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人民的伟大团结精神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对维系中华文明世代相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至清朝的覆灭，长期以来的“家天下”使中国人难以形成民族国家观念，尤其是越来越黑暗的专制统治压抑了中国人的精神，使得民族精神渐趋阴柔。至晚清时，中国惨遭外敌入侵，屡战屡败，丧权辱国。1915年1月，梁启超在《大中华》发刊词中扼腕叹息：“我国民志气之消沉，至今日而极矣。”一个“极”字，可见当时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情绪极度自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状态几近崩溃。这一切，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团结领导中国人民共同抵御外敌，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自此之后，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中国革命面貌开始发生转变。除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之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其他任何政党和政治派别都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全新的革命方法，即发动、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年轻的共产党员就深入各大工厂、煤矿、码头，组织和领导工人成立工会，为维护自身权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开展罢工活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直至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血腥镇压，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联合其他社会阶层，建立工人阶级同其他民主进步力量的联合战线。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最有影响的政党，但其组织松懈、斗志衰退、内部矛盾重重。经过慎重考虑，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以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与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使得国民党重新恢复生气，共产党也迅速取得全国性影响。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宗旨，反映在当时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中：“打倒列强，除军阀。”全国的革命力量首先汇聚在广州，随后在广东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并向南方各省扩展。1926年，为打倒北洋军阀，实现国家统一，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战争。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国民革命军迅速击溃了军阀的军队，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并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

第一次国内革命中，由于中国共产党把广大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在打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争取国家主权完整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大多数中国人还只有血缘认同和乡土认同，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依然比较弱。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只有唤醒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激发人民的团结抗战精神，把全民族凝聚在自己的旗帜下，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觉醒、没有千千万万人民团结起来，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要取得胜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危急，中国共产党人广泛传播救亡图存思想，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中

于是，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广泛地传播救亡图存思想，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投身抗日战争。同时，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扛起全民族团结的大旗，广泛联络各种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制定了“逼蒋（介石）抗日”的方针，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5年12月9日，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北平（即现北京）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抗日运动浪潮的推动和中共的影响下，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敦促蒋介石抗日，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遣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新的形势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实行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阶层人士团结在一起，投入抗日洪流之中，形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抗战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当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抵抗失利之后，共产党决定利用自己的游击战争经验来对付日本侵略者。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样，在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战场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侵略军逐渐将主要力量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和空前残酷的“扫荡”。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根据地军民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战法，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通过长期的消耗战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当战争行将结束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近100万平方公里和近1亿人口。

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为动员群众，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积极开展民主政治建设，普遍建立由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阶级组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团结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积极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清新的民主气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统一战线，中共与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抗战人士、广大海外侨胞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向他们宣传中共的主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鼓励和支持他们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斗争，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也因此不断扩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次全民思想的大发动，它唤醒了沉睡的民族，提振起民族精神，激发出民族能量。在空前民族觉醒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不仅从根本上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支撑，更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

知识链接

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帝国主义感受到中国人民觉醒和反抗的力量，并引起他们的极大恐慌。英国为维护在中国的殖民权益，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千方百计地干涉中国革命。1926年9月，英国军舰炮击万县县城，制造了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千人的万县惨案。英帝国主义的种种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26年12月26日，汉口各界群众20余万人，在中国共产党人李立三的领导下，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反英大会，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立即收回租界。1927年1月3日下午，全副武装的英军水兵冲出租界，扑向手无寸铁的正在听演讲的群众，当场刺死一人，打伤30多人，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惨案发生后，李立三、刘少奇立即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并于当晚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请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六项要求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等五项办法。英帝国主义的暴行点燃了长期郁积在武汉人民心里的熊熊怒火。1月4日，湖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等200多个团体的500多名代表举行武汉工农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根据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要求和办法，提出了请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馆提出严重抗议、由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等八项决议。1月5日，武汉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在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和组织下，30万人在汉口参加反英示威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向英租界挺进。工人纠察队员率先冲进租界，随后，群众冲进英租界，愤怒的群众登上楼顶，扯下英国旗，占领了租界。租界内的英国官员和巡捕、水兵逃往江边的英国军舰。汉口英租界被爱国群众控制。1月6日，江西九江各界群众集会游行，声援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英国水兵再次干涉，打死打伤工人数名，制造了九江“一六”惨案。九江工人和市民在武汉群众斗争胜利的鼓舞下，冲进租界，并占领了九江英租界。武汉、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广东、北京等地纷纷召开大会，组织反英游行示威，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洪流。

一二 ·九运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地化统治的同时，他们利用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把侵略的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何梅协定》等，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激起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华北大地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向劳苦大众发出抵御侵略、保卫华北的号召。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多次发出通知、宣言，要求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对北平市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1月，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等人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学联建立了党团，彭涛为书记。1935年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发表《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东北抗日义勇军与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联——永远的丰碑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部分东北军旧部和爱国民众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30万人上下，活动地区几乎遍布东北全境。义勇军的兴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并且及时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伪造民意、建立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当时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之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之下，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各方面相形见绌处于劣势的情势之下，义勇军将士不顾一切，为了挽救危亡揭竿而起，并以血肉之躯和敌人以死相拼，这种民族气概，爱国精神，是永远值得歌颂敬佩的。在东北还有一支抗日力量，即东北抗日联军。与东北抗日义勇军不同，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发表《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身处抗日游击战争前线的东北人民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更受到莫大鼓舞。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称为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完毕。这个时期是东北抗日部队第二次改、扩编时期，也是抗日部队进一步壮大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部队由过去的6个军扩编到11个军，并形成了东北抗日军队第一次统一的称谓——东北抗日联军，它标志着东北游击战争迎来了新的高潮期。在整个抗日时期，东北抗日联军仅以近4万人的军队牵制了近40万的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以杨靖宇、赵一曼等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将士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个人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