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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藏农奴的自述

2019-04-12尼玛次仁

环球人物 2019年7期
关键词:农奴尼玛西藏

2019年3月21日,一个天高云淡、春意渐浓的日子,飞机从壮美的雪山和峡谷上掠过,西藏这片辽阔而圣洁的土地在《环球人物》记者眼前徐徐展开。仿佛一位神秘的女郎揭开了面纱,那古朴纯净的壮美震撼人心。

在西藏采访期间,街头的广场、商场、书店……随处可见“隆重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的标语。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那场史诗性变革中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农奴家庭。人和事,累加起来,就是历史。而西藏的当代史,是由百万农奴书写的。他们成为自己、成为人、成为天地间的站立者、成为西藏叙事的主角。

在西藏,找一个农奴家庭不是件难事。因为当年那个基数太大了——百万农奴,而西藏和平解放后核实的总人口数也就是115万。换句话说,除了寥寥一部分占据特权金字塔顶端的人,当时在西藏能见到的人几乎都是农奴。

而今天,我们见到的是一个个平等的西藏居民。

在那曲市安多县扎仁镇,我们见到了纳色社区2组的居民阿弟。他生于1930年。民主改革前,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在多玛部落,流连于各农奴主家当奴隶。吃不饱穿不暖,经常遭毒打。不堪忍受屈辱的阿弟逃了出来,带着母亲一路乞讨,流浪至买玛部落(今扎仁镇一带),靠打猎为生,依然食不果腹。民主改革后,阿弟脑子活,带着一家人做生意,勤劳致富。1982年,在年过半百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他有5名子女,生活富足,还尽力帮助一些贫困乡邻。问阿弟,持家有什么秘诀?他乐呵呵地,答得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为人民服务是我立下的家训。”

在山南市乃东区,我们见到了克松社区2组的居民扎西。他生于1936年7月,和阿弟一样,有相似的农奴经历。如今,他过着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

印象最深的还是拉萨市曲水县的居民尼玛次仁。《环球人物》记者初次见到尼玛次仁,是在曲水县老干部活动中心,那天是3月24日,距离民主改革60周年纪念日还有4天。曲水县退休文艺队正在排练舞蹈《翻身农奴把歌唱》。会议室的桌子被叠放在两侧靠墙的位置,就成了一间排练室。尼玛次仁本来不参加排练,可他还是赶了过来,给大家播放背景音乐。隨着他按下播放键,音箱里传出黑鸭子乐队翻唱的这首同名老歌:“雪山啊闪银光,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革命道路多宽广……毛主席呀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几名六十岁上下的女演员脸上绽放着笑容,虽然这只是排练,但她们好像回到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那一天。

60年一甲子。当年百万农奴里的老人们,如今绝大多数人 已经作古;而年少的农奴孩子们,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商人,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公务员……如今都到了当祖父母的年龄,真正用一生体会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滋味。他们是朴实的,不善言辞的,他们敦厚地笑着,脸上每一道独特的黝黑褶子里都盛着满足,末了,浓缩为一句话:“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在西藏的这些天,这句话我们听到的最多,就像是雪域高原百万人、百万家庭的合音,在我们耳边共振、回荡。

下面,就是尼玛次仁的故事。

60年前的3月28日,中央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宣告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终结和民主改革的开始。2009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大投票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正是在1959年的5月,我出生了。1959年以前,我们家祖上全是农奴,在拉萨市曲水县曲水镇曲水村一带给农奴主干活,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我出生时,恰逢农奴解放,于是妈妈给我取名尼玛次仁。“尼玛”的意思是“太阳”,“次仁”的意思是“长寿”。妈妈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乃至我们全家能永远生活在光明中。西藏有不少人叫这个名字,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

的确,我们在走访中发现,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就叫尼玛次仁,他同样生于1959年。还有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也叫这个名字。

妈妈一天只有一碗糌粑

我爷爷在一个叫“奔达仓”的庄园里给农奴主种田,种植青稞、豌豆、小麦等农作物,一年到头还得给农奴主放羊、放牦牛。藏族人的名字一般是4个字,没有姓。但这个农奴主是贵族,他的名字有6个字:除了4个字的名字,还有两个字是族名。他是拉萨一个大农奴主的手下,当时曲水村一带的人都得听他的。一些大的农奴主会在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里当官。

爷爷比较听话,老老实实当农奴,一直到60多岁去世。奶奶50多岁去世,也是当了一辈子农奴。由于爷爷去世时当农奴的期限未满,妈妈接替他继续在那个庄园里当农奴。其实并没有哪个契约里规定所谓的“期限”,农奴主说干到什么时候,农奴就得干到什么时候,没干到期,就得找人来替。

妈妈名叫布赤,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是曲水县另一个乡的人。那里的农奴主有一本名册,写着当地每个人的出生年月。谁家孩子长到8岁,就到了当农奴的年龄,没有任何条件,不管男女、有没有生病,都会被那里的农奴主强行拉去当农奴。妈妈8岁开始当农奴,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应去学校读书,但那是贵族孩子的特权。

