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

在苍茫的历史拐点，何去何从，谁能辨得分明？

——题记

在一个窑洞的木头门额上，刻着“贡元”两个大字。圍绕“贡元”，右、左、上分别刻着“福、禄、寿”三个小字。这是柳青当年上私塾的通道，经过这个通道，可以上到一个有五孔窑洞的院子，那里就是柳青当年上私塾的地方。柳青八岁起在这里读书三年。柳青上私塾这一年，大哥刘绍华考入北京大学。柳青诞生在这个并不显得特别的寺沟村后的一百年，六月的一天，正午的阳光照着崖畔的荒草和“贡元”二字，我站在不远处眺望这座早已废弃的窑洞私塾，心中有一个问题：假如柳青没有在这里读书，他能不能走出这个同陕北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毫无二致的小山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读书是对新世界的发现，读书，尽管是传统蒙学与新式西学混杂的启蒙教育，柳青毕竟明白了，在寺沟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

因为读书，柳青走出了寺沟村，到米脂，到绥德，到榆林，最后到了西安。这一年他十八岁，公元1934年。1937年，是他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去北平投考大学，他想像大哥一样，考上北京大学。不料，车行途中，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又回到西安。这一年的11月，他考上由原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搬到西安后联合办的西安临时大学，入原北平大学俄文先修班。我想起瞿秋白。1917年，瞿秋白到北京，原本要报考北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一世”，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又未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