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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活》看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人性观

2019-04-07肖雪

神州·中旬刊 2019年3期
关键词:复活人物形象

肖雪

摘要:《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一部著名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本文对小说进行简要分析,认为它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文艺思想中的人性观。这主要体现在:1.人性的自然性.2.人性的社会性。

关键词:《复活》;人性观;人物形象

《复活》是托尔斯泰三部代表作之一,作品中对沙皇专制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作了深刻的批判,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腐朽不堪。作者塑造了三类人物分别表现不同阶级的生存状况,描写他们在不同环境和社会关系中表露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刻画他们人性中潜藏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文艺作品是人创作的,是以表现人和人的社会图景为中心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艺术本身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倾向的一种重要而真切的体现”[1],由此可知,每部作品都会以特定的时代或者年代为创作背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在典型人物中表现典型性格,也就是特殊的人性。本文从人物形象出发,逐步分析这部小说中呈现的马克思文艺思想中的人性观,而人性观主要有两个特征,自然性和社会性,该文从这两点着手。

一、人性的自然性

一般而言,“自然性是人性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研究人性‘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属性[2],这里的一般属性即指人的自然属性或生物属性”[3],这就应当从人的基本生存欲望着手,特别是在吃穿住行方面。《复活》中主要从饮食和住所中揭示了人性的自然属性。

(一)饮食

对平民而言,每日三餐的意义在于解决温饱,饮食必然粗糙。如涅赫柳多夫在管家家做客时,“盆里盛着鸡块土豆汤,那只时而伸出这一条黑腿、时而伸出那一条黑腿的公鸡已经开膛破肚,甚至剁成小块,有许多地方还带着鸡毛”[4],这还是管家家中用来款待贵宾的宴席,可见平常吃饭时更为简陋。管家尚且如此,其他平民吃食就可见一斑了。而贵族坐拥雄厚的物质基础,顿顿山珍海味。除此之外,还参加各式上流聚会,吃食方面铺张奢靡,可以说,饮食是他们显赫身份的象征。

(二)住所

和饮食一样,好坏程度都由经济基础决定。在沙皇统治下,特权阶层拥有优渥的物质条件,居住地大多占地广阔,装潢富丽,有的还附带花园书房等休闲场所,洋溢着贵族气息。而农民们往往挤在一间或几间平房里,住处混乱狭窄,和牛圈为邻,是典型的“蜗居”。

二、人性的社会性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表明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本文从以下三类人物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来探究社会性:

(一)以马斯洛娃为代表的贫苦农民

这一群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被迫以体力谋生或以皮肉为生,受官僚和贵族阶级的层层压榨,丧失赖以为生的土地和人身自由。

在这些人里,妇女大多数过着相夫教子衣不蔽体的生活,姿色出众的为了生存沦为贵族的玩物,身心饱受摧残,还时常受侮辱目光的扫射,如马斯洛娃被判刑时,“一走进来,法庭里所有男人的眼光就一齐转到她那边去,很久没有离开她的白脸、她亮晶晶的黑眼睛、她长囚衣里隆起的高胸脯”[6]。这种睨视不仅来自一个普通宪兵,更来自代表着法律权威的庭长和法官。男性被土地捆绑,一生为地主出卖劳动力或者被强加罪名,无故入狱。

他们只拥有着微薄的物质资料,却从事着繁重的劳动生产,不但要背负一家的日常支出,还要负担上等阶级的消耗。他们只能做像种地、在地主家当仆人等低等劳累的工作,即使升级成管家,生活质量也没有太大飞跃,餐巾还是粗糙的绣花布巾,壁纸一样破旧肮脏,家庭依旧贫寒。这类人处于弱势地位,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却支撑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二)以涅赫柳多夫为代表的享乐贵族

这一阶层处于社会的最顶端,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家境优渥,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占有最广泛的社会资源,把吃喝嫖赌当成终身事业进行。但他们光鲜的衣着上浸满了底层平民的血汗,靠欺压农民获得有保障的生活,面对“乱民”,利用手中的权势加以镇压,随意安一个罪名让他入狱。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也是导致平民贫寒最关键的人为因素。

他们是俄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主要进行脑力劳动,从事体面的职业如法官律师或者像涅赫柳多夫一样世袭爵位;且自视颇高,心理优越感濃厚,认为他们是在开展一项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实则,他们沙皇专制统治坚定的“卫道士”。当他们的特权被侵犯时,以暴力手段解决触犯利益的民众,还自我催眠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

(三)以玛利亚·帕夫洛夫娜为代表的“政治犯”

纵观全书,这类人是最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和涅赫柳多夫一样,出身上流社会,理应是上一级贵族的“复制品”,延续父辈的权贵生活;但他们却是统治阶级眼里的“政治犯”,是时代的革命先驱,是父辈的“掘墓人”,更是未来俄国社会的领路人。因为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是一群“为了人民不惜牺牲他们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7]的人,以玛利亚·帕夫洛夫娜为例。

她是上层阶级孕育的产物,却没有像柳多夫姐姐那样安心当阔太太,而是立志成为一名革命者。不同于涅赫柳多夫自我救赎式的忏悔,帕夫洛夫娜的反叛意识早已根植灵魂。她自小就“对上层人的生活感到厌恶,而喜欢普通人的生活……经常待在使女的房间,厨房,马房,却不肯待在客厅”[8],认为自己和厨娘、马夫是一类人,逃离家族去工厂劳动,体验平民生活,甚至包揽放枪罪名。入狱后,她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人,反抗封建统治者,充当平民利益的发声人。以至于在面对狱长打压流刑犯时,敢于挺身而出,直言他的暴行,救下流刑犯的女儿。

他们身上虽然带有贵族烙印,却能坚定地站在平民的立场,以服务底层为己任,献身革命事业。

总之,《复活》中所展现出的人性特点,可以从两点出发,一方面,从每个人身上的共性出发,也就是衣食住行这一方面,即人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从人物的个性着手,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去分析,也就是人性的社会性。

参考文献:

[1]董学文.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王庆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科学论述及其理论特征[J].云梦季刊,2008 (3):74.

[4]-[8](俄)列夫·托尔斯泰(著),汝龙(译).复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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