两次为该作品作序，称赞其具有普世性的主题，散文式的风格，诗性的语言，音乐的旋律。国外对《夜林》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多关注作品的多重主题、叙事艺术、身份困境、及女性主义内涵等方面。国内学界对该作的研究较为滞缓，多集中于研究该作蕴含的女性主义主题、现代性思想以及酷儿身份政治等方面，如：申富英认为，《夜林》“探索了人类在‘人性和‘兽性之间游离的中间状态”[1]69，其中对于男性、女性及第三性关系的探讨与后来出现的女性主义诸多思想不谋而合；尹星认为，《夜林》体现了巴恩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世俗的启迪[2]149；罗伟文认为，《夜林》体现了“社会性别身份的多元性与不确定性”，与酷儿理论的观点颇具共通之处[3]12。截止目前，国内外尚未学者对《夜林》的狂欢化特征进行专门研究，但小说在人物情节设置及叙事方式方面均具有明显的狂欢化色彩，对这一特征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阐释该作品。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主要包含狂欢节、狂欢式及狂欢化三大核心要素。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狂欢节”型庆典，是“将一系列地方性狂欢节结合为一个概念”[4]250，它以戏谑的方式将人们从现实社会固有的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反对权威，主张平等、自由与开放，表现出一种“欢快而自由地看待世界的诙谐观点及其未完成性、开放性以及对交替和更新的愉悦”[4]97。狂欢式是“一切狂欢式的庆贺、仪式、形式的总和”[4]61，其中最为主要的仪式为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狂欢式的感受的核心，是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5] 76。“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4]61，它建立在一种狂欢式的感受之上，强调在对话式的开放环境中表达与释放自我，反对权威、教条与僵化。《夜林》一作具有鲜明的狂欢化特征，故本文拟对作品中犹太人菲利克斯这位“狂欢国王”的加冕与脱冕仪式以及作品 带有“复调”“对话”特征的叙事进行分析，揭示该作狂欢化的艺术特征及巴恩斯创作的狂欢化精神。

一、加冕与脱冕

巴赫金认为，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脱冕是狂欢节的主要仪式，二者相互转化，不可分离，这也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一仪式被移植到文学作品当中时，便会“使相应的情节和情节中的场景，获得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或者赋予它们令人发笑的相对性”[5]77。《夜林》中，犹太人菲利克斯这一“狂欢国王”的加冕和随后的脱冕仪式，象征着这位外来边缘人权力话语的暂时实现与失去的过程，折射出了中心与边缘、死亡与新生的双重性，体现了当时城市边缘人的无奈。

犹太人菲利克斯是一名依靠编织自身贵族血统的谎言而生存于世的小丑和骗子，是一位引人发笑的“狂欢国王”。巴赫金指出，“在狂欢节上，经常出现由小丑扮演的滑稽国王”[6]26，戏仿国王的加冕和脱冕仪式。作品中菲利克斯对国王加冕及脱冕仪式的戏仿一方面表现为他伪造自身的贵族身份。菲利克斯是一名游荡于欧洲各国的犹太人，精通七国语言，有着多国血统，并且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结合的后代。“他孑然一身，無所依靠，四处游荡”，“长而圆的脸上似乎饱经沧桑，总带着忧郁的神情”，“人们对他三十岁之前的经历一无所知，他的脚印似乎早已遍及世界各个角落”[7]10-13。或许正是其自身身份的异质性使他执迷于编织贵族身份的谎言，以此缓解自身的疏离感，寻求精神归属与文化依托。他自称“伯爵”，伪造自己是奥地利一个古老贵族家族残存血脉的证据，总是身着华丽隆重的燕尾服，向他认为的贵族与权威致意，似乎只要“他态度足够谦卑，鞠躬姿势足够恭敬，伟大的过往就能渐渐重获光彩”[7]11。同时，他对“古欧洲”的贵族传统及皇室文化表现出非比寻常的热爱，常年游走于各大历史博物馆，试图与欧洲辉煌悠久的历史建立起某种联系。伪造的贵族身份、华丽高级的服饰、刻意的贵族礼仪，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菲利克斯权力的道具，使其实现了象征性的加冕，在众人面前形成了古老贵族后裔的高贵形象，与其为之着迷的贵族文化与传统建立起了一定的联系。但正如巴赫金所言 “在加冕仪式中，礼仪本身的各方面也好，递给加冕者权力象征物也好，受加冕者加身的服饰也好，都带上了两重性，获得令人发笑的相对性”[8]161，在狂欢式庆典中接受加冕仪式的骗子和小丑不过是众人嘲讽的对象，也是狂欢庆典上笑声的来源。菲利克斯精心编造的贵族身份并未受到别人的认可，悉心维持的贵族做派更是显得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成为众人的笑料——“他并不受欢迎”，“人们总是看到他独来独往”，“别人并不乐意平等地对待他”，“在餐馆里，他向那些看起来像是大人物的人鞠躬致敬，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惊讶不已，以为他只不过是在调整自己的姿势罢了”[7]10-12。加冕仪式中权力的象征物到头来不过是闹剧的道具而已，虚构的贵族身份终究是虚幻，众人的鄙夷与讽刺使菲利克斯迅速被人戏谑地脱了冕，他诉求的贵族身份、话语与权力等在短暂地获取后便瞬间消逝，菲利克斯因而成了被脱冕的狂欢之王的角色，备受嘲讽与奚落。

