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一之 朱文一

1 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缘起

城市95计划（Urban95）(图1)中的95是指95cm，相当于一个3岁儿童的平均身高。该计划是由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1（Bernard van Leer Foundation）(图2)发起的一项耗资3,000万欧元的计划，鼓励城市领导人、城市规划者、建筑师和工程师从儿童视角来观察、理解、研究与设计城市，通过对儿童生命最为关键的头五年的环境塑造，支持儿童一生的健康成长，从而营造出真正的儿童友好城市[1]。

城市95计划背后的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由荷兰实业家及慈善家伯纳德·范·里尔先生2创立，刚开始广泛地资助宗教、科学、文学和教育等领域。伯纳德先生1958年去世后，其子奥斯卡·范·里尔3（Oscar Bernard van Leer）先生接过了发展慈善基金会的重任，1964年在多伊奇教授4的影响下，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将核心纲领确立为“让儿童和青少年在正式入学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天生的智力潜能”。由此，基金会正式从广泛地资助宗教、科学、文学和教育等领域聚焦到了儿童发展这一个核心议题上来，成为一家专注于儿童领域的慈善基金会。

图1 / Figure 1 城市95计划（Urban95）标识和奥斯卡·范·里尔（Oscar Bernard van Leer）先生

图2 / Figure 2 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标识（上）与奥斯卡·范·里尔父子合影（下）

图3 / Figure 3 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形成了家长加（Parents＋），城市95（Urban95）和构建模块（Building Blocks）三大部分

迄今为止，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已经资助了超过5亿美元，建立了一个由教育专家、实践先锋、领导人、媒体等多方面力量协同的伙伴关系网。这些伙伴关系进行了诸多服务的提供和教育培训的创新，并被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广泛采用。这些努力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早期生活的看法并影响了世界上超过25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在儿童发展相关的学界5和公共政策6领域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2 从基金会聚焦儿童早期发展到城市95计划

儿童的早期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且具有深远影响。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研究中指出，对3岁前孩子投入1美元将带来高达9美元的回报，几乎是基础教育阶段的2倍、高等教育阶段的3倍[2]。而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经过多年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研究：在短期内，这些投入可以减少照顾者的压力，增加儿童及其家人的体育锻炼。长期而言，对儿童早期投资可以产生变革性的影响，例如可以降低儿童今后的抑郁和肥胖水平，更高的中等教育完成度，更低的犯罪率，甚至可以带来成年后的25%的收入提高。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基金会提出了2016—2020年向规模化转型的战略。希望把许多已经在小规模项目中证明有效的改善幼儿健康、营养、照护和学习的经验推广出去，最终有效地惠及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儿童[3]。

伴随战略调整，基金会形成了家长加（Parents＋），城市95（Urban95）和构建模块（Building Blocks）三个相互独立又互相支撑的项目模块(图3)。家长加项目为家长和其他照顾者提供有关儿童早期发展的指导活动，并提供至少一项服务，以满足儿童和其父母的基本需求。构建模块项目则是构建了一个平台，通过促进关于婴幼儿的对话和辩论，将儿童研究领域专家与政策制定者、资助者和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管理人员联系起来，构建儿童发展领域未来得以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城市95项目则是支持城市决策者与设计师从95cm(3岁儿童的平均高度)的高度观察城市环境，并将他们的见解纳入规划、设计和管理。由此可见，城市95计划与城市设计的关系最为密切。

图4 / Figure 4城市95 挑战赛获胜项目的区位图

图5 / Figure 5城市95 计划入门工具包

图6 / Figure 6儿童优先区的图示

经过不懈努力，城市95计划不仅形成了一支非常专业的团队7，而且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推动儿童友好城市的规模化，从而惠及更多的儿童。其中，城市95计划于2016年发起“城市95大挑战”(Urban95 Challenge)（图4）全球创新活动就获得了热烈反响。该计划号召人们通过切实可行的小规模项目，通过微创新，为婴儿、蹒跚学步的孩子和照护者们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来自41个国家、学术机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居民自治团体的151项设想方案，涉及绿色公共空间、家庭流动性、数据驱动的决策、家长辅导、公民参与和儿童保育管理等与城市儿童相关的多个方面。最终，18个国家的26个前沿创意被选中，平均获得1.7万欧元的资助，助力他们把好的设计想法落地。

