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蔚

摘 要： 评论界几乎都从创作技巧的复杂性和革新强调英国作家福斯特的现代主义倾向。本文通过对《印度之行》的多主题性及呈现方式的分析说明：相比福斯特小说中节奏、意象、象征等现代主义手法的大量使用，他不同于传统作家的关注视角和其作品与现代主义小说共同的主题，更能体现福斯特文学创作上的现代性。

关键词： 福斯特 现代性 多主题 呈现方式

《印度之行》作为E.M.福斯特最后一部也是最杰出的一部长篇小说，获得了几乎和对作家本人的评论完全一致的评价：福斯特作为英国文学转变时期的作家，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又使用了象征等现代主义手法，对传统与革新兼容并蓄；同样地，《印度之行》既被视作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又被认为较多使用了意象、象征和“诗歌化节奏”等手法的现代主义小说。作为最早注意到福斯特作品现代性的批评家，尽管“对他没能真正地把诗幻与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表示遗憾”[1]（27），弗吉尼娅·沃尔夫在作品《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仍将福斯特与劳伦斯、乔伊斯等一起归为现代主义作家，而非威尔斯、高尔斯华绥等现实主义作家一边。关于福斯特作品中的传统色彩和革新因素，评论界几乎都从创作技巧的复杂性和革新性强调福斯特的现代主义倾向。本文将从《印度之行》的多主题性和多主题的呈现方式探讨福斯特的现代性。

1924年问世的《印度之行》讲述了两位英国女士的一次印度之旅，以及印度医生阿齐兹与当地英国人菲尔丁和这两位英国女士间的交往。这部小说有着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特征：完整的故事结构，按时间顺序发展的情节，鲜明的现实主义写作技巧和风格。许多评论都认为这是一部传统的社会政治题材小说。但是福斯特本人却在给小说1957年版作的序言中说，《印度之行》并不真正是关于政治的，甚至不是关于社会的[2]。随着对福斯特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對小说文本的细读，小说主题的复杂性越加显露：作品涉及了政治、宗教、社会、文化、哲学、人的心理等诸多论题。学者们以不同的切入点，从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东方主义到女性主义等多种视角解读《印度之行》。更有研究者提出，小说揭示了人类在试图相互理解并认识宇宙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表达了小说家对现存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的全面批判[3]。事实上，《印度之行》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文化，更是关于人类精神家园和整个世界。

一、《印度之行》的多主题性

福斯特善于在叙事主线明确的基础上聚焦中心问题的同时，展开多个主题的探讨。小说发生在20世纪初的印度。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任何需要真实地描摹印度社会现状的小说，都不可能避开对英国殖民者与被印度殖民者间的对抗、东西方文化间的冲突等主题的涉及。故事的开始，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来到印度并希望看到真实的印度，但穆尔夫人的儿子和其他当地的英国人却不赞同与印度人来往。从对昌德拉布尔城中英国人和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作者全方位地展示了东西方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差异。小说的第一部分，在聚焦文化差异、殖民语境的同时，还展现了两个群体内部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乃至不同宗教、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和隔阂。政治上的殖民与被殖民已毋庸置疑，福斯特通过对俱乐部“桥会”的典型场面和群像描写，将双方在地位、文化、宗教与价值观等客观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和互相间的心理隔阂展现无遗。在刻画殖民语境下的印度社会之外，福斯特也深入探讨了殖民制度对个体的影响。比如，穆尔夫人提到儿子罗尼在来印度赴任前并不如此对印度人怀有成见。除此之外，借助阿德拉对和罗尼订婚的反复，印英双方对印度的夫妻制的看法，当地英国官员妻子们的群像描写等，小说比较了两种文化对于性别婚姻的不同看法，探讨了女性社会角色的演变。

《印度之行》的多主题书写，还体现在小说中对于事物的多重特性的层层展开或将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平行并置。其中，最典型的是福斯特对于角色身份的多重设定和对于不同宗教的平等视角。小说的出场人物不多，但其身份的多重性和典型性串联起了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小说主线之一是阿齐兹与英国人菲尔丁间的交往。福斯特除了探讨跨文化跨种族互相交流理解的可能性外，还刻画了阿齐兹作为印度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民族国家意识与奴性心态的矛盾结合。同为知识分子的菲尔丁和身为婆罗门的戈德博尔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质，前者代表着自由人文主义，后者则有着虚无主义世界观。福斯特借助阿齐兹的多重身份拓展了对现实书写的广度，借助对拥有共同/身份的三人世界观的并置加深了作品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探讨。另一典型的例子是，小说中戈德博尔出身于印度教，与穆尔夫人代表的基督教和阿齐兹信奉的伊斯兰教互为对比照应。福斯特始终用平等的视角看待三种宗教，从未偏袒或贬低任意一方，甚至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在福斯特看来，每个宗教似乎都有不足之处。这种平行并置正是小说蕴涵现代性思想的体现。有评论认为，小说所展现出的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观，“显示了文化相对主义这样超前于时代的民主思想”[4]（41）。

小说多主题性最凸显的章节，当属全书第二部分的“山洞”事件。阿齐兹邀请两位英国女士参观马拉巴山洞。神秘幽暗的山洞和其中不可言喻的回声显然极大影响了穆尔夫人和阿德拉。穆尔夫人经历了信仰危机，开始怀疑她那单纯的基督教观念；阿德拉是行为危机，她声称受到了阿齐兹的侵犯。在山洞这一部分福斯特触及到了最复杂的问题：众人的互相误解与潜在歧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人与自然间的陌生感，世界万物的混乱与虚无等等。围绕对阿齐兹的审判，福斯特一一刻画出了英统治者的傲慢与偏见，文化差异、宗教观念和种族歧视等造成的隔离（包括东西方之间的和民族国家内部各阶层种族之间的），印度社会的“混沌”状态等，流露出他反殖民主义、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观，消除文化种族冲突和人与人之间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分裂与隔膜的思想。

