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奎尔　周仰

Louis Quail

“我与法律战斗而法律胜了（I fought the law and the law won）！”一个晚上，59岁的贾斯汀·奎尔（Justin Quail）跟着歌曲高声唱道。

几乎整个成年阶段都深受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困扰的贾斯汀的确也一直与社会规则战斗着，这句歌词不仅仅是比喻。在他所生活的英国，依然有人认为监狱比医院更能省钱且高效地处理精神疾病患者，而且国家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照护的财政预算逐年削减，导致一些日间照料中心关闭和上门护理人员数量较少。

另外，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贾斯汀会因为很多小事被逮捕，比如在与同样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友吵架时打碎一个杯子，而这类琐碎事件在警方的报告里则成了“损坏玻璃杯的犯罪行为”;又比如，贾斯汀将自己反锁在屋外而向邻居喊叫，而报警后被写成“将头伸入信箱”。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信箱得多大啊;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在报告中写，‘贾斯汀通过信箱朝房子内喊叫？”贾斯汀的弟弟路易斯·奎尔（Louis Quail）如此写道，他花了6年时间拍摄哥哥的生活，“这是典型的报告写法，总是要给叙述加一些煽动性的材料，或许就是为了说服人们报告是必要的。”

每一次，这类“犯罪行为”总会导致贾斯汀被逮捕并拘留12小时，直到一位指定的成年人来接他。尽管到目前为止，他并未因为这些情况真的被定罪、收监，但忧虑总是存在——每一次与警方、社会服务或医疗人员的冲突都会让他更加沮丧，以至于出现半夜高声唱歌这样的情绪爆发，这些爆发往往加剧了人们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坏印象。

忽视比窥探更糟糕

偏执、暴力、恐怖，无疑，我们的这些刻板印象通常来自大众媒体和影视剧，而这些媒介为了传播效果，总是将精神疾病患者的形象极端化，如《闪灵》（The Shining）中手持斧头追砍妻儿的杰克·托伦斯（Jack Torrance），再如《惊魂记》（Psycho）中在母亲人格影响下杀人的诺曼·贝兹（Norman Bates）——事实上后者应该是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患者，但人们常常将这种疾病与精神分裂症混淆。

在现实中，一方面是人们对于患者隐私的近乎偏执的保护，使得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真实故事无法进入视野，进而被完全遗忘，另一方面，若是媒体“破例”对患者进行报道，那总是因为他们杀了人，或者至少使用了暴力。这是一连串的恶性循环，以至于人们在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时，总是预设了最糟糕的情况。

这些污名和刻板印象让奎尔确信自己用相机记录大哥贾斯汀的生活并公开这些照片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反击那些由于信息不全面导致的污名化判断。”

2010年8月，奎尔和大哥贾斯汀的母亲去世，她在生前也深受精神分裂症困扰，此时贾斯汀也已经与这一精神疾病斗争了30多年。奎尔在2018年5月出版的摄影书《大哥》（Big Brother）中写道，“某种程度上，我真希望自己在之前就拍摄了母亲的故事，那会是很有力量的，但或许当时我对自己的能力和私人故事的合理性都信心不足。但现在，我更倾向于相信忽视比窥探更糟糕。”因此，自母亲去世开始，奎尔在6年时间中全方位地记录了大哥贾斯汀与精神分裂症共处的生活，并通过众筹的方式在戴维·刘易斯出版社（Dewi Lewis Publishing）出版，2018年12月，《大哥》的首次海外个展出现在中国2018年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或许一定程度上，奎尔未能记录母亲故事的遗憾终于通过完整地讲述了大哥的故事来弥补。

精神病，这并不能定义他

无论摄影书还是展览，叙事总是围绕丰富的层次和“惊喜”来构建，正如奎尔写道，“精神病，这并不能定义他。他有自己的个性，他的生活中有光明也有阴影、悲伤，更有创造性、温暖和热情。”

将阅读某个故事的体验类比为“剥洋葱”，这确实适合《大哥》这本画册——翻看过程中必然让你流泪。这个故事的第一层次，是人们印象中的精神分裂症：杂乱的房间，迷离的眼神，左右不对称的鞋……在文字中，奎尔详细叙述了家庭中过往的故事：母亲的精神分裂症，以及父母离异的纷争。后者的结果是父亲带着包括路易斯·奎尔在内的三个较小的孩子搬去诺福克（Norfolk）生活，而当时13岁的贾斯汀则跟着母亲和她的新男友继续住在伦敦郊区的里奇蒙（Richmond），这位酗酒且有暴力倾向的新男友无疑给贾斯汀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动荡。15或16岁时贾斯汀开始接触毒品和致幻剂，还有许多因素合在一起导致1979年时，20岁的贾斯汀被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入院治疗。在奎尔将镜头对准大哥时，贾斯汀已经多次住院，而他的生活也几乎被精神分裂症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