为了让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更好地理解城市95计划及儿童视角的城市设计，本文将结合城市95计划入门工具包（图5）、城市95计划年度报告等文件，从儿童优先区、儿童玩耍街道和儿童游戏玩耍场所3个方面对城市95计划进行梳理、解读，并启发我国如何塑造更好的儿童友好城市。

3 儿童优先区

城市95计划指出，城市的儿童友好性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循序渐进，而设定一定范围的儿童优先区（图6）会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优先区从临时干预开始，采取公共空间规划和战术城市主义等方法，吸引社区参与，在选定社区里选取操场、学校或幼儿园等和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做适应当地情况的儿童友好性改造，探索改善公共空间的方法，然后从优先区一步一步推广到整个城市。

儿童优先区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其中还要包括公共空间、空间连接、幼儿服务和数据驱动的管理。城市95计划将儿童优先区的设立划分为了5个步骤[4]（图7），分别是：

步骤1，选定区域。从比较有挑战的区域开始往往事半功倍，南美洲波利瓦尔城的首个“儿童优先区”就选自该市南部的一个低收入地区。在该区找到像托儿中心、游乐场、社区厕所或健康诊所等婴幼儿家庭经常光顾的固定机构，并在周围设置一个公共空间的数据采集器。收集到的儿童年龄、逗留时间、使用频次等组成的综合指标可以将儿童友好性进行量化分析，城市95计划紧接着通过数据的分析来推动儿童友好空间创设经验的推广。

步骤2，在儿童优先区内发出信号。号召社区成员参与其中，这包含了放置儿童优先区域的标识，触发看护人和婴幼儿之间互动的行为提示，或像快闪式游戏和街道游戏这样的临时活动，拉近社区之间的距离。同时还包括在社区中寻找大使和在日常生活中推广儿童优先区的概念。巴西的累西腓(Recife)在选定区域内举办了一系列快闪游戏和家长运动，协助家庭夺回公共空间。

图7 / Figure 7儿童优先区建立的步骤1（选定区域）和步骤3（连接重要节点）

图8 / Figure 8 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儿童优先区”，儿童被鼓励通过在墙面与地面彩绘方式宣示自己主权

图9 / Figure 9西班牙巴塞罗那超级街区项目前后对比

步骤3，连接重要节点。有效连接儿童和照顾者在该区域内的活动，一方面是物理干预，以提高安全性、舒适性和活力，如人行横道周边和可玩的人行街道，提高自行车的通过性和孩子们的团体行动能力。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正在试验以托儿中心为锚，在周边举办一系列的快闪活动，让当地的年轻人在道路两旁的墙上画出他们小时候经常在外面玩的游戏，同时让孩子们在道路上绘制颜料，既宣示了儿童的主权，又增强了重要节点间的连接 度（图8）。

步骤4，构建地标。在对步骤1中采集的数据与步骤2中临时性活动的一些经验进行分析后，进行更多实质性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新建或改建操场、公园、步行区和自行车道，从而巩固城市和社区的工作。社区也可以探讨永久性的交通措施，例如将污染严重的车辆调离儿童和照顾者最常行驶的路线。

