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默

摘要：“娜拉出走”是“五四”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关键意象之一，第一批现代女作家中的很多人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在自叙传中也留下了诸多关于留学生活的记述。以冰心和陈学昭的自叙传书写为考察视阈，讨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际遇中，远离故土的“娜拉”如何通过书写进一步发现和塑造女性自我、建构和强化女性主体精神的。冰心记录了留学海外的疾病经验，明确地思考身体的指向性，借助有关病痛的表述和书写纾解心情和投射自我;陈学昭虽身处海外，但在书写自我时仍摆脱不掉中国文化传统，民族和国家身份是摘不掉的标签，从摒弃陈旧积习到反思传统，再到别扭的妥协，令她在妥协和抗拒中不断解构和重建自我主体;并且，她借助自叙传书写试图学会“如何成为一个现代的中国女人”，秉持着中国女性特有的道德和勇气，渴望成为一个具有鲜明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

关键词：留学 娜拉 女性主体 冰心 陈学昭

“娜拉出走”是“五四”时期女性意识觉醒的关键意象之一，在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尚是女学生之时，她们接受了本土“女学”的熏染后，对世界和自我的求知欲也进一步萌发了。她们不止于走出家门，更借着各种机缘踏上了海外留学之旅。早在1881年，一位名为金雅妹的女子就受传教士资助留学美国，这是中国女性留学史的开端。但最初女性留学生并非出自主体意愿而出国留学，多是父兄或夫婿的伴读者，跟随命运的安排随波逐流。时至1905年，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官派女留学生。如陈衡哲、冰心、陈学昭、苏雪林、庐隐、凌叔华等人都曾得到过官费资助而出国留学，也有自费游学者如萧红、方令孺等。走向世界的“娜拉”，面对的境遇更复杂也更暧昧不明。留学前她们已经接受了比较系统的中学、大学教育，是同时代中国女性群体中的佼佼者，但是跨出国门后她们却是落后旧中国的代表，佩戴“缠足”“无学”等撕不掉的标签。她们的敏感思绪因异域生活而触动，因中外文明的碰撞局促而紧张，在其自叙传中留下了诸多留学生活的记述。下文以冰心和陈学昭的自叙传书写为中心，讨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际遇中，远离故土的“娜拉”如何通过书写进一步发现和塑造女性自我，建构和强化女性主体精神的。

一、以文学疗伤的尝试

女性留学是现代中国变革风潮中的新气象，也是“五四”时期妇女运动的强劲助推力，但具体到当事人，开始时难免有水土不服的艰难、语言不通的落寞、思念家人的伤感，等等。冰心1923年留学美国，入学不到九个星期就因复发血疾住进了威尔斯利的沙穰疗养院。原本就对异国陌生环境心有抵触的她情绪更加低落。这期间创作的通讯《寄小读者》记述了身在客中又卧病在床的情感脉动，其自传中也有不少回忆彼时“满蕴着温柔，微笑着忧愁”的私密思绪。这个正值花季年华的中国女孩出国之前的生活优渥美满，独立生活的机会较少;留学海外，远离家乡亲人，像一叶扁舟漂泊在大海上无所依靠，恰逢多灾多病，内心就更凄凉哀愁。身体和精神都是自我主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情绪挟持着身体，身体传导着情绪，两者相互作用下影响着人的生活状态。冰心被困在疗养院里，日复一日面对白墙四壁，病中的煎熬和困顿折磨着她的内心，就连灵魂似乎都被冻结了。

——我深深的觉出了宇宙间的凄楚与孤立。一年来的计划，全归泡影，连我自己一身也不知是何底止。秋风飒然，我的头垂在胸次。我竞恨了西半球的月，一次是中秋前后两夜，第二次便是现在了，我竞不知明月能伤人至此！

