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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匡超人的堕落来看“一代文人有厄”

2019-04-15孙同策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3期
关键词:儒林外史名利

孙同策

摘要:《儒林外史》中匡超人是作者精心刻画的一个鲜明形象,寓意深刻。他身上有诸多矛盾之处,细思却又合理。匡超人在追求名利之路的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点:结识马二先生、斗方名士及潘三。孝悌上的用心、乖巧的性情,使得他在追求的过程中得以顺利晋升。科举制度的变相发展,强烈的功名富贵之心、片面的人生价值观都是使其堕落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可看出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对当时整个社会的痛惜和反思:一代文人有厄。

关键词:《儒林外史》 匡超人 名利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从活跃纸上之人看,媚人下人者、骄人傲人者、被耻笑者无不交错融合,势使之然也。但是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挖苦、嘲讽,并非单是人身攻击,而是怀着一颗同情的心,给予了深切关注。匡超人是吴敬梓用这种最深沉的感情写出的一个血肉饱满的人物,他用那犀利的笔毫不留情地挑开了科举制度下一个丑陋、战栗的灵魂。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人精神生命的毁灭,一出真正人性沦丧的悲剧。

一、孝悌之人渐落功名富贵之渊

匡超人首次出场是在第十五回马二先生送完洪憨仙的丧后引出的。匡超人原是一个淳朴的农家子弟,跟着卖柴客商记账,不幸客商倒闭,流落外乡,以测字糊口。在马二先生眼中此少年“虽则瘦小,却还有些精神,却又古怪”。在相互认识的谈话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勤快、乖觉、勤学、孝顺、纯朴的农村少年:“只是父亲在家患病,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所以几回自心里恨极,不如早寻一个死处!”“背了行李走,就是饭食少两餐也罢,我只要到父亲跟前,死也瞑目。”如此孝顺又肯上进之少年,正如马二所说:“只你一点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动了。”第十六回“大柳庄孝子事亲”便开始叙述匡超人实践孝道。此时他是真心实意,也是愉悦的,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他性情乖巧,在房子问题上因他的话“中听”,又委婉,又爽快,阿叔便不再说了,了却了父亲的一件心事。在侍亲时,作者时时让匡大作陪衬,以此来衬托匡二在当时世风日下,其本性实孝且很纯朴。如文中所述的房子失火一节,匡二把父亲母亲嫂子救出来后只说道:“好了!父母都救出来了。”一个“好了”如释重负,凸显了匡二的诚孝。

在第十六回中描写家中房子失火后,匡超人“托保正就在庵旁大路口替他租了间半屋,搬去住下”。“那日读到二更多天,正读得高兴,忽听窗外锣响……自然是本县知县过,他也不曾住声,由着他过去了”。匡超人的名声是怎样传到刘知县的耳朵里呢?一是潘保正的荐举,另一重要的是匡超人夜诵经书,引起知县的注意,得以“联科及第”。正如贾自明在其论文中所说:“这一愿望的实现似乎又是匡超人精心设计的杰作。按读书人的习惯,远离闹市是惯例。可匡超人偏偏托潘保正在庵旁的大路口租了间半屋,摇头晃脑地直达三更,于情不合,于理不通。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声闻于外,以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匡超人的读书声里有太多的表演成分,目的是为了引起父母官的注意而煞费苦心。”匡超人精心设计了一个既孝且忠的自我形象,由孝进而得以晋升,《儒林外史》第十六回黄小田评:“自此篇以下写匡超人至五六回之多,无非教孝之深心,读者切须玩味,勿谓小说惟以讥讽诙谐为事,庶不负作者著书本意。”可见为孝的至诚之心是其进入仕途富贵的一个基础。

马二开始想尽心帮他,尤叮嘱其“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可见科举事业便是联结功名富贵的节点,也是人性有所转折的关键。只要在科举上能有所成就,就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迂厚的马二尽力地向匡超人传授了功名富贵的观念。马二先生角色正如鲁迅所说:“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马二开启了匡超人内心功名富贵的密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获益于马二先生的“光明”导引,性情乖巧的匡二不可能无动于衷。匡二心理堕落的转折点,是马二先生的功名启蒙;而实际行动中的堕落,我认为是太公之死。死前太公嘱咐:在功名与德行之间,“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生活优裕后,不能生出势力见识;娶妻当娶穷人家的儿女,不可攀高结贵”。这一番忠厚之言,可谓句句、字字“勾着匡二心底,真乃知子莫若父”。太公是明眼人,在经历了人生的悲欢后,看透了世间功名富贵之本质,他不愿自己的儿子也蹚进这盆浑水之中。由此可见,匡大虽不争气,整日浑浑噩噩地挣扎于底层,太公对其是放心的,即使他最不济也不会因这盆浑水而丧命。可是“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匡超人能否经得住这销魂夺魄的名利考验呢?