步骤5，扩展区域。通过在城市、地区或国家间复制区域来扩展。该区应告知规划准则，以便能够容易地加以复制。如果“锚”机构是一家托儿中心，是否可以复制到该市所有其他中心?去游乐场或健康诊所怎么样?因为儿童优先区的实践经验具有扩展到整个城市的潜力，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让城市的领导者与规划者参与进来，和居民产生良性的对话。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正在通过推行的超级街区项目（图9）与儿童优先区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超级街区本着将公共空间还给市民，试图将巴塞罗那从汽车为中心的城市转变为以人为中心，而儿童在其中极大受益。该计划强调通过重新的城市设计，让城市生态环境与市民的健康福祉都有提高，在最初的503个超级街区的建立中，就可以将每年的空气污染减少24%，并可以减少近700名（667名）市民的过早死亡，平均每位居民的预期寿命可延长近200天，每年可节省17亿欧元经济开支[5]。最显著的健康益处包括空气污染的减少(年预防291例过早死亡)，其次是交通噪音的减少(年预防163例过早死亡)和热岛效应(年预防117例过早死亡)。该项目由公共联盟牵头并由市政府实施，正在把城市的部分地区变成主要为行人和社区活动指定的慢速交通区域。其结果是改善了步行能力，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互动机会。先锋区已经显示出公共生活的普遍增加，以及更长的儿童户外玩耍的时间。

4 儿童玩耍街道

城市95计划所倡导的街道应该具备安全、易达、舒适和有儿童兴奋点等特点。城市95计划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应答型都市计划手册中对于塑造道路可步行性的很多观点不谋而合[6]。儿童玩耍街道首先需要确保儿童保育机构、医疗保健设施、公园、健康食品的供应商和学校之间的有效步行可达，最好可以控制在15分钟的步行距离之内。城市95计划特别指出，道路对儿童兴奋点非常的重要，但很容易被成年人忽视。因为成年人通常认为街道仅仅用于通行，不宜久留。而在儿童视角里，街道不仅供他们通行，更是他们玩耍的目的地，塑造儿童玩耍型街道对设计师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图10 / Figure 10巴西 圣保罗的安全步行街道

图11 / Figure 11城市95 计划协助伊斯坦布尔解决道路可达性问题

图12 / Figure 12一些小的街边设计可以极大增强道路的可玩性

首先是儿童玩耍街道的安全性。不管是刚出生的婴儿，还是蹒跚学步的幼儿，他们都应该拥有一个安全，远离犯罪和骚扰，可以安全逗留的街道公共空间。街道的通行速度要与环境相适应，在密集的城市环境中，理想的安全速度是低于30km/h，并为婴幼儿留有足够的信号时间、最少的马路穿行距离和较短的等候时间。夜间还应有防止事故和犯罪的良好的照明设计。巴西圣保罗和哥伦比亚麦德林市更是为那些生活在暴力频发地区的学龄前儿童提供了安全路线（图10）。孩子们可以在一群成年人的陪伴下步行上下学，一起游戏玩耍。

其次是儿童玩耍街道的可达性。玩耍街道采用致力于改善行人能见度和降低转弯速度的街道转角设计。而且围绕婴儿车与儿童骑行，街道保持足够宽，方便双向行人在有婴儿车与儿童自行车的情况下，仍然能顺畅通行。设计的倾斜路缘石方便婴儿车上下坡（图11）。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将道路分快慢两个区域，这样婴幼儿照护者可以停下来照顾他们的孩子而不用被人流影响。同时，在较长的道路上还应该设置供有孩家庭使用的庇护所或与结合树荫与景观的长椅。确保人行道保持舒适（遮荫、长凳）和不受障碍物（汽车、摊位）的干扰是至关重要的，除了良好的设计外，还需要维护和执行法规。

第三是儿童玩耍街道的可玩性。因为街道占城市公共空间的70%—80%，是公共领域中最重要和未充分利用的公民资产之一。街道不应仅仅扮演供儿童路过的角色，更应成为他们玩耍的目的地（图12）。街道应该通过设计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同时为儿童提供了玩耍和探索的机会。在印度乌代浦，城市95计划的合作伙伴乌代布尔市政公司和国际地方环境行动理事会南亚分会在帮助维迪雅巴（Vidya Bhawan）学前学校的学生在校门口道路上用鲜艳的颜色绘制创意设计，让道路变得更加有趣好玩（图13），同时提醒司机注意孩子的存在，让孩子们更容易过马路，增强父母的安全感，从而降低他们的压力水平。位于荷兰埃因霍温的 “儿童路线”（荷兰文Kindlint，英文Childroute）旨在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可步行的路线，增加父母们对安全的认知，降低孩子们可以自己走路的年龄。通过可玩的标识，独特的颜色和纹理路径等信号，让儿童向整个城市道路发声，让整个城市街道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图14）。

