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英

我从六会路往建干路，到金鸡路，寻找观音山脚下26号著名作家艾芜抗战时在桂林的故居。

我在桂林生活了那么多年，却不知道观音山具体的位置。记得从前读《徐霞客游记》的时候，似乎读到过徐霞客从尧山考察下来，经过一个什么地方，叫作“蚂蜗拜观音”，说那山上有块大石头，像观音菩萨一样，山前也有一块大石头，像伏在地上向观音菩萨叩拜的蚂甥，这大概就是我要找的观音山了，但问路人，却找不到一个人知道这个“蚂蝎拜观音”的所在。几经周折，终于问到了观音山，但山周围，已是高楼林立，山下成了某个工厂的一个生产车间，艾芜的故居，当然也就无法寻找到了。

但我知道艾芜，他是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笔耕最勤奋、创作成就最显著的作家之一。

艾芜，原名汤道耕，艾芜是笔名，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从此，这一名字就伴了他一生，真名反而鲜为人知了。

艾芜是四川新繁人，祖父设馆教书，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家庭贫苦，他小学未毕业，1921年考入免费的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逃避包办婚姻，于1925年夏天离家南行，这次漂泊，决定了这位“流浪文豪”此后的文学生涯。以后六年间，他徒步到昆明，做过杂役;流浪缅甸克钦山中，当过马店伙计;漂泊东南亚异国山野，与下层劳动者（赶马人、抬滑竿的、鸦片私贩以至偷马贼）朝夕相处。后来，他到缅甸仰光，当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1930年冬天，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1931年春，艾芜被押送回国。1932年底，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艾芜的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七七事变后，艾芜从上海流亡到武汉，1939年初，时处旧岁年关，艾芜一家辗转逃难来到了桂林，人海茫茫，何处是自己的归宿？正当艾芜踌躇于街头之际，猛抬头看见墙上贴着《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消息。艾芜找到报社的熟人林林，就这样，他一家暂时在太平路12号《救亡日报》社住了下来。但是小小一幢木楼，既是报社的编辑室又兼宿舍，加之日军狂轰滥炸，得不到安宁，艾芜不得不举家数迁。1939年端午节那天，人们正忙着过端午节，但艾芜却不得不冒着大雨，踏着泥泞滑路，奔波十几里路，前往灵川县的唐家村去找寻他的安身之处，但他还是失望而归了。无奈之中，他先搬到桂林东郊的施家园，那里也没有可供他安家的处所，他简直像一只迁徙的候鸟一般，最后落脚到漓东观音山26号、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为办工农合作社而建造的简易竹屋里住了下来。

说起抗战文化城时期桂林漓东一带的竹屋，那可是闻名世界的建筑物啊！这种竹屋，是抗战时期漓东的一大景观，也是当年桂林建筑商们多、快、好、省的一大“杰作”，没有办法啊，抗战前只有十几万人口的桂林，突然涌入了五十多万的难民，他们要房子住啊！这种竹屋的建造十分方便，主要材料是毛竹、杉皮，桂林有的是。建造前，首先把地平整好，用几根毛竹立起框架，再用毛竹片像围篱笆一样，将四周围好，顶上盖上杉皮，四壁用黄泥浆拌合稻草糊上，便成了墙壁，这就是抗战文化人的栖身之所了。今天的六合路、建干路、金鸡路一带，当时几乎全是这种一排排的竹屋，当年的抗战文化人大多住在这一带，他们把漓东这一片地区，理直气壮地称作“东方文化区”。有人说，你在漓东这片土地上，随便碰上一个人，他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化界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艾芜栖身在观音山26号的竹屋里，一住就是五年，直到桂林沦陷前夕才离开。观音山周围是一片乱坟地，艾芜带着妻女，在观音山脚住处周围空地开荒种菜，以维持生计。他日夜不停地写作，除了为抗战发出作家的正义呐喊，还得为了生计，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艾芜经常过着家无隔夜米的贫困生活，人们常常看到他一只手拿把雨伞，一只手拿个米口袋，得了稿费首先去买米。艾芜也曾真实地袒露过当时的窘境：“在桂林，曾经短时间有过这样的事情，爱人生病，又没请人帮忙，便左手抱着小孩，右手执笔写文章。有好些作品写了，就发表，没有好好加以修改。有的长篇，一面写，就一面发表。这都是不好的。但那生活的压力，确是叫人难以忍受。”

在极端艰难的物质生活面前，艾芜没有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徘徊不前，更没有退缩。比起他自幼家贫辍学，21岁开始离家到他乡异国漂泊，从四川到缅甸，用赤脚走那些难行的云南山路，在昆明缴不起店钱而被店主赶到街头露宿，扫马粪、当帮工杂役，病倒在缅甸仰光的街头……今天生活中的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和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战士们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艾芜是坚强的，他在那简陋的竹屋中，发出了坚韧而充满战斗力量的宣言：“那么，我就坐下来，让它拿愁惨忧郁来压杀我么？我不！我还没有这么傻！我跳起来，我要把周遭的荆棘、茅草、刺藤尽量拔去。虽然茅草、荆棘、刺藤是那样的多，但我并不退缩，反而一面流汗、一面笑了起来……我不愿拿荒地的景色，去困擾同我一代的年轻人，我只想同我—样感到荒凉之苦的，希望能从这里得到一些比我更多的勇气。”艾芜用那颗历经苦难的心，那支充满深情的笔，在荒凉的观音山下，开垦出一片斗志激昂、胸怀广阔的抗战文学沃野。

除了生活上的极端艰难贫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也直接威胁着艾芜和广大抗战文化人以及桂林民众的生命安全。著名抗战音乐家张曙和他的女儿就是在日军的飞机空袭桂林时遇难的。每当敌机来袭，独秀峰上的警报发出凄厉的吼叫声时，正在写作的艾芜，便带着妻女，到附近的小树林中躲空袭。这时候艾芜仍不忘带着他那只折叠式的帆布小凳，腋下夹着正在写作中的文稿，脖子上挂着墨水瓶，一进入小树林中，便打开帆布小凳，以双膝为桌，铺开稿纸，继续写作。凌空的敌机开始俯冲投弹，炸弹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附近有民房冒烟着火，躲空袭的人们发出一阵阵惊叫声和惋惜声，艾芜头也不抬地继续他的写作……艾芜的短篇小说集《荒地》《秋收》《黄昏》《冬夜》《爱》《萌芽》《逃荒》，长篇小说《山野》《故乡》《落花时节》三部，以及散文集《杂草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在这些作品中，艾芜选取了大量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题材，比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艾芜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控诉了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暴行！他的作品中忧伤、低沉的调子不多，往往从结局上，还给人以启示，憧憬未来。短篇小说《秋收》《纺车复活的时候》，长篇小说《山野》《故乡》成为抗战文学史上的代表作。

著名作家巴金，当时也生活在桂林的“东方文化区”内，他在为艾芜编辑出版短篇小说集《逃荒》时，曾在编后写道：“作者在桂林，和我谈起他的几篇稿子的事。现在我的手边恰有他的几篇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短篇创作，就替他编成这本小书付印了。连《逃荒》这书名也是我起的……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那里闪烁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是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读着巴金的这段文字，我眼前不禁浮现出一个在竹篱棚糊上稻草黄泥浆做成的简陋竹屋中，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笔耕不辍的抗战文化人的身影;一个坐在帆布小凳上，在树林中冒着敌机的空袭轰炸，仍在埋头写作的抗战文化人的身影，这就是“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作家艾芜的身影。作家艾芜与桂林美丽的山水风光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