由于年龄小,种不了田,也放养不了牦牛,妈妈只能放一些小羊羔。一个农奴劳动一天,只能得到一小碗用青稞做成的糌粑。如果哪天生病不能干活,就没得吃。糌粑早上发放,一天只发这一次,农奴一日三餐只吃这一碗。盛糌粑时,总是会有一部分糌粑冒过碗边沿,这时就会有人把碗刮平,一点都不会多给。有一年,由于家里人的粮食不够吃,外婆家就向农奴主借了一些粮食。从那以后,外婆一家必须省吃俭用,平日还得注意存一些余粮,以备还粮食债。

第二年,外婆把粮食债还完,家里人又没有吃的了,只好又向农奴主借粮食,就这样循环着。这些粮食债一辈子都还不完。外公外婆去世后,妈妈接着还债。妈妈实在是受不了了,便在26岁时逃了出来。妈妈那个庄园规定,如果3年找不到农奴,农奴的劳动“义务”就自然取消。

叔叔的腿被打瘸

2019年3月24日,尼瑪次仁(左二)在拉萨市曲水县家中接受本刊记者专访。图为尼玛次仁和妻子、女儿、小孙子合影。(本刊特约记者 柴济东 / 摄)

妈妈逃到了曲水村,在这里认识了当农奴的爸爸。爸爸也跟爷爷一样老实、勤奋,农奴主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农奴主对他印象不错,一天就发给他三四两糌粑。这显然不够吃,但在庄园里就算好的了,经常有人一天一口都吃不上。爸爸一年四季都穿不到暖和衣服,冬天太冷就抱着牛羊取暖,闻着粪便的味道睡觉。他出去放牧时没有鞋穿,有时运气好,看到路边有农奴主丢掉不要的鞋,便捡起来穿上。

我听说好多农奴被农奴主当作商品随便卖来卖去,这种事没有在我们家发生过。爸爸没有受到过农奴主的虐待,活到了86岁。他是1991年去世的。不过,家里其他人被农奴主毒打过。

妈妈到曲水村不久就到奔达仓庄园接替爷爷。有一年秋收打麦,称重时妈妈把数字算错了。农奴主知道后马上就用马皮做的鞭子狠狠抽她的小腿,肉都被抽掉了一大块。妈妈82岁去世时,她的小腿还是凹进去一块的。

叔叔和爸爸在一个庄园里干活,一辈子受农奴主的压迫,一天里连抬半个小时头的时间都没有,只能低头干活。他还经常挨饿,没办法就偷农奴主家里的东西吃,有时晚上去偷,有时实在饿得不行,白天也去偷。一旦被发现,就得挨打。他的左腿被打瘸了。叔叔也穿不上什么暖和的衣服。有一次感冒发烧,没有糌粑吃,也没有药吃,就只好随便采了些野菜,结果吃完就中毒死了。爷爷的哥哥也因为偷了点东西吃,一只眼睛被皮鞭抽瞎了。

这种封建农奴制度太残酷了。民主改革前,西藏有些地方的农奴主到处散布谣言:“红汉人”要来了,他们吃人肉、喝人血。不过曲水县没有发生这种事,县里的农奴主们早早就逃跑了。1957年,妈妈从前那个乡的农奴主可能是听到了要民主改革的消息,跑去了印度。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曲水村的农奴主也跑到了印度。他们都没有参加1959年噶厦政府的叛乱,跑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农奴主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尽管藏族作家阿来给我们奉献了《尘埃落定》这样优秀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奢侈又残忍的土司家庭。

留存下来的统计数据是惊人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廉湘民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占人口不到5%的藏传佛教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共同统治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农奴主阶级分为官家、寺院、贵族三大领主和农奴主代理人两个层次,他们几乎占有全部土地、牧场、森林、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1959年,西藏上层贵族发起叛乱时,有的农奴主出逃,有的投诚,有的则参加了叛乱。”

西藏民主改革前的拉萨市贫民区。

西藏农奴制度下的“人背人”差役。

和牲口同住的农奴。

农奴益西钦沛服劳役后与犬同眠。

拉萨大昭寺前,三名藏族妇女在读经书。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一位藏民游牧至此。

拉萨第一小学的孩子们在认真朗读英语课文。

“我们翻身农奴的儿子,可以抬头见太阳了”

农奴主逃跑后,庄园就分给了农奴。我们家陆续分到了13亩土地,还分到了耕牛、牦牛、山羊、奶羊、驴、捡牛粪用的筐子、床、桌子、瓷碗、被子……是按人头分的。爸爸妈妈终于有了自己的财产,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了。妈妈还常背诵藏语毛主席语录,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大意是人民当家作主。她还跳舞庆祝。她也很受人尊敬,民主改革之后还当了十一二年生产队长。