图13 / Figure 13印度乌代浦的创意街道

图14 / Figure 14荷兰埃因霍温的 “儿童路线”，儿童在街上绘画宣誓自己主权

图15 / Figure 15 “孩子说话”（Crianca Fala）项目支持该市贫民区的儿童们墙面绘上自己喜爱的画面

步行路线可以为看护者和孩子之间以及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提供机会。由于步行速度较慢，带着婴儿和蹒跚学步的看护者也能沿途注意到更多的街景细节，提供看护者更多给婴幼儿讲故事和激发想象力的机会。正如巴西圣保罗第一夫人阿娜·埃斯特拉·哈达德所说，为孩子服务的城市对每个人都更好。该市“孩子说话”（Crianca Fala）项目(图15）支持该市贫民区的儿童们走出自己破小的格子间，把原本枯燥的墙面绘上自己喜爱的画面，增加了社区的沟通，同时唤醒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记忆。原本因为帮派冲突显得不安全的街道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毒品交易和乱扔垃圾的现象也减少了。受到孩子们的感染，社区正在收集签名，将该区域的街道在周末变成玩耍街道。

街道、公园与广场在孩子心中可以是同一个概念，街道可以用于玩耍，公园与广场也可以用于通行。人们需要为各种类型的玩耍提供可能，其中就包括小规模、无组织的玩耍。对于孩子而言，这种空间可能比大型游乐设施有更大的影响，因为街头玩耍鼓励看护者和他们的孩子之间更频繁地玩耍，他们可以从玩耍中结识到很多同一社区的伙伴，并有机会发展为长久的伙伴关系。而大型游乐场所中的人通常来自五湖四海，不利于帮助儿童形成长久的 关系。

最后，儿童玩耍街道还应该注重操作性。因为社会认知差异与街道的重要性，很多干预措施开始并不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甚至会遭到排斥，所以很多干预可以从城市快闪等临时性的干预开始。把一些街道或街头空间临时性的封闭，使用一些非常容易被自行车或者汽车拖走的可移动城市家具，加上一些儿童书籍、玩具和儿童喜闻乐见的游戏项目，从轻介入开始，然后通过战术城市化的方法来测试，如果测试的反响良好，则很有可能固化下来，对城市空间产生长久影响。例如，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班德拉散步道（Paseo Bandera street）美化项目将市中心的这条繁忙的街道变成了步行街，给人们提供休憩、见面与欣赏当地艺术家丰富多彩表演的机会（图16）。它还提供了更多的绿地，受到了有孩家庭的欢迎。起初，这种战术上的城市化干预是临时性的，费用由当地企业主支付，良好的社会影响让这个项目由市政府固定了下来。

5 儿童游戏玩耍场所

游戏玩耍是儿童成长的阶梯，游戏和儿童的学习息息相关，游戏能折射出儿童发展中的问题，游戏可以宣泄儿童的不良情绪，游戏对儿童还有心理治疗的作用[7]。联合国儿童公约 第31条特别指出，儿童具有参加适合其年龄的游戏与娱乐活动的权利[8]。由此可见，游戏对于儿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如何通过有效的城市设计，让城市更好的满足儿童游戏玩耍的需要也变得非常关键。

图16 / Figure 16智利圣地亚哥的班德拉散步道

图17 / Figure 17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停车场改造成游乐场

图18 / Figure 18以色列特拉维夫-雅法街头为期三天的儿童快闪活动

首先，需要构建城市玩耍场所网络，城市95计划指出应该把整个城市想象成一个大型游乐场，玩耍场所分布在这一个大的游戏网络中，而不是把儿童游戏空间从城市日常生活中割裂出来。像公交车站、广场和等候区这样的非指定的玩耍空间，通过设计可以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样化的学习环境和玩耍机会，将玩耍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增加整个城市的玩耍机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修建大型游乐场所来解决儿童玩耍问题，大型游乐场虽然游戏内容丰富，但远离城市生活，带来可达性差和需要看护者陪同等问题。

