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中国近代所谓的军阀，其实彻头彻尾属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宗产品。

辛亥革命的武汉争夺战，要算是这些按照西方操法、拿西方武器、穿西式军装、按照西方军队编制编练起来的新军之间，第一次正经的交战。但双方打得都十分业余，按当时人的说法，北洋军的胜利，关键的是靠了他们有机关枪，而革命军直挺挺地冲锋，也是成全北洋军胜利的重要因素。

此后，军阀之间仗打了很多。每次战争，文的一方面的宣传攻势——所谓的通电战，要比真刀实枪热闹得多，真打的时候，基本上枪放得多，死人很少。四川军阀刘存厚和熊克武率部在成都开战，居然有大批的闲人前去观战，就像后来的四川球迷看球一样，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就喊“雄起”了。

无论多大规模的仗，大抵雷声大雨点小，任他枪炮隆隆，其实死不了几个人，因为士兵们放枪放炮，都没有准头，但是放枪的速度都很快，更多的是图个热闹，跟小孩子过年放鞭炮差不多。以至于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有人恶毒地建议中国人恢复使用弓箭，说是这样至少能给国家省点军火钱。

西方人关于中国军阀间战争的另一种说法，也很恶毒，说是中国的战争不是用真正的枪炮打的，而是用另外一种枪——烟枪打，再加上一些袁大头（银圆）伴奏。这当然也有道理，中国人，尤其是军人，都熟读孙子兵法，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所以，兵马未动，烟土和银圆先行。加上各派军阀之间，关系复杂，亲戚、同乡、同学，各方人士攀起亲来，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由头，给彼此的收买、瓦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小到一个连一个营，大到一个旅一个师，甚至一个方面军，只要工作做到了家，战事一开，这边哗啦一倒戈，战斗也就结束了。

军阀间战争的另一个习惯是，无论仗怎么打，但彼此都留有余地。交战双方的亲属，无论战事多么紧张，都会留在对方的营垒里。双方的家眷，如果赶巧生活在一个租界，也依然在一起打牌。对于打败了的军阀，战胜者一般不做肉体上的伤害，甚至不动他们的财产，很有绅士风度。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四川人，一直到国民党当家时，大家依然保持各自的防区，势力大的占得多，势力小的占得少，但势力再小，也有碗饭吃。

当然，如此这般下去，一个个顶着将军头衔的家伙们，这样客客气气、温文尔雅，军队大可变成仪仗队好了，甚至就像20世纪20年代初期广州众多的司令部一样，有两个兵一个司令，再加上两支枪，就可以了——一支长枪给士兵站岗用，一支短枪司令自己佩戴。大概是众军头自己也意识到这里面的荒谬，于是，不知怎么一来，仗打得狠起来了。

有人说是赖徐树铮，说他狠，把对手一个将军陆建章暗杀掉了;有人说是赖吴佩孚，用大刀队督战;也有人说赖孙传芳，打败了对手，居然还把对方的降将施从滨杀掉了。反正，仗越打越凶，大炮多了，机枪多了，坦克车开出来了，飞机也飞上天扔炸弹了，甚至毒气都有人放了。一战之后的西方军火商，看着中国的军阀打仗，高兴。一船一船地把军火运过来，战后的剩余軍火、烂枪破炮，都找到了买家，把个中国变成了各国轻武器的博览会，连四川、甘肃都有了洋军火的身影。原本四川的刘湘，是个川军中的二等角色，但是人家占了重庆，有交通之利，不仅可以自己买军火，而且还可以截别人的，最后，居然做成了川中老大，号称有海陆空神（一些喝符念咒的神兵）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