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彪

我出世于乡村农家，生活在滇中彝州，在众多的农作物中，烤烟仿佛是我的兄弟姐妹再熟悉不过的穑稼了。

自从有记忆开始，就听父母们讲，烤烟是洋货，是从国外传来的。老家种烟，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供销社从玉溪请来师傅，手把手教会的。

那时，我差不多只是个烟筒高的小孩，常被父亲使唤：“小六，去把烟筒提来，爹吃锅烟”。虽说是提，其实是抱。因为那支常年靠在墙旮旯里的烟筒又粗又大，里面还盛着水，有好几斤重。每当我把烟筒抱到父亲手里，父亲总会眉开眼笑，露出一排虎牙夸我：“有出息，爹下次交烟时买糖回来给你吃”。只见父亲一边夸我，一边用手捻一团自己切的烟丝，塞在烟筒哨子上，边燃火，边鼓着腮帮，“咕嘟、咕嘟”吸个不停。一阵吞云吐雾，两股火烟从父亲的鼻孔里喷出来，仿佛那农家灶房顶上飘出的袅袅炊烟。难怪母亲常说，我家有两棵烟囱，一棵是煮饭灶上的烟囱，另一棵则是父亲的烟筒。

母亲形象的比喻确实如此。全村四十几户人家，家家都有树凿的、或是铁皮做的、或是胶皮管做的、或是竹筒做的，各式各样的水烟筒。多的三、四支，少的一、两支，不仅男人吸，而且部分女人也会吸。一到集中开会，不约而同，各自带上烟筒，整个会场就像是在进行有趣的吸烟比赛，传来递去，轮换吸个不停。如果男人不会吸烟筒，便会遭人讽刺：“人闲烟受苦，男人不吸烟，白来世上蹲”。如果男人一口吸不完一锅烟，咳咳卡卡，证明技术不高，没有本事，便被人瞧不起：“不昌盛的，没出息”。诸如此类，还有更多“饭后一锅烟，赛过活神仙”、“吃烟有烟钱，吃酒有酒钱。”的种种乡谚口传不绝。吸烟筒成了衡量男人的本事，主人生活的象征。就连有客登门，也要先敬烟筒，后泡茶，再做饭菜待客。看烟筒的大小，好中差，自然也就明白了主人家底厚薄，生活苦乐。

大概是父亲烟瘾大的缘故，生产队专门安排他当师傅，烤烟叶。那烤房是全村最高、像座雕楼似的建筑，矗立在晒场上的仓房旁，被村里人称为“银行”。一杆杆青黄色的鲜烟叶分层、分台装进去，经过五、六天的烘烤，就变成了黄爽爽的烟叶。出炉后，分级、扎把，卖给供销社，就变成了全村人年底计工分红的救命钱。父亲会烤烟叶，受人敬重，我常到烤烟房里玩耍，不时有人到烤烟房里来就火烧包谷、烧洋芋吃。见者有份，我沾了父亲的光，总是能吃到别人分给的喷香火烧包谷和洋芋。

烤烟叶并不轻松，从烟入炉点火开始，就要日夜厮守，不能走远。而且也要技术，就是父亲常说的“小火温、中火升、大火猛”，地洞、天窗，该关则关，该开则开。每道环节，都要视烟叶水分的干湿程度，不断进行调整，才能烤出好烟，让辛辛苦苦种成的烟叶，不鸡飞蛋打，有个好收成。

烤烟是农作物中最难服侍的庄稼，几乎与一年四季的农活都有关。平时，要堆捂上等的农家肥；春节前后，要用最上等的地育苗，精心浇水、打药；开春，又要铲火土，炼草木灰；栽时又要细垡、理墒、打塘、兑营养土、盖农家肥、浇水。几场雨过后，烟苗又要铲杂草、松根、施提苗肥，或是提沟垒墒排水。一直要到夏末初秋，烟叶才逐渐成熟，可以陆续采编、入烤、分级、扎把，变卖成钱。付出的辛劳，不亚于“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若是年成不好，遇上干旱、洪涝、冰雹、飓风，全村的烤烟，一年仅几百块的收入，即便风调雨顺，也只不过几千块钱。尽管如此，烤烟始终是全村人唯一的生财之道，还得年复一年，广种薄收，让全村人多有分红的希望。