另一方面，作品中具有“狂欢广场”意味的喜剧院及马戏团使流连于此的菲利克斯实现了象征性的加冕与脱冕。巴赫金认为，广场是狂欢节的中心场地，是全民性的象征，在狂欢广场上，任何制度、等级、权威都具有相对性， “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人的行为、姿态 、语言，从 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中解放出来”[8]176。菲利克斯频繁出入的喜剧院及马戏团便是狂欢式的广场。这里汇集了落魄文人、外来者、怪胎、同性恋者等城市里的三教九流，上演着滑稽可笑的露天历史剧，以换装表演的方式模糊了虚幻与真实、尊贵与卑贱、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使流连于此的人们享受着脱离常轨的生活。喜剧院里的人也和菲利克斯一样有着自己的头衔，如：布福国王、娜达公主、冯·庭克伯爵等，他们也穿着象征其“贵族”身份的劣质滑稽的服饰 。菲利克斯沉醉于此，因为在这里，“他的情感得以与那些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国王和王后联系起来”[7] 13，从而与其向往已久的古欧洲历史建立联系。同时，他能获得那些来自德国、维也纳等国家的演员们的平等的对待，他们会邀请他进入后台更衣室参观，称他为伯爵。在这样的地方，菲利克斯自身的差异性似乎得以消解，他“并不会感觉自己高人一等或是格格不入……他感觉自己仿佛成了这华丽而虚构的场景中的一员……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7]14。在这滑稽而狂欢的乌托邦世界里，漂泊于各地且被主流社会鄙夷的犹太人菲利克斯实现了某种跨越——从现实中的边缘地位暂时走向了这一狂欢式广场的中心位置，他仿佛得到了其努力追求的贵族身份、权力等事物，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了亲昵平等的新型互动关系，暂时获得了虚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享受着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实现了精神上的加冕，仿佛获得了新生。但正如巴赫金所言，“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为一的，它们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8] 180，加冕与脱冕是一个有机体，加冕本身也就意味着随之而来的脱冕，孕育着死亡与新生。菲利克斯在喜剧院中获得的依托与归属不过是源于剧院为了丰富大众公共生活而精心构造的虚幻场景，脱离这一狂欢的场景一切便不复存在，回归现实的菲利克斯还是那个得不到主流文化认可与尊重的漂泊无依的犹太人。并且，正如作品中描述的，“长期流连于此恰恰验证了他血液里的基督徒秉性”[7] 15，纵情于此等虚幻可笑的低级娱乐场所使他渐渐沦为丧失了犹太人真正品格的犹太人，最终只能守着病儿，在公路上对着路过的俄罗斯公爵鞠躬致敬，再次成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者”。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处于社会边缘、得不到当时主流文化认同却又渴望获得尊重与包容的外来犹太人，菲利克斯这一角色的刻画充分体现了狂欢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巴恩斯对其加冕与脱冕仪式的刻画虽然无情地揭示了其小丑与骗子的本质，却在引人发笑的同时发人深思——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欧洲，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欧洲传统的价值观在战火的冲击后支离破碎，狂欢式的生活并不能为像菲利克斯这样的漂泊着的犹太人、得不到认可的城市外来客提供真正的慰藉与出路，那么被残酷现实击败的这一群体出路究竟在何方？这应该也是巴恩斯创作这一狂欢式人物背后的思考。

二、叙述中的“复调与对话”

除了故事情节及人物设置上对于狂欢节国王加冕与脱冕仪式的戏仿外，《夜林》中的叙事视角也别具匠心，其多角度的叙事视角与叙事声音的选择形成了文本叙述的复调与意识的复调，体现了巴赫金狂欢诗学理论中的对话性原则，即不同人物，不同意识之间“同意或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4]249。如此一来，文本本身便具有了狂欢化的色彩，其内部的复调意识得以强化，文本本身便具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开放性得以进一步强化，有利于创造读者、作者与文本三者间开放的对话环境，促进对作品的多元解读。

