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驰疆

2019年3月18日，王小帅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王小帅

1966年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3年以处女作影片《冬春的日子》成名，之后因《十七岁的单车》《青红》《闯入者》等电影获诸多国际大奖。2019年3月22日，其新作《地久天长》上映，该片曾在第六十九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包揽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两项银熊奖，备受瞩目。

王小帅很少把自己逼到这样的状态：电影《地久天长》上映前的某一天，他在工作室安排了密集的采访，媒体以“车轮战”的形式一家接着一家。和时下一些进退自如的导演相比，王小帅的确不太精于应对采访，他的回答要么太实诚直白，要么太抽象艰涩——前一种情况容易引发舆论危机，后一种则会让记者无从下手。

不过，也有一些记者选择迎难而上。有位网络媒体记者，专门挑了微博和豆瓣上许多恶评念给王小帅听，想让这位以“爱惜羽毛”著称的导演逐一回复。这些恶评包括：“结尾真是画蛇添足”“无聊，很多冲着史诗去的导演最后都拍成了历史教科书”“最后半小时完全塞满了令人尴尬而虚情假意的各式‘和解”……

一开始，王小帅还能心平气和地解释两句，可评论一多，他便有些着急，只是不断地重复：“他一定没有超过22岁。”这个采访结束后，王小帅坐到了阳台边的书桌旁，人瘫靠在椅背上，两腿交叉架在桌上，点了一根烟，闭上了眼。

“因为现在高科技啊，我觉得门槛就降得好低，而且观众批评电影是最容易的。”王小帅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看一个画，听一个古典音乐，他搞不清楚，不敢随便说，只有电影，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这个不好，那个好。”

他有些无奈。

“我只是个补漏的人”

《地久天长》是一部未映先火的電影。2019年2月16日，该片在第六十九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同时拿下最佳男女演员奖，这是华语电影在“三大”（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上史无前例的成绩。

那天晚上，男主角王景春、女主角咏梅相继上台，两人都有些激动。王小帅也很满足：“你坐在下面，看着你创造的两个人物在聚光灯下获得如此高的荣誉，特别好。”

颁奖结束后，王小帅看到有媒体写道：“从来没有见过一对演员演夫妻，能这么天衣无缝，这么让你相信这是一对真夫妻，在命运里缺一不可、相依为命地走下来。太感人了，所以就把这俩都给他们。”

有时候演员和电影，是互相的运气，有微妙的缘分。《地久天长》本来定了另一位男演员，但临时出了问题，王小帅情急之下半夜给好友王景春连发3条短信。王景春对记者说：“我早上醒来一看，估计他那边有状况。聊了一下，就说行，没事儿，我来。”当时，王景春甚至连剧本都还没看到。

咏梅是王小帅看电视时定下的。《地久天长》剧本创作时，咏梅参演的电视剧《悬崖》正在播出，王小帅看后觉得她的东方女性特质和剧本契合，表演状态也对。本子完成后，王小帅就首先想到了她。

咏梅收到剧组短信是在吃午饭时，一个小时后，标有“咏梅专阅”的剧本送到，她从中午看到了天黑，“眼泪都流干了”。第二天，咏梅约了王小帅，说：“我拍。”

让咏梅流干泪的剧本，讲的是一对平凡夫妻——耀军和丽云的故事。40年里，他们经历下岗、丧子、流浪、逃离，一生都在和失独的痛苦对抗，也在和过去的人、事、记忆纠缠。两个小人物，成了时间的载体，被时代裹挟着、推搡着。许多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事件在这对夫妻身上聚焦，让电影带上了纪录片的意味。

“我是60年代生的，经历了中国发展巨变的几十年，感触良多。”谈到创作初衷，王小帅说，“2015年，国家实行新的生育政策。那时给我的触动就是，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而到这时候，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

所以，王小帅决定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特殊的“一家三口”的故事。它可能会面对争议，可能也不适合市场，甚至会在口碑和票房上双双折戟。“我一直没有想去改变大家的看法，或形成某种共识。只是有个别的地方被时代遗漏了，而我就是那个补漏的人。”