病痛并不是唯一的折磨，冰心试图强调一种心死的空虚感，这种空虚感或是来自于身体的虚弱不适，或是来自于客居他乡的离愁别恨，也可能是过分孤独的胡思乱想，只是此景此情令她惘然无助。对于疾病症状和具体性质冰心并未做细致描述，更多表达的是一种虚弱感。在文风上类似于明清女性诗歌，常出现“病骨”或“瘦骨”的意象。疾病在这里是女性创作的心理出发点而非文本重心，这其实是出于女性对于自我身体的隐藏。在数千年的文学传统中，女性身体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即便是接受了“五四”洗礼，冰心也一定程度地传承了端庄内敛的古代闺秀气质，有关具体的身体器官及症状自然不会不加节制地倾泻在文字中。在写作中关注情绪、精神和心境层面，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疗养院的生活枯燥而乏味，身体的不适加重了情绪的抑郁，心境孤寂黯然连带着乡愁也更浓烈了，众所周知痛到极致便会有一种麻痹感，冰心将自己麻木的身体称为“轮廓”（《病》）。“这种焦虑不只是幻想暴力和强行进入的结果，女性焦虑从根本上是惧怕作为无抑制和无表述的客体的女性躯体。作为真实和直接经验的女性特质是弗洛伊德所分析的象征化过程中的盲点。在女性潜意识中共存着两个互不相容、各为异质的部分，也就是表述的部分保持为‘黑暗的陆地的部分”。身体的不可控性和无法表述是冰心焦虑的根源，且这种焦虑情绪只表达出一部分，更多的焦虑是隐藏在黑暗中并未表述出来的，充满情绪的身体因为无法表述变得模糊且扁平，也就化为冰心所说的“轮廓”。

在这里，重压下躯体的模糊化和扁平化并不是冰心对自我身体的否定，其实隐喻着一种绝境逢生的期待感。麻木的身体和凝滞的灵魂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时空体验，这样的时空体验是基于建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基础上的。本该繁忙的留学生活在白墙四壁中停摆了，光阴在指尖慢慢流淌，心境是孤寂的也是清闲的。她从对日常琐碎的关注中超脱出来，感官体验变得越发灵敏明确，女性生命在对万事万物的感悟中觉醒和显露出来。人类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越是沉重的压抑越激发风口處向往自由的心，“文艺本身就是生命力遭到压抑的象征”。身体的病痛为女性主体提供了一个可供言说的女性空间。在这个寓意重大的文本空间中，冰心更清晰地发现自我主体的缺憾，也更有力地书写女性主体意识。她丰沛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在如临悬崖的心境中得以激发，这是纯粹生命底色的体现，是困顿中偶得的物外悠闲。

冰心甚至感谢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日夜在空旷之中，我的注意就有了更动。早晨朝霞是否相同？夜中星辰曾否转移了位置？都成了我关心的事。”她感谢造物主的恩赐，让她能凝神看朝霞变幻的颜色，一字一句描写那些不易分辨的颜色;她感谢心中那分空灵，让她夜半注意到斗转星移，儿时的美好回忆也涌上心头;她感谢意外得来的空闲，让她与自然亲近起来，小岛、湖水、山色、丛林都是她的朋友。一片湖水被她亲切地唤作“慰冰”，因为湖水的微波荡漾、湖边的日升日落都给予她安慰。这般富有情怀细腻性灵的感悟，可以从冰心的宗教信仰和诗学观加以考察。冰心主张“爱的哲学”，渴望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和谐统一，将有限的生命体验融入无限的宇宙万物中，提倡创作要展现性灵之思。面对身体苦痛和情绪苦闷，飘零海外又无依无靠，冰心努力辨析乌云缝隙间的光芒，微笑着将欲语还休的艰难当作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旅行，破碎的自我在大自然广阔的天地间拼凑起来。这也是一次厘清自我之旅，摒弃自我主体中黑暗的部分，将自然超脱的个性主体明晰起来。

