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会新

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作为一代文豪，他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既有史学本身以史为鉴的特色，也有文人特质的浪漫与洒脱。

一、基于现实而论，欲有用于当世

翻览苏氏父子关于诸葛亮的议论，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有一个很明显的共性——基于现实而论，欲有用于当世。

如苏洵认为诸葛亮之所以在军事上无所成乃是“先图所守”的谨慎、保守思想所致的观点便是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

北宋中期，大概从仁宗朝起，农民起义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也日益加剧。面对这样严重的边患，素欲有为于当世的爱国士人苏洵一向反对朝廷的妥协、求和政策。《审敌》云蛮夷肆虐，以安民为名，纳币求和，苟安于现状，只会使蛮夷之欲愈大、姿欲骄，到时，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只能加重人民的赋敛，因此，求和苟安之策名为安民实则残民、害民。长此以往行之，不仅外患不可去，内忧亦会增加。内忧、外患加之于身，天下必不可久安而无变。《六国》论也是借六国赂秦之事，讽宋岁输币以贿契丹。末言“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即警朝廷不可一味纳币求和，行苟安之策，应主动进攻，占据军事上的有利形势。因此，苏洵批评诸葛亮“先图所守”，弃荆州而就西蜀，最终失之天下。也是以诸葛亮之事刺北宋朝廷，望其可以以此为诫，反守为攻。

可见，三苏论历史人物并非单纯的就史说史，而是希望可以以古鉴今，发挥历史本身的借鉴作用。正如欧阳修称赞苏洵《权书》、《几策》、《衡论》史论文章所言：“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

二、独断于心，发他人所未发

三苏关于诸葛亮的论述，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实发他人所未发。

如苏轼《诸葛亮论》一文，提出“以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历来对诸葛孔明何以屡战屡败，最终失天下的分析论述中，孔明非将才、短于谋略，蜀汉国小势弱、非强魏之对手，天不眷蜀、使亮早亡等原因多被提及。尽管也有人，如程颐、程颢质疑孔明以诈计夺刘璋之举，认为此举只是为利，非圣贤所为。但忠信仁义、智谋武力杂用使亮失天下之说却是东坡先生独发。

另外，此文中言“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之所以灭项籍也。”东坡先生认为诸葛亮可以间疏曹丕、曹植为谋灭魏的设想，尽管带有很多的浪漫主义色彩，难免书生之见之嫌，但不得不承认，这种设想的确很独特、很有新意。

三苏这种独断于心、发他人所未发的历史人物评价特色与宋学不迷信古人、断以己意的治学宗旨，以及三苏一直强调并且坚持的独立的治学品格极其一致。曾巩曾称赞苏洵：“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宋史·苏轼传》这样称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苏轼亦曾自表：“轼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经独传于家学，为文不愿于世知。”苏辙亦是如此，如其解春秋，当时士人皆以三传不足取而尽弃之，他却认为《左传》是信史，因此，在作《春秋集解》之时，凡所用之事实皆本于左丘明。可见苏辙不盲从世俗之德，难怪《宋史》称赞他“君子不党，于辙见之。”

正是这种独立的治学品格使得苏氏三父子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之时可以不盲从于众，断以己意，从而使其评价散发出独特的新意。

三、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罕言伦理道德

苏辙曾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而苏辙自小从父兄治学，可见，三苏在论史之时皆乐道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对于诸葛亮的议论也是如此。

首先，他们对于诸葛亮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其文章；治国，具体来说主要是治道、行法、用人；军事，主要包括军事才能、军事成就上。对于诸葛亮之德，虽有涉及，如苏辙称亮忠孝，但关注甚少。另外，在对其关注点进行论述之时，多从孔明行事之成败得失出发进行阐述，甚少作德性角度的分析。比如，对于孔明军事成就的评价，当时人多以孔明有大德，对其军事之功拔高之处颇多，三苏不然，他们从事实出发，从孔明本身之战略成败等出发，认为孔明在军事上最终“一世空驰驱”。

上至远古三代，下至北宋当世，三苏对众多的历史人物做出过评论，其史论作品十分丰富。诚然，他们的评论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欲有用于世、独断于心、发他人所未发的论史特色，使得他们原本就文采飞扬的文章、评论更显见解不俗、事理兼备，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于梁启超称宋代以后的史家之中，除去司马光、郑樵、袁枢，他们与胡安国、欧阳修一派，罗泌、李焘一派“中分史学界七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