二、小说多主题的呈现方式

《印度之行》中不断演变丰富的作品主题，正是当时印度社会复杂性与多样性的体现。同样，生活其中的人也是复杂的，其性格思想态度都是多侧面的，而非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所能反映或是概括的。小说的多主题性则是真实再现这种复杂多样性的结果。福斯特通过对一次印度旅行的叙事，将诸多的主题有机统一而不散乱地呈现。上文分析了小说传统文学结构下的现代性主题，小说主题的呈现方式与现实主义文学有着不同之处。

首先，“叙事失焦”，清晰完整的故事情节不再是小说叙事的首要目标。因为作者模棱两可的语言叙述和故意的模糊化处理，使得读者直到小说的结尾都不知道阿德拉小姐为什么放弃指控，不知道在马拉巴山洞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到底各自经历了什么。但读者根本无须知道这一情节，作者需要大家关心的是作为最重要转折点的“指控和审判”所引发的各种后续，而非山洞事件本身。有评论将福斯特的这一表现方式比喻为将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阿德拉在山洞的经历和对阿齐兹的指控相当于是迅速沉入了水底的石头，那些水面上未尽的余波才是作者的聚焦点，即事件牵涉人物及印英双方社会的反应与处理方式。但这个解释忽略了“山洞”事件本身之于小说的叙事意义。这部小说的表现方式更接近于影史经典“公民凯恩”。记者通过采访凯恩的相关者，希望找出报业巨子凯恩去世前所说“玫瑰花蕾”的含义。对遗言含义的追寻串联起了凯恩人生的各个不同侧面，使得影片在非线性的多元叙事中展现了凯恩复杂的性格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同时“玫瑰花蕾”与凯恩的童年记忆紧密相连，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侧面；刻有“玫瑰花蕾”的雪橇，既代表着凯恩童年的天真和内心的追求，又暗示了其后的命运。《印度之行》有着类似的叙事结构：关于山洞事件的“叙事失焦”源于小说中众人叙述的差异性。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差异和不同看法，并非出自叙述者的主观编造，而往往是文化、地位等诸多外部客观条件限制和性别、心理等个体差异导致的人物视角差异。由此，福斯特展现出了现实的复杂性，也引出了小说的诸多主题。

其次，“敘事的不确定性”，叙述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现代主义作品的常见特征。一是福斯特故意采用模糊化的手法，将带有歧义的不确定的现实生活展现给读者。比如，山洞事件本身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源于小说中阿德拉自己不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通过这种人对自身的陌生感的描写从而反映人与周围事物间有隔膜这一主题。二是小说中很多事物被赋予了未知性。例如神秘的马拉巴山洞本身象征了人类世界甚至宇宙的未知与不可捉摸，而到底是空洞虚无还是神秘无法理解，作者并未指明。在此基础上，山洞事件本身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渲染了小说气氛。不能得知事件真相的读者，会自然想到阿德拉见识真实印度期望的落空，更能深切感受到跨越社会文化障碍达到互相理解的困难，并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不确定性。因此，由于叙事的不确定性，小说主题的解读变得多元。

除此之外，福斯特在小说中大量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其中很多事物具有多重隐喻意义，使得小说的主题更加丰富。比如说印度教中视黄蜂为“一切生灵同一的幻景”中最低等生灵，这既是印度教生灵同一平等观点的体现，又代表了印度教视野的局限性。再比如小说先是描述了混沌的印度，似乎在期待一个有秩序、能够达到认同的同一社会；但当后文中的马拉巴山洞将无论什么样的声音都变为了一样的回声，引发令人畏惧的联想：假设一切差异都消失了，那么善恶美丑还有区别吗，价值体系还有存在的可能吗？

三、结语

有学者认为“福斯特是个学者作家，他想的问题很深，有个体人的命运问题，有民族命运的问题，有全人类命运的问题”[5]（52），小说《印度之行》的多主题性来自作者对人类及世界的探索。他所关注的主题正是现代主义作品最关注的：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及个体人自身的矛盾。再者福斯特并没有像传统小说一样仅仅停留在事物矛盾的表现上，他深入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作为主体的基本心理状态，比如刻画了阿德拉对罗尼感情的复杂心理；在讲文化冲突与隔阂时，他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分裂与隔膜。综上所述，福斯特通过艺术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和人性的复杂性，《印度之行》就是其对于这种复杂性的思考和理解的形象再现。小说的多主题性及其呈现方式表明：相比福斯特在小说中对节奏、意象、象征手法的大量使用，他不同于传统作家的关注视角和其作品中与现代主义文学共同的主题，更能体现福斯特文学创作上的现代性。也许我们可以说福斯特有着现代主义作家的思想，他的作品有着传统小说的形式，却有着现代主义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傅慧芬.E.M.福斯特和《霍华德别业》[A].黄梅，编.现代主义浪潮下：英国小说研究（1914-1945）[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3-39.

[2]Forster E. M.. Forsters Prefatory Note （1957） to the Everyman Edition[M]//A Passage to India.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6： 317-318.

[3]李新博.《印度之行》：福斯特对人类及世界的探索之旅[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17（1）：29-32.

[4]杨汨，朱望.论《印度之行》的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观[J].国外文学，1998（3）：37-41.

[5]杨自俭.关于重译《印度之行》的几个问题[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5）：48-53.

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项目名称：巴恩斯小说的文化记忆专题研究。（项目编号：2015SJD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