进入包产到户后的八十年代，农民获得了土地的自主权，家家争先恐后扩种烤烟。那时，我已是十多岁的少年，按照父母的教导，要穿衣、上学，甚至要娶媳妇，要住新房，样样都必须从种烤烟发掘。于是，我家一下子种了好几亩烟，除了那些常規的生产措施外，要各自新建烤房。砍椽梁、抬木头，背石头、脱土基砌墙，一泥、一石、一瓦、一木，累得一家人叫苦连天。但为了发家致富，全家人还是要年复一年种烟。

种烟也曾让我饱尝辛酸。令我非常费解的是那些曾经读过的课本，做过的作业本，被大人当作废纸，裁粘成纸袋，装上营养土，插上烤烟苗，埋进烟地里，化为乌有。令我最痛苦的却又是浇烟苗。栽烟时节，红火辣日，放学回家，或是放假，常被父母安排去参与栽烟，帮大人做些放化肥、放烟苗、盖粪之类的轻巧活，一直干到星星点灯，鸡栖蝉鸣，才摸门进家，得吃晚饭。若是遇上干旱，长时间不下雨，栽下去的烟苗要保住，还要挑水浇，几十挑水，虽然只盛着半桶，但都要从我肩上担过，让我变成了初上架学拉犁的牛，肩头又红又肿，没过几天就脱了一层皮。没办法，父母只好找几只平时装酒的塑料桶，让我用竹篮背，一瓢一棵，去浇那些长满诱惑的烤烟。

在种烟活中，令我最讨厌的是采摘入炉要编的烟。父母把采摘的鲜烟叶码柴似的垛起，泼上水，由我不停地像个售货员，一叶一叶递给他们编杆。不知不觉，那看不见的烟油不知从那儿冒出来，粘得我双手漆黑，就像糊了层狗屎、牛屎。直到烟叶编完入炉，手上的烟油哪怕是用泥砂搓，石头刮，洗衣粉、肥皂洗，也只能洗过大概，要好几天才会消失。刚洗净，下一茬烟叶采编入炉又开始了，我依然只好闷闷不乐地上阵，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像递烟叶一样数钱。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转眼几年过后，烤烟越种越多，村庄越变越大，“大锅盖”的电视也越来越多，我也长大成人，外出求学，疏远了种烟的活计。只有每年暑假回家，才有机会打打帮手，父母看我白嫩嫩的手，干干净净的穿着，不想再让我参与采烟、编烟、理烟。但我明白，一年在外读书，要花去的几百上千费用，大部分都来自于父母手下种的烟，卖的钱。此时此刻，我对烟的敬意，油然而生，总是不听父母的劝阻，帮家里做些有关烤烟的活计，再累也心存感恩。

吃尽了种烟的苦头，换来了生活的甜头。烤烟让我脱掉布鞋、穿上皮鞋，换下羊皮、装上西装，一跃昂首走进城市，过上了坐办公室、抽黄屁烟的生活。慢慢的才知道，自己家乡是个农业县，烤烟是全县的支柱产业，是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的主渠道，就连自己养家糊口的工资也与烤烟息息相关，经常参加一些有关烤烟生产的会议和督促、检查工作。因自己有过种烟的经历，所以，说出的话还基本在行、不离谱。尤其是烤烟“双控”刚开始那些年，长期习惯了粗放经营的农民意见很大。我就任乡党委书记，每年种烟、订合同，都要动用不少干部，苦口婆心，说不少烟话。才使得管辖范围内的烤烟创下新高，成了全州推广示范的典型，并为我后来一路走好奠定了关键一步。

种植烤烟半个多世纪，改革开放四十年，风风雨雨，历经沧桑，烤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新农村也好，总体实现小康目标也罢，农家的生活，农村的变化都离不开烟。可喜的是，随着烤烟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政策措施扶持力度越来越大，一年一个样在变，有了统一、集中育供的大棚漂浮商品苗；有了千亩连片，承包土地种烟的农场式老板；有了不用柴、不用煤，而是用电烤的上百座连体集群式烤房；有了减灾防雹的保险措施。农村已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与当前农村产业结构相呼应的路子，打开了现代烟草产业蓬勃向上的前端，开启了现代农业阳光灿烂的标航。

我是农家的一炷烟。是烤烟一直牵扶着我走过童年，走出困苦，令我感激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