这种网络不仅存在于城市里，还存在于城市之间。城市95计划致力于推动儿童友好空间网络的形成，其中包括组织一系列的“城市95”游学与考察活动，促进跨文化之间对于儿童友好性的探讨与理解。在活动后，特拉维夫-雅法市的公园和花园部门主管约阿夫·本·耶胡达（Yoav Ben Yehuda）先生成为了城市95计划的拥护者。受到哥本哈根街头游戏区用沙子和水来协助儿童发展启发，他推动特拉维夫将一个停车场改造成了一个儿童游戏区，形成了一个以绿色植物和树木为特色的社区活动空间，这些空间为原本比较凋敝的城市区域带来了活力（图17）。

其次，重视城市中心玩耍场所的示范效应。城市95计划强调了将具有象征意义与高可见度的城市空间改造成儿童玩耍场地，不仅具有物质层面的作用，更具有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这对整个城市而言，相当于是一次宣言，空间本身作为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儿童早期发展是当地政府的优先事项。以色列特拉维夫-雅法（Tel Aviv-Yafo）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出色，市政府在城市非常重要的拉宾广场（Rabin Square）上组织了一个为期三天的快闪游戏活动（图18），以鼓励父母和孩子之间富有想象力的互动。这个活动非常受欢迎，每天吸引了大约2,000人。其实这个活动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以色列在儿童快闪活动举办前赢得了欧洲歌唱大赛，而庆功演唱会也被安排在了拉宾广场。特拉维夫政府顶住压力，从广场上移除了演出器材，供儿童和家庭玩耍和活动，在儿童快闪活动结束后又通宵工作，重新布置舞台，使得演出也如期举行，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政府内认真考虑城市95计划的公务员从一开始的14人扩大到了100多人，市政府更强调，城市95计划不仅仅是一个计划，更应该成为一种城市的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专注为3岁以下儿童家长提供服务的在线平台数字塔夫（Digitaf）在此次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不仅迅速向全市家长同步发布了活动信息，而且提供了很多玩耍服务指南。仅第一天就吸引了约2,000多位市民前来参加活动，拉宾广场在那几天变成了婴儿车的海洋，甚至吸引了市长先生亲自 到访。

图19 / Figure 19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带有垃圾桶的停车场变成了一个低成本的公共广场和游戏空间

图20 / Figure 20儿童参与街头游戏玩耍空间的创设

第三，注重城市街头儿童玩耍场所的创意性。城市95计划建议从身边十字路口、公交车站、墙面、广场和等候区等看似和儿童玩耍无关的城市街头空间要素入手，进行儿童适应性的改造，用很低的成本给日常生活中带来玩耍和乐趣。设计并不是很复杂，如在路标上添加一些儿童喜爱的颜色，就可以提高司机对儿童存在的意识，提高步行通过的友好性。有儿童元素的交通岛、灌木和减速带等其他儿童保护元素的加入，会让这些本来儿童惧怕的街头空间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会激发主动玩耍意愿，同时可以提高父母的安全感，降低他们的压力水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带有垃圾桶的停车场，经过设计师和儿童的合作，用很低的成本就将其变成了一个低成本的公共广场和游戏空间（图19，图20）。

儿童充满着好奇心，因此空间中如果有一些新奇特甚至刺激的成分会非常有帮助。城市95计划倡导探索各种形式的游戏的空间来支持儿童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把这些玩耍空间融入日常城市基础设施中来。这包括但不限于绿色空间中的操场和公园中自然游戏元素，街道上的壁画，城市中的边角料空间（图21）和地面的不同纹理。在丹麦的欧登塞，城市在市中心各处设置了非常多的游戏场所。游戏场地很小，只有几平方米，有简单迷人的水景或攀岩雕塑。它们为路过的家庭带来短暂却很频繁的欢乐时光。

