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这四十年的时间跨度里，讲述了上海女人王琦瑶从少女到半老徐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爱情与友情、成长与成熟、幻想与幻灭、新生与死亡。她的人生的背后，铺衬的是上海乃至中国的沧桑变化。

王安忆的字句直写到了我的心底，那是一种相见恨晚的共鸣。如果书也有人格，那我和《长恨歌》一定是气味相投的。但同时，我又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东北女性。一方水土一方人，我读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那是实实在在的、感同身受的共鸣。那黑土地、那北国风物都是融在我骨子里的，我甚至能在我的祖辈的身上找到萧红笔下人物的影子。但是，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她笔下的上海生活，于我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带着神秘感与新鲜感，别有一番情调，吸引着我去探索。

从结构上看，小说的亮点在于铺垫与呼应。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小说的精彩的开篇。

第一部第一章，王安忆就花了一万余字的篇幅、用散文一样的笔法写了“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这四个小节。这段文字，把像我这样的外乡人一下子拉入到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上海，我空旷的头脑里渐渐填满了老上海的声色光影。如果把小说比作一棵树，那这四个小节就是它根部周围的土壤，而且这土壤有着浓缩了的丰富营养，每一枝每一叶的养分都来自于它；枝叶的繁荣或枯萎，都能从它这里窥到端倪。

在“弄堂”一节中，王安忆用细腻而有温度的笔触、用高低内外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上海独特的弄堂文化：它的深、它的私、它的细、它的各异与相似。最有亮点的是，她将弄堂“人格化”了，是借着写“弄堂”来概写“弄堂里的人”。她笔下的弄堂的门窗墙垣、弄堂的花盆鸽笼、弄堂的阳光灯光，都是随主人的、都是被赋予了人的精魂的。这种赋予，是一种铺垫和暗示。弄堂，既是背景，又是主角。

“流言”这一节，初看时并不能完全明白作者的用意，这便有了悬念的意味，是引起读者臆测和幻想的。只有读者将王琦瑶那缠绕着流言的一生读完之后，才明白，流言是她人生中沉甸甸的一部分，此时便与开篇的这一节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呼应；呼应的同时又使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加深了一层。

“鸽子”这一节，可以说是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章节之一。鸽子也是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物象之一。王安忆将鸽子写得有了灵性和神性。鸽子和人是形成对比的。鸽子看得清，而当事人却看不清；鸽子是自由的，而人却被束缚着。鸽子是城市的一道风景，也是作者想要抽离人类视角时所凭借的载体。使读者站在鸽子的“俯视”视角反观人类的故事，也是小说的独到之处。

简言之，王安忆在开头便将“弄堂”、“流言”、“闺房”和“鸽子”这几个“物象主角”细细铺垫给读者看，先把它们种在读者的心里。待到后文它们出现时，前后呼应，情感的生发便显得更加自然流畅，更加扣动人心。

作为海派女作家，王安忆有时会被拿来和张爱玲或严歌苓进行对比。因为我们讨论的是《长恨歌》，便以此为基准，在对比之下谈一谈《长恨歌》的独特之处。

张爱玲的一个为人称道的绝活便是她的比喻。我们可以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里找到“张爱玲式比喻”的影子。比如，她在描写杂弄里的灯光时写道：“灯光是如豆的一点，虽然微弱，确是稠密，一锅粥似的。”此处将“灯光”比作“粥”，不似张爱玲那般奇诡，却也是能叫人心头一动、颇为惊喜的。还有，她在写流言的时候，写道：“流言还都有些云遮雾罩，影影绰绰，是哈了气的窗玻璃，也是蒙了灰尘的窗玻璃。”说“流言”是“哈了气、蒙了灰尘的窗玻璃”，也能从中窥见张爱玲的笔锋。但这绝对不是说王安忆模仿或抄袭张爱玲，而是“比喻”这门艺术，是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在追求的。这种追求要有天赋和灵感做资本。

而严歌苓呢，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喜欢将极端人物置于极端环境中，在极端中摩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比如我最喜欢的她的作品《扶桑》，就是在19世纪50年代由淘金热造就的、华洋混居的旧金山这样一个极端环境下，塑造了具有原始母性的中国妓女扶桑、外恶内柔的唐人街恶霸大勇、与扶桑开启了禁忌之恋的白人男孩克里斯这三个极端人物。她的其他作品，如《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等作品里都有这种“极端”的体现。这种“极端”的力量是动人心魄的，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往往鲜明而独特，在读者眼前挥之不去，造成长久的震撼。而《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明显缺乏这种效果。她虽然美丽但却家常；她经历了很多段起起伏伏的感情，却只是漂流一样地自然流过；她有着和千千万万的女孩一样的小心思，她会犯很多女孩都会犯的错误；她甚至有着一些当今叫做“绿茶婊”或“心机婊”的特质。但是，这平凡甚至平庸的王琦瑶，却是身边很多女性的影子、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影子，这也能够让我们对她的际遇更加感同身受。这种“感同身受”可能是“极端”所不能取代的。

所以说，评价一部文学作品，适当的对比是必要的。但有道是“文无第一”，这对比绝对不是以分出胜负为目的。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对比更加清晰地了解作品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

说到不足之处，我认为，这部小说的某些优点过了头就成了它的缺点，才情过了分便拖累了才情。王安忆的语言是优美华丽的，但过多的辞藻的堆砌难免让人疲累。就像读花间派的诗词，初读几首沉醉其间，读得多了便千篇一律。我相信王安忆在创作时是文思如泉涌，都想写进书里，但是这样就造成了喧宾夺主的问题。

这部充盈着上海风情和女性视阈的作品，以其丰沛的情感、美丽的语言和独特的情调征服了读者。也許，今后一提起上海女性，除了想起张爱玲，人们还会想起王琦瑶这个美丽又忧伤的名字。

作者简介

刘婧妤（1997—），女，汉族，辽宁铁岭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