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雨婷

（西安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环境肖像摄影是肖像摄影的一个分支，它将被摄影人及其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共同放置在一起，两者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作品。环境肖像摄影大师阿诺德·纽曼曾经说过：“环境与个人物品成为拍摄对象的象征物，而在有些照片中，拍摄对象又会成为自身所代表东西的象征”。所以环境肖像的环境必须包含有和被拍摄主体人物有关的社会人文信息，反之作为主体的人物有必须和这特定的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两者的和谐并存才能构成一个综合性的人文视觉空间。

20世纪90年代起，姜健就开始用环境肖像的方式拍摄《主人》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拍摄于农村，被拍摄者或站或座在正屋（堂屋）或者是卧室窗前，他们的脸上鲜有笑容，郑重、懵懂成为了最基本的神态。这些作品的背景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几乎每一家的墙上都贴有毛泽东的照片，屋里都放着老式的暖水壶，房屋的角落里还凌乱的堆放着锄头、铲子等农作的工具。东西虽然不多，但是却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生活在农村人们的家庭的基本情况和信仰。这片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原大地上，依然有这样的一群人用最简单的方式维持着生活。

在《主人》系列作品拍摄的后半阶段，我国开始走向城市化，此时的农民身份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农村的年轻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相对于老一代的传统穿着，年轻人的身上穿着的都是具有典型“城市味道”的服饰，虽然形象显得有些蹩脚，但是这却体现出了一种无法逆转的、与过去彻底告别的态度。这些照片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虽然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城市化进程却始终无法改变他们依然是社会底层人群的现实。

《场景》系列作品到《主人》系列作品，两部作品都是随着情节的递进内容也随之不断加深。从对生活场景的细节刻划到融合观念摄影手法，以肖像摄影的形式为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农民造像，并用大景深的画面表达正统意识形态，画面中各种先进与落后的图像符号展现了一种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对峙与焦灼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曾经作为国家的主人而受到重视，但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让农民受到了极大的冷落。姜健的作品像是一种委婉的提醒，它们的出现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实际上，面对越来越难以适从的现代都市，农民像是被隔离一般孤独的活着。

从《场景》到《主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背景下，这种对比被映衬得更加激烈。当从这些作品带给读者的震撼中逐渐清醒过来时，人们往往会猛然意识到，面对社会现状并不是摄影师的噱头，而是令人警醒的现实。

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开始，记录发生在身边的重要事情的习惯从未改变，只是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进步，记录这些事情的方法也在不断更新。

《肖像摄影的现代性处境：私人性与公共性、自然性与理想性》有着这样的描述：“肖像艺术的传统来自于人类的人文冲动，人们不再盲目敬畏神坛上的神像。肖像存在的形式最初是制作供人崇拜的神祇造像，后来是给王宫贵族塑身画像，后者与宗教神性模仿关联交织，使肖像艺术对视觉艺术的支配性地位一直保持至近代。”顾铮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对于肖像摄影来说，如何给出被摄者的形象，其实手法多多，而我们对于照片中人的了解与理解，也往往决定于摄影家如何给出他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摄影家不仅是控制了他的对象，也控制了我们。”

姜健曾自己评价过人物肖像“中国人没有欣赏人物肖像的习惯，更没有用肖像记录历史的习惯，人们的审美取向大都集中在个体的审美情趣上，而完全忽视了肖像的社会人文价值。”其作品自诞生之初到发表之后都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但是姜健却依然坚持用环境肖像的形式将我国河南农村普通家庭这一社会最小单元表现出来。这类环境肖像作品是一种全方位的格式化记录，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种纪实摄影还具备了一定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价值,他的作品为今后解读民生提供了重要的图像资料。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的艺术价值，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多元的大文化背景下，这些真实的生活瞬间体现出了人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