有意思的是，这个客游他乡的女学生在病中忆起古诗词，连医生也说她“看着中国的诗，很平静，很喜悦！”文学的治疗纾解作用是双向的，安慰创作者心灵的同时也抚慰着阅读者。在文学欣赏中，外部世界纷繁名作欣赏/博士之声>的干扰被隔绝在文字之外，阅读者在对创作者的共鸣中获得情感的宣泄，沉醉于文字构筑的审美空间，忘却现实的烦恼，淤积在心灵的焦虑得以排解。弗莱认为：“最佳词汇按理想排列就能以许多方式对人体产生作用。”在美丽的词句中快乐和悲伤，灵魂和身体都找到了安详的栖居地。这个醉心于中国古典传统的女孩绵绵不绝地援引着古典诗词，其中以五律的出现次数最多，这种对仗工整自然有致的格律也恰恰是非常符合冰心品性的。五律虽然形式短小，但内容未必单薄，在有限的字数里可能传达无限的诗韵，这也是古典闺秀所倾心的表达方式。简单而有韵味是冰心推崇的写作手法，她自己的小诗也映现着这样的创作姿态。

冰心记录了留学海外在病中从焦虑到平静，从沮丧到澄明，从抑郁到充满希望的情绪体验。疾病经验使得创作主体更加明确地思考身体的指向性，身体的病痛这样的表述和书写使得女性生命主体在对身体病痛的纾解以及对自然万物的爱恋中渐渐浮现，这种由悲观到乐观的情感跌宕是其生命诗学的投射。病象的背后隐喻了一条发现自我，继而发现女性主体之路。是她们自我认同之路的障碍，更是动力，翻山越岭间，对焦虑和创伤的逾越使得自我主体渐次清晰。她挣扎着走出苦闷，全心礼赞自然、歌颂生命，凸显出一种乐观向上的女性主体之姿。

二、“娜拉”遭遇的“新问题”

陈学昭在自传《天涯归客》中回忆了留学法国的坎坷经历。她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又作为《大公报》的特派记者努力写稿，以稿酬补贴学习经费。但她的留学经历并不顺利，家里人不停地催她归国结婚，甚至拜托《大公报》不要邮寄稿费给她，这种断绝经济来源来胁迫她回国的行为，令陈学昭既愤慨又苦闷。这个向往独立自主的女留学生不断追问着为什么经过了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封建的统治，封建的传统”还是这般拔不掉摘不脱地缠身，对中国迂腐传统的反思深深萦绕呈现在她的自传性书写中。

陈学昭发回国内的稿件致力于表达中国新女性之自强精神，刊载其文章的《大公报》电乐于传递这样的新精神，这样的呼喊其实带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和启蒙意识。但付诸现实时报社却实行双重标准。陈学昭与《大公报》的合作，不仅仅是以稿换酬的交易，也是一种相近文化倾向的结合，《大公报》的做法对她来说更像是一种背叛。如陈学昭所述，虽经历”五四”运动的革新，但女性身份还是参照父、夫、子来确认，男性话语体系仍然是唯一的社会规范，人权和民主等新观念淹没于旧传统中。在这里身处彼岸，看到古老中国的积贫积弱已深入骨髓，而此岸的人民還不自知，作为新女性的陈学昭怒其不争又觉得无可奈何。这是一种既矛盾又复杂的心态，其中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包含对“积贫积弱”中国现状的批判。因为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启蒙，陈学昭对旧传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在经济受制的情况下不得不暂时归国，但彼岸的生活体验已使她愈加强化了民族国家身份意识。

本尼迪克特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消除其个体成员在性情气质上的差异。个人与社会之间从来都是一种妥协的关系。关于个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强调文化与个人之间的对立而是通过强调两者之间的彼此支援而得以阐明的。”文化传统总是稳固地根植于个体中，“民族记忆”包含着笼罩于社会群体之上的权力阴影，个人与传统搏斗的结局大部分以个体的妥协告终。生逢历史转型时期的中国，男作家多以启蒙话语书写对于传统的反思，而女作家多以私已经验表现与传统的纠葛，并在这纠葛中探寻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和民族身份意识。可以说，自叙传书写的叙述模式更利于呈现女性情感的嬗变。

