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婧郭 媛

（1.阳泉市艺术研究室，山西 阳泉045000；2.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75000）

一、前言

1988年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中国电影，其艺术影响力可见一斑。2015年，由山西省晋剧院出演的晋剧《红高粱》在山西大剧院进行了演出，获得好评。二者虽都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但因其艺术形式不同，在叙事结构、人物关系设置以及色彩方面有相似与不同。

二、叙事结构：按部就班与开门见山

莫言在其原著《红高粱》中采用多视角的叙述方式进行叙事，结构较为复杂，与其不同的是电影和晋剧则将这种错综复杂的叙事结构回归为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二者虽在情节上与小说有所不同，但将主次、轻重各有不同的情节点缀入到整个的叙事结构中，在纵向的情节中，以点入线，横向衍生出各个情节节点，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故事呈现出来，将高潮部分放在结尾，点明主题。

电影《红高粱》用了一个半小时讲述“我奶奶”和“我爷爷”的情感故事，直到最后三十分钟鬼子来了，我爷爷和烧酒伙计们参与抗日，这条抗日的情节线索才浮出水面，两条线索在此交汇，虽然这段情节出现时间较短，但正是这三十分钟，就将本片推向高潮，深化了主题。

晋剧《红高粱》根据时间顺序分为颠轿、洞房、祭酒、复仇等，与电影不同的是，刚出场就用“颠轿”进入故事，向观众交待主情节，一目了然，而电影在开始部分则是通过九儿面部的特写镜头与一段叙述将故事的悲凉基调表现出来，再进行叙事。可见电影和晋剧《红高粱》虽都力求在叙事整体性和内在逻辑性的规定下，采用线性的方式进行叙事，但在情节布置方面略有不同。

三、色彩：科技与传统

电影作为声画艺术，除了声音，最直接的就是画面，画面所承载的内容较多，包括色彩、光线、构图、景别等。彩色技术在得到完善之后，色彩在电影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导演通过色彩的的设置不仅使电影真实、客观地展现社会生活，更增强了电影的感染力与表现力，除此之外，色彩也作为一种视听语言为表达情感、刻画人物、突出主题服务。火一般的红高粱孕育了世世代代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电影《红高粱》铺天盖地的红几乎占满了整个屏幕，九儿红色的嫁衣、红色轿子以及电影结尾的日全食，将天地都染为了一个通红的世界。红色代表热情、希望、生命力，画面用红色表达九儿、余占鳌以及人们对日军侵略的不满和仇恨，用红色表现人们对生命的渴望，更表现出人们不屈的民族精神。戏曲是一种舞台艺术，时空虽然在舞台上可以随意转换不受限制，但视觉体现却与电影大不相同。

晋剧《红高粱》为了表现其主题，也大量运用红色，舞台后方LED屏幕上的背景画面、作为道具的红高粱以及投射的灯光等，都用红色将深厚的意蕴表现出来。

电影利用视觉暂留原理，捕捉真实的影像，展现真实的生活。电影《红高粱》大量用红色渲染，虽略有夸张但色彩作为电影的基本属性，为了表达某种意义，这样的夸张并不使人感觉突兀，相反这种强烈的色彩使观众更能理解导演的意图。而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性和程式化。舞台上所布置的景物就是布景，它的作用是表现特定的环境。布景是一个重要环节，它决定了舞台造型和演出形式，或许是由于过去经济条件的制约，布景在制作和运用上颇为简陋，但也正因为如此，简约的布景使戏曲舞台增加了一种写意美，所以，戏曲舞台的布景大多高度简练，以少胜多。

色彩除了能够深化主题还能塑造人物形象，晋剧《红高粱》通过人物服饰的颜色体现人物性格及其处境。九儿在“颠轿”和“洞房”中，身穿红色嫁衣，此时的九儿被迫嫁给患有麻风病的李大头，这种红色与九儿当时不情愿的内心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突出九儿难过的心情。随后在“祭酒”部分，九儿已掌管酿酒坊，身份已从新娘变为掌柜，她的衣服也从红色嫁衣回归到普通的黄色衣服，紫色花边也如同九儿的心情，已转向平静。而在全剧的高潮“复仇”中，九儿为了替罗汉大哥报仇而牺牲，身穿白色衣服的她高洁、神圣，突出了她的崇高人格，同时也预示了她悲剧的命运。这三次服饰的转换构成了戏曲舞台的色彩蒙太奇，不仅帮助了九儿的人物塑造，对她的命运变化也起到了暗示作用。

由此可见，电影与戏曲，两种艺术、两种美学、两种处理方式。“电影是一种以现代科技成果为工具与材料，运用创造视觉形象和镜头组接的表现手段，在银幕的空间和时间里，塑造运动的、音画结合的、逼真的具体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代艺术。”而戏曲作为我国的传统艺术，对含蓄美的运用，对意境的把握，对传统形式美的追求构成了戏曲的基本特性。二者作为两种艺术，对小说《红高粱》的改编在叙事结构、人物、色彩、环境等方面有着相似及不同之处，但都通过自己的艺术形式将其魅力展现给了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