我8岁时,不用再像妈妈那样去给农奴主放羊了,而是坐在曲水村的小学校课堂里,读了一年书。妈妈虽然没读过书,但头脑比较灵活。我入学时,妈妈对我说:“在旧社会,我们想上学也没地方去,也交不起学费。你现在有机会上学,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班里都是农奴的孩子,我们就学习两门课程:藏语和数学,我觉得挺简单。

我13岁那年,曲水县选派3个人到西藏自治区卫生学校分别学习西医、藏医、中医。这是西藏解放后建立的第一个卫生学校。当时有一个藏语入学考试,有二十几个人参加,我是3個通过考试的人之一。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很高兴。妈妈说:“我们翻身农奴的儿子,现在可以抬起头来见太阳了。”

到了拉萨,我被分进了藏医班,学习了3年半,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1975年,我从卫校毕业。当时鼓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就被分配到曲水县人民医院藏医科。

最初,我的月工资是24元。当时除了两毛钱的挂号费,病人来看病我是不收钱的。我退休后,还有不少人来找我看病,我都不收一分钱。他们好多也是农奴家庭出身。

上世纪80年代起,我又先后被调到县防疫站、县委宣传部工作。1990年时,我的工资涨到了60元。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个7岁的女儿和一个两岁的儿子。全家人的生活都靠我一个人承担,压力很大。家里虽然有些田地,种些小麦,但由于是沙田,产量不高,小麦价格也便宜,一藏克(28斤)只能卖5到7元钱,一亩地一年也就能收入二三百块钱。

后来,县里发展得越来越好,开始修铁路、建动物园,我家各有3亩地被规划进去,每亩地分别补偿3.7万元和3万元。我的压力就缓解了一些。前些年,国家鼓励土地流传,我由于还要上班,就把剩下的地租给了一个农业公司,每亩地每年有上千元的收入。有了补偿款和平时攒的钱,我又贷了些款,在拉萨买了套房子。曲水这边没什么事时,我就去拉萨住一住。

2019年3月26日,拉萨街头挂起彩旗庆祝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2019年3月28日,西藏自治区在布达拉宫广场召开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大会。

17个人准备了25个节目

2016年,我从县委宣传部退休,开始拿退休金了。想想以前,累死累活都不一定吃得饱;现在,退休不劳动也能有收入。有了西藏民主改革,我才可能有现在的生活。退休后,我参加了曲水县退休文艺队,创作一些节目,其中有不少是歌颂民主改革的。

文艺队现在有9男8女,都是农奴家庭出身,平均年龄57岁,最大的65岁。今年为迎接民主改革60周年,我们准备了25个节目。3月28日,我们将在曲水县搬迁安置示范村三有村和县里的庆祝活动中表演。有一个藏语说唱节目是我编写的,名字叫《飞跃式曲水》,讲述曲水县几十年来的发展。有一个藏族舞蹈节目叫《翻身农奴把歌唱》,以同名歌曲为背景音乐,由6名女同志表演,是今年的一个重点节目。

我女儿从西藏大学毕业后,在曲水县中学教藏文。他们学校也准备了节目,其中也有《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有《幸福的藏家人》《等那一天来临》《大中国》等。

儿子考上了西藏一所师范学校,现在是林芝市察隅县一所小学的校长。从妈妈没学可上,到我有学上了,再到儿子当上校长,这真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家庭发展的过程。

如今,小孙子两岁多了,平时由我和他奶奶带着。我教他讲一些汉语的拼音和常用语。等他再大些,我就把我们家的故事讲给他,告诉他我们这个家庭是怎么走过来的,更要告诉他祖国母亲是谁,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

尼玛次仁很喜欢《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曲子,排练完还时不时哼唱几句。我们不由想起来,唱这首歌的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应该与尼玛次仁的母亲布赤年龄相仿。才旦卓玛亦生于一个农奴家庭,幼时给农奴主放牧。1951年,14岁的她看到进藏的解放军战士宁可饿肚子也不拿东西,宁可挨冻也不占房子,心想:他们和旧藏兵不一样,也许真是给穷苦人带来吉祥的“菩萨兵”?家乡日喀则成立了妇联,才旦卓玛优美的嗓音得到了重视。1956年,她走进日喀则的文工团学习。此时,尼玛次仁的妈妈布赤还在庄园里挣扎求生。1959年,无数个布赤、卓玛、次仁的农奴身份被废除了,才旦卓玛高歌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唱进了百万农奴的心里,也唱遍了整个中国。

60年后的今天,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59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只有1.74亿元;2018年,达到1477.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91倍。2018年,西藏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286元。因高寒缺氧,西藏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60年来,得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社保体系的完善,西藏人均寿命从过去的35.5岁提高到了68.2岁。

《环球人物》记者在采访中认识了很多像尼玛次仁这样的农奴后代。如今,他们走在西藏的春天里,愉快地哼着《翻身农奴把歌唱》:“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毛主席呀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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