他说，这个故事没有原型，但它确确实实发生过。

忍受不了凑合的假东西

开拍之前，王景春和咏梅没有交集，咏梅甚至连王景春的脸都没有印象，而当王小帅把两人凑在一起，火花就来了。

“我拍到中间的时候，就说一切都有了，一切都是自然生成。像泥土里的种子，你把水浇完了以后就自己在长。”有一场戏，失去孩子的两人躲在房间里，拉着窗帘。“外面过小年、放鞭炮，小茉莉（剧中角色）来探望，他们招待她，每一个动作都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王小帅不说话，不给指令，机器开着慢慢拍，突然，鞭炮停了，瞬间安静下来，王景春叹气说了一句：“小年了。”那种失落和沧桑，让王小帅起了鸡皮疙瘩。

在片场，王小帅常常提醒演员克制，不要哭。故事和情绪很浓，但表演要克制，这种反差会让触动更强烈。往往遇到这种戏份，演员在镜头前拼命不哭，王小帅就在监视器后泪流满面。

因为学美术出身，对于场景真实，王小帅有强烈执念。“现在好多电视剧拍年代戏，都希望主角穿得干净、鲜艳，要做旧的话就简单涂下，这样其实缺乏生活的质感。”所以，当一些道具师按照电视剧的工作模式操作，王小帅就会不断提醒，让他们警觉起来。

这样的执念是一种习惯。2003年拍《青红》，故事发生地的贵州老区已经被新楼盘包围，服装也搜集得不理想，于是王小帅决定重新找场地、搭景，挨家挨户搜集老面料，服装全部自制。“但即便这样，也不能百分之百复原过去，那些童年记忆里的山水花鸟，包括空气里的泥土香味都已经消失殆尽了。”2011年拍《我11》，取景难度更大，他只能自己掏出部分资金重修了楼房、街道，“这一切做完后，居然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前来参观，很多已经迁出去的厂里的老职工拖家带口地赶回来，说看到这一切仿佛穿越了时空一样”。

到《地久天长》，更是找不到七八十年代的景了，王小帅只能从废地里一点点搭出景来。“我们在废墟里面费了很大的劲，找了无数道具，然后去组成需要的场景。”

咏梅记得一场戏，她戴着发套、化着老年妆，拍完过了很久，王小帅越看越不对劲，实在不能接受，就要求咏梅把真头发漂白，全剧组回去再拍一遍。“导演就是没有办法忍受那种凑合的假东西。”咏梅说。

“这是黑泽明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地久天长》很长，初剪4小时，成片3小时，投资、宣发都很有顾虑，王小帅却说，一刀也不能多剪了。“有一些电影是需要慢慢看的，如果没有过程，上来就嘁里喀嚓的，就没意思了。”

“可是，3小时真的很长。”《环球人物》记者又重复了一遍。

“长吗？《复仇者联盟4》也有3个小时。”

“那是个商业片，它可能就需要这个时间。”

“我的片子也确实需要这个时间。”

曾有人问王小帅，为什么老是做和市场相反的东西，他回答：“我觉得自己只能闷头做自己喜欢的电影。之前我看黑泽明的访谈，有人让他赶快拍个商业片，黑泽明说没办法，我就喜欢这么做电影。连大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也没法过分要求自己。我和黑泽明一样，面对商业，是无解的。”

对于拍片，王小帅的确很少妥协。1990年，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王小帅被分配到福州电影制片厂，“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感觉23岁的自己就要永远离开北京，离开朋友了”。

在福州两年，王小帅写了五六个剧本，引起不小震动，同事都希望厂里能走出一个自己的导演——当时福州厂的片子都是把厂名借给外面的人去拍。那时是“计划时代”，每年摄制都有指标，福州厂一年一个名额，所以外借厂名最保险。于是，在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中，王小帅还是没能拍到片子。

《地久天长》剧照。该片在第六十九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包揽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两项银熊奖。