在巴赫金看来，复调指的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4]4，当不同的意识开始通过声音说话时，就形成了复调。在《夜林》中，巴恩斯采用了多重叙事，主要是由无所不知的作者叙事、故事中的“全知人物”奥康纳医生的叙事以及人物叙述者的叙事组成，使不同的意识得以交叉并行，相互补充，由此带来意识的复调。小说共分为八章，每一章分别聚焦于作品中的某一位主人公 ，不同的主人公的身影又在各个章节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八章分别指向不同的主要人物，奥康纳医生却几乎一直是其中的灵魂人物。故事的发展分裂为多个声音来叙述，却大多是由他与某一主人公的对话引出，又在下一章中通过人物叙述者的声音得以补充，不同的声部都有独立叙述的权利，完整的故事也是由此断断续续拼凑而成。在前四章中，作者有意將奥康纳医生设置成无所不知的叙事权威，使他作为智者的形象出现，让他似乎处于故事之中，又凌驾于故事之上纵观全局。小说前半部分的奥康纳医生 “是人类一切普遍经验的象征，是人间一切痛苦者的聆听者和劝慰者，也是人类和个人命运的先知”[9]76。他是巴黎“夜的王国的领袖”，游走于各大娱乐场所，收集别人的故事，试图为他人化解苦痛。他开篇便拯救了女主人公罗彬的性命，倾听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痛苦诉说，洞悉他们命运与苦痛的根源。这样一位超然的智者与圣人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可靠叙述者。然而，奥康纳医生的主导叙事从第五章开始便逐渐消解，其叙事权威遭到解构。在该部分，作品主人公之一的诺拉去往奥康纳医生家寻求心灵慰藉与解脱，却无意中在医生“如被诅咒的坟墓一般”的房子里[7] 86，发现了真实的奥康纳医生——医生“身着女士法兰绒睡衣”，头戴“金黄色的及肩卷发”，“刷着厚厚的睫毛膏”，面色绯红地躺在他象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极端的堕落”的房间里[7]86，如一头被困的野兽，“散发着末日的忧郁与腐朽”[2] 153。充当智者和圣人角色的奥康纳医生为他人排解苦痛却无法自救，只能在堕落的空间里以扭曲的易装方式排解内心的欲望，反抗世俗的社会，医生的话语权威由此开始消解，而形成脱冕之势。随后，醉酒的医生在咖啡馆里向众人暴露了真实的自我——身为男人却渴望成为女人生养孩子，鄙弃爱却最渴望得到爱，渴望救赎他人却无法自救，“代表话语权的他所说的一切不过是无用的谎言”[9] 76。由此，奥康纳医生从滔滔不绝归于沉默，最终消失在黑夜中永久地丧失了话语权，其主导叙事权威得以完全颠覆，让位于作者的叙事权威。这种叙事视角的交叉与更替形成了叙述的复调，强化了作品的复调意识，将作品悲剧式的沉重与喜剧式的戏谑合二为一，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叙述调子，也恰恰印证了巴赫金所强调的狂欢式应具备的未完成性与变易性，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对话精神，孕育着死亡与新生。

此外，《夜林》中跳跃的意识、平行的时空以及碎片化的信息也为读者提供了无穷的阐释与解读空间，实现了读者与文本及作者的对话。巴赫金的复调思想强调“自由与开放”，“强调真理的意蕴能够不断地在对话中呈现出来，沉默和封闭不是真理存在的条件，只有不断地对话，才能达到真理的真谛”[10]27-32，《夜林》中的叙事就体现了平等对话与自由开放。《夜林》从多个视角叙述，不断变换叙述视角，空间上也不断变化，时间上来回穿梭。巴恩斯有意将揭示奥康纳医生真实自我的线索藏匿与前半部分的各个章节，读者后来才恍然大悟一切在前文全都有迹可循。同样，女主人公与菲利克斯、诺拉及詹妮的感情纠葛及前因后果、人物的结局也零碎地分散于作品各个章节，通过文中诸多叙事人物的声音于人物间的对话才得以拼凑完成，全部展现。这样的技巧导致了叙述的刻意遗漏，使读者无法完全得知角色的全部故事及秘密，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如此一来，面对多重叙述声音，读者只能反复咀嚼文字，寻找原文中的线索，在作者的指引下重构故事的轮廓，参与整个文本的建构，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在还原故事的过程中得以深化，读者与小说及作者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强。总之，《夜林》的多重叙事视角及意识流式的叙事风格有利于创造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本环境，给读者提供了开放的对话语境，为对小说的多元阐释提供了可能性。

三、结语

《夜林》中对于犹太人菲利克斯这一“狂欢国王”形象的塑造，对其象征性的加冕和脱冕仪式的描述，凸显了作品的狂欢化特征，也体现了巴恩斯对20世纪20、30年代欧洲现代都市里以菲利克斯为代表的城市外来者、少数群体、边缘人等人群命运与出路的关切，在彰显其创作的狂欢化精神的同时，体现了巴恩斯作为有一名作家的人文主义忧思。此外，作品中带有复调及对话性质的多重叙事，为读者、作者及文本间的平等对话构建了开放的环境，在为文本的多重解读提供了可能性、丰富文本意义的同时，体现了巴赫金所提倡的未完成性与开放性，赋予了这部作品更浓重的狂欢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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