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洛夫先生，是在一次诗歌讲座会上，主讲者李元洛先生为我们介绍了两位湘籍台湾诗人，其中一位就是洛夫。在介绍洛夫先生时，李老师结合先生的诗作讲解得声情并茂、激动人心。我记得，他讲解的是先生那首《剁指》的诗：“亿万次的丈量/亿万次的忐忑/索性剁掉食指/剁掉一根/又长出一根/剁掉一根/又长出一根……”把那一种隔岸思乡的苦痛，艺术般表达、渲染到了令人怵然惊懼的地步。

洛夫先生是台湾现代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中国诗坛超现实主义的代表，由于表现手法近乎魔幻，被诗坛誉为“诗魔”。洛夫本姓莫，湖南衡阳人，1928年5月11日生于衡南县相市乡，在衡阳读中小学，1949年7月离乡随军赴台。1954年，他与张默、痖弦共创《创世纪》诗刊，并任总编辑二十余年，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标志性刊物之一，对台湾地区和大陆现代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开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新时代。《创世纪》强调纯粹性、独创性、世界性，主张在融合中西、现代与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现代汉诗的诗学体系。《石室之死亡》是他里程碑性质的第一首长诗，广受诗坛重视，几十年来评论不辍，曾被美国汉学家白芝教授选编进《中国文学选集》。他的诗集《时间之伤》获台湾地区中山文艺创作奖、吴三连文艺奖、“国家文艺奖”；《诗魔》被评为台湾地区经典性文学作品之一。《血的再版》获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三千行长诗《漂木》出版后，获诺贝尔文学提名。2003年，洛夫获中国文艺协会终身成就荣誉奖……他的诗风从“传统”到“反传统”，再到“回眸传统”，一直在不断自我肯定和否定中前行。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在书写在成长。他的诗总有股劲儿在里面，称之为叛逆不恰当，称之为新潮也不够妥贴，洛夫先生自解为“其实就是背叛性，就是对制度、对旧的东西的反叛，从而创新”。

“诗魔”应是激情四射、如痴如狂的，但恰恰相反，洛夫先生却是“写冷诗”。在他看来，诗是由意象构成的，写诗的手法都是客观意象的表现，愈是客观冷静就愈能表现真正的自我。他认为诗歌应是诗人的主人，诗人是诗歌的奴隶，但诗人必须做语言的主人。从他的诗里，我们看到很多精湛的意象，也由此看到他赋予诗的孤绝气质。

一首诗应是诗人激情过后的冷思考，而非空洞的辞藻堆砌，一个好诗人也应该是像洛夫这样面带春光语带笑意，而非神情愤懑郁郁寡欢。我至今记得20年前的那个仲秋，我们站在张家界黄石寨山顶，俯瞰着一座座参差耸立、富有个性的山峰，洛夫先生对我说：“一个诗人毕其一生，不可能只写一种风格的诗而不变，他如要追求自我突破，就必须不断占领，又不断放弃。事实上，诗人常因时代思潮的演变进化、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导致价值的多元化，岁月嬗递所引起的内心变化，以及个人生活形态的转变，而产生不同的美学信念、不同的感受强度和思考深度。同时一个有所追求而重视创造价值的诗人，更会为了配合他不断修正的审美观念而调整他的语言和表达策略。因此，数十年来我从事现代诗的探索历程，也正是我在成长中持续演变的创作过程。早期拥抱现实主义的狂热，中期重估传统价值的反思，以及晚期抒发乡愁、关怀大中国，落实真实人生的丕变，每一阶段都是一个新的出发，一种新的挑战。艺术的追求本无止境，我早就发现，我一生追求的不是诗的什么目的，而只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这一番话，曾拨动了我心中因迷惘而沉静已久的那颗诗心。

当我谈到大陆诗歌不景气的情况时，洛夫先生笑了。他说：“不必忧人，这是一种进步的过程。生活少不了诗，人们有拥抱诗歌的一天，但要有一种情感的增进过程。”是啊，一个诗人写诗，不是以经济市场的价位衡量诗歌的价位，它是一种价值创造，人的生命意识的创造，艺术境界的创造，尤其是对语言的创造，这是非常重要的。诗人追求的不是流行，而应是永恒！诗歌需要长期体悟，它是生命内涵的再创造。没有诗歌的民族就谈不上有文化，沒有文化的民族就没有希望！

诗人只是望着张家界的片片奇峰，默默无语。他不是不回答我，从他那忧思的神情看，他心中那片情感的奇峰分明在渐渐突兀着，一块块长高。20年来，我早已找到了答案，我心灵深处一直回响着——

“高中地理课本上的河川/仍在我体内蜿蜒/乡愁如云，我们的故居/依然悬在秋天最高最冷的地方/所以，我们又何苦去追究/雁群在天空写的那个人字/是你或是我……”

作者简介：刘晓平，1960年生，湖南隆回人，张家界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湖南首届“德艺双馨”文艺家获得者。著有诗集《秋日诗语》等三部，散文集《张家界情话》等三部，长篇纪实文学《拉宾传》等两部。

推荐同学们看的书：《夏洛的网》（E·B·怀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