如在美国费城，Urban Thinkscape将早期学习融入到公交车站附近的公共空间设计中，鼓励带着年幼孩子的家庭在经过或等待公交车时参与游戏[9]。它提高了儿童的语言技能，增加了照顾者与儿童之间的互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波利瓦尔城，当地社区改善项目“和邻里共同成长”（Crezco con mi barrio）与市政府合作，绘制了一幅95cm高的壁画，描绘了当地的故事，提醒人们注意孩子的身高和交通的脆弱性。街头晚熟空间的创设还应该注重在地性，在加纳的阿克拉，莫佛拉基金会（Mmofra Foundation）的“非洲游戏时间”团队在当地的一个公园创造了一个“幼儿探索”之旅，依托当地自然结构，游戏灵感源自于当地乐器、本土的游戏设计模式。这些特点鼓励游戏来帮助婴幼儿发展社会技能，并为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提供独特的机会进行互动。

最后，注重城市街头儿童玩耍场所的家庭性。虽然儿童的独立玩耍一直是受到鼓励，但因为其自身特性，往往需要家人陪同。在儿童玩耍空间创设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他们的照护者。女性在公共空间哺乳通常就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性指标，表明这个空间对家庭来说是舒适的。巴西的博阿维斯塔市在一些公交车站增加了母乳喂养设施，并在车站上布置了一些日常生活场景，为父母与孩子的交流提供素材，让人们在等公交时可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在公共场所母乳喂养可以通过创造让妇女感到更安全的环境（例如，通过温暖的灯光、可达的人行道设计和舒适的家具）和支持性的基础设施、政策和宣传活动来鼓励。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正在为最贫困的社区提供卫生设施中的“哺乳舱”，在那里，妇女可以安全地使用免费的私人空间进行母乳喂养。在新西兰各地，由卫生部领导的“母乳喂养友好空间”认证计划创造并维持了母乳喂养友好的环境。

图21 / Figure 21巴西圣保罗，儿童利用城市边角料空间在街头玩耍

图22 / Figure 22以色列特拉维夫，经过城市95计划和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儿童正越来越多的在城市街上快乐的玩耍

5 结 语

儿童友好性的提升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挑战，而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发起的城市95计划为我们作出了非常好的示范。该计划从“如果你只要95cm，如何体验这个城市？”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出发，让城市规划者、城市设计师、城市学家和城市经营与管理者了解他们的工作如何影响儿童发展未来，从而改善有孩家庭在城市中的生活、玩耍、交互和移动的方式，让城市更好地服务于儿童早期发展。以色列特拉维夫（图22）是我国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学习不可多得的样本，对我国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从中的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建议。

第一，城市空间的儿童友好性提高一定要建立长效机制。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就为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示范，基金会的家长加、构建模块和城市95计划三个项目模块既独立又相互支撑。形成了由教育专家、实践先锋、领导人、媒体等多方面力量协同的伙伴关系网，使得学术研究、公共政策和空间介入的经验可以相互流通。

第二，城市的儿童友好性提高应该循序渐进。城市95计划挑战赛与儿童优先区有非常好的示范意义。先在一定的区域作出样板，进行量化分析，构建地标，逐步扩张，把经验从优先区一步一步推广到整个城市。

第三，儿童空间的塑造需要注重可玩性与创意性。儿童玩耍街道一定要注重安全性、可达性、可玩性与操作性相结合，让街道不仅成为有效连接城市儿童空间的便捷通道，同时成为儿童玩耍的目的地。而儿童玩耍场所的创设则需要注重层次性、示范性、创造性和家庭性。尤其需要利用好城市中的不被重视的边角料空间，通过设计师、研究者、城市管理者和居民的通力合作，为儿童创作出更多家门口的优质玩耍空间。

