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与日

武汉东湖西岸，有一片屈原文化区。从南向北行，便有一个四面通透的亭子，砖柱，灰瓦，很沧浪的神态，其亭叫沧浪亭，取之于《楚辞·渔父》之意，与屈原有关，与渔父有关，与沧浪歌也有关。

早在春秋时期，沧浪歌就已流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战国时期的屈原对这段文字当然烂熟于心，只是意气风发的年龄，他一心向党，推行“美政”，却没想到仕途险恶，会被迫害。事实是，郢都城里早就酝酿着一场阴谋。于是，一夜之间他被放逐了。对楚国，他有一种剖心之忠诚，但对小人的算计却没有回击之功。于是，愤怒、憋屈、清高，是他当时的复杂表情。屈原开始远离权力旋涡，东湖便成了他精神安居的一个站点。于是，他“乘鄂渚而反顾兮，秋冬之绪风”，来到了东湖的一个小洲“鄂渚”之上。屈原身心憔悴，又怀揣着一个疑问：“人怎么可以用清白的人格，去蒙受人世间的尘土？”恰与渔父相遇，渔父借了《沧浪歌》来劝慰他，屈原也以此自勉。

沧浪亭承载的就是这个故事。

沧浪亭与名相符，依湖而居，间或会有湖水溅了上来，润了亭脚。坐在亭间，人伸腿就能洗脚，掬水就可洗头，再坐看蓝天，或再读屈原《涉江》《哀郢》《离骚》，遥想战国时期楚怀王模糊的遗影，一个昂首问天，下腭胡须与长袍一起飘飞的人，便坐一叶扁舟，向沧浪亭漂了过来。这个人越来越清晰，一脸的楚辞，名叫屈原。

屈原在东湖边徘徊吟唱，或抱简苦读，或提笔疾书，几千年后，便成了“东湖之魂”。于是，在沧浪亭之北的一个小岛上，立了一座行吟阁，阁名由郭沫若题写，回锋转向，运转变通，逆入平出，气贯笔端。行吟阁之名，也源于《楚辞·渔父》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据传，这里的“泽”就是今天的东湖。东湖是他流放经过的地方，也是他停留、客居过的地方。当时，正是“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局势。如果屈原继续纵横在楚国顶层权力圈，楚襄王没有制造“放逐屈原”的政治事件，屈原能不能“美政”强楚？楚国会不会欣欣向荣，一统天下？如果屈原时逢的不是楚襄王，而是一个开明君主，屈原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走向与结局？行吟阁、沧浪亭等人文景观还会有吗？对这样的问题，歷史也会沉默不语。

行吟阁高22.5米，用1954年的钢筋混凝土浇铸，兼以仿木，三层四角攒尖顶，飞檐，翠瓦，卓砾昂举，内立红色圆柱，支撑着屈原坎坷的一生。四面，由湖水近绕，南有荷风桥，北有落羽桥，以接通陆地。行吟阁与沧浪亭在内涵上关联，又与周边的自然景色相配，极是协调。说行吟阁是东湖楚文化的点睛之作，一点也不为过。

屈原时代的钟磬，虎架凤鼓，静静地坐在行吟阁内，触动一下它们，会有一种历史之声从秭归、纪南城响出来。楚襄王流放屈原3年，一言九鼎：不许他返回郢都。他的用心是把屈原这个名字从楚国的政界彻底删除。屈原心灰意冷，又想洁身自好，还在东湖苦苦期待楚襄王回心转意，期待有朝一日重返郢都。屈原是天真的，纯情的，他每一夜都枕着美梦入睡。然而，他等到的一个消息是，楚国的心脏郢都被秦兵攻破了。楚国休克了。

其实，屈原被流放，对他个人来说极为不公，也是历史突发痴呆，任由郢都小人兴风作浪，任由楚襄王霸道的结果。然而，正是生命被流放之际，屈原写下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诸多不朽的文字，造福人类，照耀千秋。这是在政治旋涡中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身前与背后，奸臣如蛇，既有缠的本领，又有灵敏的信子，谁能处世不惊？屈原留下了这么多绚丽文章，比他官居三闾大夫乃至左徒要更加灿烂。胜任左徒的人，不止屈原一个人，而能创作楚辞的人并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楚襄王一心吊销屈原的政治资格，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今人想念屈原的同时，也想到了楚襄王。

行吟阁前，立有一座屈原全身塑像。屈原的身高是多少，史料没有记载，这是遗憾。但这座屈原全身塑像有3.6米高，再加上3.2米高的基座，通高6.8米了。按说，屈原不可能有3.6米的身高，东湖却给他制作了3.6米的身高，这不是有意拔高，刻意渲染，在东湖的心目中屈原应该得到仰视，因为，他的眉宇间仍然忧虑着楚国的未来，即便是秦军的铁骑踏平了郢城，乃至楚国，屈原还想着拥抱楚国！于是，塑像以屈原举步的造型，喻示他向郢都走去。楚国衰落，残喘，也不接纳屈原，屈原只能翘首向天，高诵《天问》了。