关于对于传统的不舍不离，“已俨然成为巴黎人之一份”的陈学昭，在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趣味盎然的记述：“冬季的巴黎马路上都是冰，男性友人要挽着陈学昭的手臂走，但被她推掉，可是自己又怕跌倒，便只好拉着男性友人的袖口。路过的法国男女见状笑话中国人迂腐，陈学昭心里生出这样的感慨：‘其实，法国人的习惯，一个男人挽着一个女人走，并不是不正当行为，也并不能说明这一对人有亲密的关系，只不过表示这两个人是熟识的，或是兄弟姐妹。可是我一直自以为是最反对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女人，事实上，封建这东西还是习惯地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行动和思想里。”不得不承认，文化传统并不是悬置的虚妄，终究或多或少存在于人们的言行、思想和意识中。

青年时期的陈学昭情感丰沛又敏感，她站在人生的新节点上，对于本土文化传统的认识感性与理性并存，在奋力抗拒落后积习的同时，又摆脱不掉传统因素的烙印。这种纠葛和矛盾伴随其整个域外生活，思维和身体悬置在无法理清的文化网络中，文化观念和民族意识也经历了一个裂变过程。卢梭认为，个体只有成为公民之后才开始真正成为人。他强调个体的国家性，即共同体才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源泉。在此意义上，任何个人包括留学生先天就是国家性的，是置于“中国”政治共同体下的个体，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民族气质是抹不掉的。留学海外的中国女性虽然是新兴力量的代表，但是在域外“他者”的目光中，却是来自时兴“缠足”的国家，这是刻在她们身上的文化符号，也是一种陈旧落后的政治表征。与女留学生对“缠足”标签的抗拒呼应的，是男留学生对“辫子”标签的反抗。“缠足”和“辫子”是最具奇观性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其他还有更多腐朽而陈旧的传统因素一一被加诸留学生身上，作为女性感受到的压力更大。民族和国家身份则是永远摘不掉的标签，从摒弃陈旧积习到反思传统再到别扭的妥协，令陈学昭在妥协和抗拒中不断解构和重建自我主体。

三、定义现代化的“她”

向西方学习新知是现代留学生的一个情结，他们带着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和开创新时代的满腔热情奔赴异国他乡，这种对现代化的渴望贯穿了留学生活的始终。他们思考西方现代文明是否可为己国所用，西方教育会带给自身怎样的变化，经由西方理念的熏陶自我该如何界定，其中蕴含着成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的诉求。而对于女留学生来说，她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如何成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而是要学会“如何成为一个现代的中国女人”。当留学的“娜拉”带着“五四”的记忆跨出国门时，对现代化新女性的书写成为她们在生活中凸显主体意识的重要方面。

陈学昭的自传体小说《南风的梦》和《工作着是美丽的》记录了她留学国外的经历，勾勒了一位不懈追求人格独立的新女性形象。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在法国读书的女留学生，均以自由撰稿人和特约记者的稿费为生，有着直面磨难的坚强气质。可以说，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陈学昭的镜中之我。陈学昭冲破家庭的阻隔，克服了经济上的困难，踏上异国的留学之旅。她所前往的，正是自由平等意识氛围浓厚的法国。她借《工作着是美丽的》中的李珊裳的感受，诉说现代文明带来的触动：“对于踏上法兰西的国土，第一次送到珊裳眼睛里的生动而奇特的东西，便是在那些巨大的公共建筑物上刻着这样的三个法文字：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字写出了法兰西过去光荣的历史……法兰西人好似那么的谦恭而富有亲切的礼貌，至少对于一个以人对人愈冷愈有美德的国家如像中国的女人看来是如此。”这不啻一场灵魂的洗礼，对比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形态和人们冷漠愚昧的精神面貌，法国人崇尚的自由平等以及他们的彬彬有礼使陈学昭的心灵受到撞击。她深感中国千百年的男权秩序使女性一直处于隐身地位以及作为男性附庸存在的制度不公，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勇于表达女性自我的经验和困惑。