王小帅的首部电影《冬春的日子》剧照。

《青红》剧照。

1992年，北京电影资料馆领导到福州厂视察，说有个叫王小帅的年轻人不错，应该多拍电影。厂里领导回答：“我们这大学生还年轻，想要独立工作还得锻炼5年。”王小帅也在现场，听到领导回复后没过两分钟就站了起来，走出会议室，上楼收拾行李，打包回北京。“我从听到‘5年到踏出厂门，用时不到15分钟。”回京后，王小帅找到中央美院附中的老同学刘小东、喻红，拍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全剧组七八个人，拍摄地是美院附中4楼办公室，耗时5个月。

1993年底，这部名为《冬春的日子》的处女作被香港影评人介绍到温哥华电影节，之后又去了柏林、鹿特丹，王小帅一举成名。之后10年，王小帅又拍了聚焦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十七岁的单车》、讲述偷渡客故事的《二弟》等，在戛纳等电影节上拿下大奖，却也因“未经审核擅自参展”等原因被禁止拍片。

2003年，王小帅被通知参加一场针对所谓“地下导演”的会议，参会的还包括贾樟柯、张元、娄烨等。那场会议，王小帅得到两个信号：一、他能继续拍片了;二、中国电影要走市场化，以后民营公司也能自主出品了。

会议结束后，王小帅、娄烨和贾樟柯，找了一个酒吧坐下，没有人欢呼雀跃。“我们知道在新的市场化、商业化之后‘应该做什么，但心里的声音一直告诉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酒吧里的小会上，3个人各自做了决定。不久后，王小帅把《青红》提上了日程。

“埋下的种子多了，破土的几率还会少吗”

2003年后的中国电影，高歌猛进，15年总票房翻了20倍。王小帅却没有赶趟儿，依然拍着私人化、带纪录色彩的文艺片。中国第五代导演集体转型时，有记者问第六代的王小帅怎么看，他回答：“你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张艺谋，还想再失去一个王小帅吗？”

“很多人说我疯了，太不识时务，但我觉得必须有人去走窄道。这条路不会比头一个10年好走，可能会越来越难。可是，埋下的种子多了，破土的几率还会少吗？”

《青红》《我11》《闯入者》，就是王小帅15年间埋下的种子。3部电影，讲的都是三线建设的故事，脱胎于王小帅的童年经历。他生在上海，几个月大就随着父母来到贵州，在贵阳郊区的光学仪器厂生活了13年。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业大迁徙，千万工人、解放军和知识分子，从发达城市来到中西部三线地区支援建设。在贵阳，王小帅遇到过押上身家性命带着妻女“逃离工厂，回到都市”的父亲，听说过“严打”期间技校里复杂的男女故事，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成了《青红》的框架。《我11》是王小帅的童年自传，《闯入者》则是三线建设的后续，电影中的老太太，早年为了争取“回家”名额出卖朋友，日后在赎罪与惊恐中度过。

3部电影在叙事和表现手法上都异常冷静，带着鲜明的王小帅风格。“我不是人们说的艺术疯子，我也不欣赏要么笑抽了风、要么哭瞎了眼的表意方式，我更不愿用哭和笑来和观众交流，我想在一种相对理性的角度优雅地打动观众。”总有人替王小帅惋惜，说“眼泪刚有就剪掉了，功力还是差一点”。“但我就是不希望煽动别人的感情，达到自己的目的。”王小帅回应。

正因如此，3部电影都在国际上获奖，也都在票房上失利。这让王小帅有了一丝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意为了市场改变自己想拍的东西，“我也试过努着劲儿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较难坚持”。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票房过于惨淡会让自己陷入困境，“所以每个片子拍出来后，我都会‘不要脸地到电影院宣传，哪怕只能是碎碎叨叨地去传播，我也不放弃”。于是，当新片票房不如预期，他就在微博和豆瓣上写情深意切的“致观众信”，在朋友圈发“撩哥撩妹就去看超长时间的《地久天长》”，反而引发不小争议。最后，王小帅只能悻悻然回应：“我果然还是不适合营销。”

或许，这并不是王小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艺片导演共同面对的现状。在艺术和市场，自我和商业之间，他们始终没有找到最平衡的解。可是，采访的最后，王小帥说：“即便如此，我还是会继续，像初恋一样地敬畏电影、拍电影，因为这是我最好的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