可以想像，屈原在泽畔行吟，是不愿停下脚步的，也不想用青铜、汉白玉、花岗石之类的材质来给未来的自己塑像。刚正不阿，是他的性格，一如青铜、汉白玉、花岗石。如果再用这些材质造一个屈原，多余了。于是，他从秭归走向郢都，走向东湖，又向湖南走去。那里有一条汨罗江，江畔有座玉笥山，他在这里创作出《离骚》《天问》，成为骚体文学的一座文脉，叫古今一直惊叹。屈原走向汨罗江，是对人生的回望。郢都破了，楚襄王也蔫了，屈原绝望了，脸上出现了终极的悲愤，他向汨罗江的深处走去，很从容，也昂着头。这一天，是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留下绝笔《怀沙》，最大的愿望是，与汨罗江相拥，汨罗江配合了他。从此，汨罗江声名大振。

但，东湖舍不得他，怀念他。屈原走了那么远，还是请他回东湖休息，或忧国忧民吧。于是，东湖建了行吟阁，又建了一座屈原纪念馆。

屈原纪念馆与行吟阁一气呼应，馆与阁相距不远，由濒湖画廓连接。濒湖画廊是一组江南民族风格的园林建筑，亦半拱，亦半圆，小山丘上的主体建筑依地形呈半拱状，而两翼的长廊向后斜弯，呈自然半圆状。长廊两端，应有依托，六角亭便担当了这一重任。

穿过濒湖画廊，屈原纪念馆便露出了容光，但未入馆内，便会有仰望的自觉，或肃然起敬的情绪。

这是一座典型的民族形式建筑，很干净，一如屈原的品格，“行廉志洁泥无滓”。其馆名，是董必武1960年3月留下的墨宝。董必武是清末著名秀才，后加盟革命阵营，成为了国家领导人。这位湖北红安籍的书法家，对湖北秭归籍前贤屈原多有敬仰，题写的馆名，书风如谦谦君子，淳厚，圆润，功力深厚。纪念馆用两层展室，陈列屈原的文献资料，以及后世有关屈原的研究成果、书画艺术作品。另外，还有屈原居住过的“左徒府”，以及战国末期的冷兵器、玉器、礼器、青铜器、乐器之类。不过，都是仿制品。

一座屈原塑像立在馆内迎门口。行吟阁是全身塑像，这里是半身塑像。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座塑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屈原双目凝神，直视东方。东湖纪念屈原，还有许多方式，比如赛龙舟，湖面上龙舟竞渡，湖岸边万众欢腾，实为盛况。

再往北行，到达听涛景区最北端，便是鲁迅广场。将鲁迅与屈原合并叙述，是因为两人有诸多的相似：爱文字，有名世之作，都名列中国文学史;脊梁骨很硬，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胸怀正义，或呐喊，或天问，都是想拯救社会。有灵魂，有思想，或下腭长须飞扬，或上唇胡须横卧，都在思考国家与平民的未来。东湖请这两个伟人一起入驻听涛景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虑？

鲁迅广场两面临湖，开阔，是一片弧形地带，这环境很适合鲁迅。鲁迅是从浙江绍兴一条河水边走出来，走向南京、仙台、北京、广州、上海，登上文巅的。他没到过武汉，但他的思想与文学作品浸濡了武汉，渗透了武汉的骨髓。武汉的鲁迅研究者很多。武汉爱鲁迅，东湖把这种爱植根于鲁迅广场了。鲁迅用手术刀给病人治病，又用一管巅毫给阿Q开处方，于是，中国的文坛上产生了《孔乙己》《祝福》《药》等伟大作品。鲁迅视野开阔，从医，从文，从政，都不囿于此。东湖在湖边给他一片开阔地，是想再现鲁迅放牧视野，胸怀坦荡的形象。

广场西侧，有一座面湖的塑像，基座之上是鲁迅。鲁迅不寂寞，有苍松、翠柏、草坪、山岗、湖涟陪伴他，也有大学生与他联欢，还有海洋公园的气息从东边奔跑过来。对鲁迅，武汉人民一往情深，包括喜欢鲁迅口噙一支烟斗的模样，深邃，可爱，又酷。

鲁迅广场与行吟阁与屈原纪念馆容光呼应。一个是古代诗人，一个是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隔着几千年，隔着千里的山山水水，千里迢迢抵达东湖，抵达听涛景区，交换思想，与文学创作心得，还给东湖添了两座文脉。东湖确实有思想，有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