留学的“娜拉”身负重任漂泊海外，求索知识的决心和振兴祖国的热情兼而有之。她们面对的困难比同时代男学生更多，对自我的要求也往往更加严格。不做一压就倒的稻草，要做对未来人生有所规划的自强自立之新女性，是女留学生们在精神层面上的共同追求。家庭的藩篱、社会的钳制远在千里之外，西方女性生活情状的新秩序感染着她们。陈学昭带着好奇的目光仰视现代文明，愈发深刻反省本土文化。这是一种扬抑并存的情绪，在否定民族文化迂腐传统的同时，又怀着在废墟上重获新生的使命感。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把现代世界个体从“传统的僵化”中解放出来的自我反思、自我选择、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称之为“生活的政治”。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反思性把自我和身体与全球范围的系统联接在一起”，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伦理。留学生群体普遍拥有的反思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思维一方面源于他们对母国传统的自审，一方面源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吸纳。对女留学生而言，从礼教色彩浓厚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更加激起了创造一个全新自我的愿望。陈学昭借《南风的梦》中的陈克明发表感言：“宁可做一个跌倒在十字路口的饿殍，受人们，受大众的无情的冷酷讥笑及践踏，也不要匍匐在某一个男权的威势与玩弄下而吃一口安稳饭。”这种决绝抗争的姿态是陈学昭作为现代女性的宣言，虽然大洋彼岸的旧传统旧秩序如影随形，但仍阻挡不了她向旧传统旧秩序表达不满、发出控诉的宣战书，

在传统和现代的交叉路口，女留学生积极重构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认同。“怎么生活”归根结底就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对生存问题的深度关环，与“五四”重视女性作为个体的存在不谋而合。可以肯定的是，“新女性”的概念对女留学生的自我定位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一名“MISSNUMAO”的女性曾写信给胡适，表达了她所理解的“新女子”，“乃要合着20世纪新潮流的趋势;除去四千余年玩物的名字;及免终生做男子的婢女，享国家平等的幸福”。她又列举出“新女子”的几个要素：“一、学她们西洋女子的志趣高尚，学识充足，以至能够自立（我的自立并非一定要独身主义，乃能以相当的才力，对于社会上有效用的意义）;二、要明白世界上的大势;三、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有何等责任。”自晚清开始，对西方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出现过讨论热潮，至“五四”时期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女留学生们出国前已然对新的生活方式有所向往，出国后也更愿意融人到西方的社会秩序中。

陈学昭强烈表达出国留学的愿望，“我还是要出来的！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到底是一个人，不是一件货物！”她渴望成为一个具有鲜明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认为只有拥有生命的自由和个人的尊严，才会拥有爱情和幸福。她还说“我要流浪在异国”。上下求索的人生情怀与流浪法国的浪漫心境相杂糅，不断成就了一个新女性坚韧而又果敢的姿态。她满怀向上之心，并且坚信人生价值是一定能够自我赋权。在自叙传的书写中，她不断尝试进行自我探索和努力形塑。在20世纪初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之外，陈学昭秉持着中国女性特有的道德和勇气，一直竭力地褪去遥远彼岸的旧道德旧秩序，试图赋予自我一种属于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

以冰心和陈学昭为代表的一代女留学生，追溯自己作為尚在成长为现代女性的萌发期，努力在传统与现代间获取更符合新女性使命的安身之道，探寻女性主体生存之路，表现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新气象。名作欣赏/博士之声>域外经历下特定情境中的新体验滋养了新女性的成长之路，逃离旧式妇女的生存困境，不再做那些被历史进程忽视的模糊的实体，追求新生活新景观带来的勇气，试图集聚变革旧秩序的权力。留学的“娜拉”借助自传性书写的表达方式，从迷惘到奋而一搏再到澄明之境，有效地利用留学语境中的新话语，奔向作为新女性独立的“人”的生活，从而确定女性主体身份和自我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