注释

Notes

1 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Bernard van Leer Foundation)是一家专注于儿童领域的慈善基金会，不过该基金会早期并没有把资金专注在特定领域，而是广泛地资助宗教、科学、文学和教育等领域。该基金会是由荷兰实业家及慈善家伯纳德·范·里尔先生创立的。

2 伯纳德·范·里尔先生1919年在荷兰成立了一家包装公司，并逐步发展为世界包装行业的领导者，被荷兰皇室授予了“皇家”的头衔。随着财富的积累，伯纳德先生更多地在思考如何让巨额的财富更好地造福全人类，并且他的妻儿主动放弃了继承权，里尔家族于1949 年在瑞士卢塞恩成立了基金会，更好地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3 奥斯卡·范·里尔（Oscar Bernard van Leer）先生是伯纳德先生的小儿子，在伯纳德先生1958 年去世后，奥斯卡先生开始继承其父亲未尽的事业，不仅商业上作为包装帝国的领袖，而且慈善事业上作为伯纳德·凡·利尔基金会的主要受托人。其父去世时，奥斯卡先生时年43 岁，当时他在美国创立并经营着一家声学和光学工程公司，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回到欧洲，并在荷兰海牙设立了基金会的总部。

4 马丁·多伊奇（Martin Deutsch）教授对伯纳德·范·里尔基金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奥斯卡先生接管基金会初期经历了一段迷茫期，没有聚焦的资助领域。但是在1963 年，奥斯卡先生在乘坐飞机到纽约的旅程中读到一篇纽约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马丁·多伊奇（Martin Deutsch）写的题为“弱势儿童和学习过程”的文章，文章写到，下层社会的孩子来到学校时，几乎不具备学校要求的最低必要技能。这意味着：“这些孩子们最初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校园的经历将变得非常消极，并影响他们的一生。”奥斯卡先生大为触动，并与多伊奇深入交流。一年后，基金会将“让儿童和青少年在入学年龄之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天生的智力潜能”定为了其主要发展目标，开始聚焦到儿童发展及相关领域。

5 在学界，从1966 年至2006 年，基金会与牙买加的西印度群岛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合作，并助力该大学成为全球领先的儿童早期发展权威机构。从1979 年至1983 年，基金会资助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霍华德·加德纳博士(Howard Gardener)主管的人类潜能项目。加德纳博士及其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对之前盛行智商测试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并对整个教育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而从1981年到2015 年，基金会通过摩洛哥拉巴特大学(University of Rabat)的教师培训项目，支持非营利组织ATFALE 将该国传统的古兰经学校改造成高质量的国家公立幼儿园系统。6 在公共政策方面，基金会从1976 年到2012 年，与哥伦比亚的民间团体、大学合作，设计社区主导的幼儿发展模式。政府机构广泛采用了这一方法，向多数生活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贫穷社区的150 万儿童提供服务。在肯尼亚，从1976 年到1996 年，基金会与肯尼亚教育学院(Kenya Institute of Education)合作，建立全国性的学前教育体系。20 世纪90 年代，这促成了世界银行为非洲儿童早期教育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在波兰，从1994 年到2012 年，基金会与科米纽斯基金会(Comenius Foundation)合作，开发了一种农村学前教育模式，后来被政府采纳，纳入国家政策，并通过联邦和欧盟(European Union)的资助进行推广，经过共同努力，波兰已有90%的3—5岁儿童接受学前教育。7 在基金会总部设有阿旦·口可科伦(Ardan Kockelkoren)和于连·万瑟洛（Julien Vincelot）两位城市95 计划专员，阿旦拥有地理学学士学位和冲突研究硕士学位，专注于和儿童健康发展相关的城市规划策略。于连（Julien）致力于城市95 计划战略和知识产品的开发，并管理全球城市95 计划的伙伴关系和城市公共空间与交通相关项目。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巴黎政治学院研究与城市政策相关的议题，并在北京清华大学有一年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的学习。在具体落地的城市，城市95计划协助地方培养自己的管理团队，对于比较长期的项目，还会派遣有经验的项目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