二、名与利的考验

因县太爷的牵连,匡二先虚应故事,后不得不远走他乡,踏人西湖名士群。古代称学问和德行都很高,却不愿意出来做官,自命清高而不同流俗的人为名士。而这里的人,表面看来并不醉心于功名举业,但他们无非是谋富贵却不可得。于是假托名士风流,饮酒作诗,招摇撞骗。作诗,他们岂会作诗,不会作诗的匡二速学速作的也“觉得比墙上贴的还好些”。可见这些迂腐可笑、不学无术的所谓名士是何品类。匡二混入这些假名士中,终于认识到“名”的价值,心性乖巧之匡二逐渐步入大坏矣,这是世势之必然。

斗方名士的穷酸生活并不能满足匡二内心欲望的膨胀。结识潘三、舞文弄法、作奸犯科,不断地使匡二尝到了利的实际诱惑。其心性也随着其行动在不断地堕落,堕落是没有止境的。一旦“良朋”遇难,匡二“忘恩负义,直令人发指”。“而君子不以为非者,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使天下之人尽如匡超人之为人,而朋友之道苦矣。”寡恩薄情之人得利便猖狂,虚伪至极!后来又干出了停妻再娶之事。

《儒林外史》回评者对此批道:“写匡超人孺慕之诚,出于至性。及才历仕途,便尔停妻再娶,势使然耶。抑亦达官道,畜牲道。固同此一番轮回也。”此评可谓一语中的。匡超人的堕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其人性沦丧的节点有三个关键性的指导人物:马二先生、“名士”、潘三。把读书作为手段,把当官当作目的。这样在追求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性内核的分离。匡二先前是一个纯朴的青年,在正常的社会理应具有美好的人性。可是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他纯洁的心灵被污染了,举业至上的恶风扭曲了他的人格。有人会说匡二的本性中就隐藏着功名富贵的毒气。但若没有外界的刺激而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成长,这股气也许会慢慢消失。可惜科举引发了他的毒气。所谓“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所以竞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匡超人即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三、“一代文人有厄”

以匡超人为代表的人物,显示出作者的痛惜之处:“一代文人有厄。”从整个科举制度上来看,何止是一代文人之厄,不知有多少代人有厄了。“厄”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文中描写的这一代人究竟遭到了什么厄运?“厄”的反义词就是“幸”。对于文人来说,其“幸”应是实现自己多年苦读的目标,期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厄”则是名落孙山了。《儒林外史》开始讲的周塾师“才学是有的”,“苦讀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一个”。而新中学的梅三相却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便侮辱周进。直到周进在贡院撞号板大哭,把他一生中所积累的痛苦描述得令人心酸。马二先生在谋生手段上虽算过得去,可是他在一生中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按照八股科举取士,三年一科,每科录取的举人和进士加到一起不过两千多。在当时社会下,有多少人受困科场而终身受厄?而对于匡超人来说,通过了童生和秀才的考试,接着又考了教席的官。由此看来,匡超人应该是幸了,可为什么作者还认为他是“厄”呢?这种二难背反的情景,在书中多次多人身上出现。可见作者所讲的“厄”并非单指落榜而言,更多的是在当时的科举背景下,指文人士子在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上的心灵扭曲。同时也引起我们思考在那样社会里的一个矛盾:贫穷之时,品德纯朴,却始终是贫穷,而那些不忠不孝之人反而会飞黄腾达。读完《儒林外史》会恍然大悟:富贵、功名这些名缰利锁牢牢牵住了世人的心,正常的人被异化,变得荒诞与扭曲。这种异化不仅仅是个人,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

鲁迅曾说:“泪和笑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深味的人,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笑。”正因为作者一生饱尝人间的酸辛苦厄,因而对一切不幸的人总是怀有一颗纯真、仁爱、宽厚的同情之心。人之所以陷入不堪的地步,迷失了本性,作者未直接点明,也未让其遭遇结果显明,而是放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中去描写,去悲叹。可以说他对匡二还是留有希望的,他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给人看,又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这种深长的思考中,作者笑中含悲,悲中有泪。《儒林外史》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这种思考,正在于他把希望留给了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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