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

摘 要：“深绿”“浅绿”“红绿”生态文明思潮的介绍和引进使人们开始对生态危机问题进行反思。其中，“深绿”思潮和“浅绿”思潮虽然对我们反思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积极影响， 但其本质是为资本造成生态危机的责任作辩护。“红绿”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指出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须坚持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理论指导，维护环境资源的分配正义，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最终形成有别与西方中心论价值立场的、独具后发国家特色的、发展观和境界论相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深绿”思潮和“浅绿”思潮始终将“自然”和“人类”割裂， 没有辩证的看待双方关系，将人与自然完全对立，它们拘泥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讨论，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 淡化资本原应承担的主要的全球治理责任。“红绿”思潮揭示生态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我们应结合生态危机的实质和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求，建构与西方主流生态文明理论不同的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

一、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

建构生态文明理论首先是理解生态文明的本质和生态危机的根源。“深绿”“浅绿”和“红绿”思潮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各不相同。“深绿”思潮认为生态文明应当是不存在人类活动的“荒野”，他们深受"自然的限制"的影响，将人类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批评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观和技术乐观论，认为人类应当完全回归到自然状态。“浅绿”思潮则是站在绿色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维持资本主义的大框架，希望在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科学技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浅绿”则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修正的同时也应当担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浅绿”思潮的本质是为资本主义辩护，强调只要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框架下革新技术、提高技术水平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这就说明“浅绿”和“深绿”思潮不可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与“深绿”“浅绿”维系资本主义的立场不同，“红绿”思潮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首要前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红绿”包括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主张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区别：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阶级的作用，认为应当把生态运动和现实中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用具体的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他们认为任何缺少阶级维度的环境运动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有机马克思主义解决危机的方法却是抽象的，即提出共同体的概念，并展开以该概念为基础的价值观教育;二、两者对生态价值观的理解不同，部分正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以资本逐利为基础的，而是“以人为本”的， 这种“以人为本”是指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资料为本;而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主张生态中心论的学者则秉承的是反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抽象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三、两者对生态文明的性质理解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西方现代主义的价值观，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是立足于“后现代性”这一价值立场，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由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认为生态文明不应当发展科学技术。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相对立，主张人类应回归到自然的状态。

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的建构应兼顾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发展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表面上，生态危机是指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冲突矛盾，但实际是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具体的说，反映的是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人群在自然资源分配、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的危机， 因此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应该把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其理论基础。这就说明解决环境正义问题应当是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追求。西方中心论的绿色思潮始终执着于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他们面对后发国家环境问题的时候，仅仅局限于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他们所提出的“人类整体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他们忽视生态危机中，不同国家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使社会不公正现象更加明显。 这显然有违环境正义原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提出以“生产性正义”为核心的环境正义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康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正义，恢复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的核心追求是变革社会生产关系。 有机马克思主义同样强调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的正义实质是保护富人的财富，实现真正的正义必须立足于共同体的利益和整体性思维。

二、作为环境正义诉求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

对“环境正义”的追求是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建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环境正义”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提出，其目的是揭示环境问题与种族、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有机联系。后来“环境正义”问题逐渐变成如何公平公正处理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的生态资源分配问题、如何处理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生态资源分配问题、如何处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态资源分配问题等。

后發国家主要是指不同于欧美的、在二战后开始现代化的新兴国家。这些后发国家根据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经验，以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并且不考虑变革社会结构，结果造成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仅不能惠及所有国民， 而且也必然造成了生态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正。 这种发展观的缺陷导致了后发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生态资源的分配、占有和使用严重不公平的环境非正义现象。也会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使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出现环境非正义问题。

除此之外，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生态资源分配使用不公正的环境非正义现象也十分严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开拓，造成了落后国家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还供世界各地消费。”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将生产的工业品销往全球各地，他们低价买进落后国家的原材料加工后高价卖出，消灭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获得高额利润，并且破坏落后国家的环境。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拓展就形成了资本的全球化运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问题也开始向全球蔓延。他们不仅转移高污染的产业，严重损害后发国家的生态环境。还利用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并且为资本服务的国际政治秩序剥削后发国家的自然生态资源。具体来说，就是如今的国际政治秩序由资本支配，它是不公平公正的。在如今资本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国际分工体系也建立起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比后发国家地位更高，这些后发国家不得不为了生存发展而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卖资源，取得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秩序为资本追逐利润服务的非正义性，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低价买进后发国家出售的原材料、高价卖出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的方式进一步加大剥削这些落后国家的资源。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会把污染严重的工业垃圾转移到及其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接受以破坏生态的代价换取及其少量的资金。他们还会把高污染高利润的工厂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开设，不仅自身收获了高昂的利润，还将生态危机带到了其他国家，使生态危机全球化且落后国家生态问题更严峻。目前，“富国对过去的大多数排放负有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却最先也最严重的受到冲击”。也就是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环境不正义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且国际政治秩序不公正，并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治理中承担主要责任。

不同地区、城市乡村间的环境不正义问题也是后发国家面临的难题。对于受贫困和人口过多问题困扰的后发国家来说，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才是关键。这就要求这些国家要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其结果必然导致对生态的破坏。同时，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中，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些人不得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生存，除了谋得自己的生产需要，他们还要提供城市人口所需的生活资料，这必然又会大量消耗农村自然资源。最终形成地区间的环境非正义。

最后，环境意识淡漠，加上现代化使工具理性盛行，人们往往用经济的眼光看待自然资源，他们只看到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关心这些资源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利润，忽视生态资源的其他价值，这种意识让他们不停的为了经济利益大量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忽略自然资源有限性的思想不仅使生态危机问题愈来愈问题，还会进一步使人与人之间生态资源使用的不正义性愈发严重。

要解决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环境正义的问题，首先需要改变依附发达国家发展的发展观念，要以本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为根基，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 只有不依附发达国家而是寻求自主性发展，才能摆脱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秩序，才能为实现以公平交往为核心的公正的国际政治秩序打下基础， 最终实现环境国际正义。 其次，应该维护后发国家的“发展观”和“环境权”：“发展权”是指每个国家都拥有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权利。“环境权”是指各国对于国内的生态环境资源都有自主使用的权利，但同时强调这种使用不能损害其他各国或地区的环境资源，并且各个国家都应主动承担起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这为后发国家解决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方向指引。 最后，后发国家应强化环保意识，厘清民族国家和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遵循一种与发达国家“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 应该承认，后发国家虽然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他们普遍处在如何解决生存问题的发展阶段， 所以普遍存在环保意识相对淡漠、环保知识匮乏的现象，且缺少治理生态环境所必要的资金和技术， 他们难以具备真正的环保行为和环保责任，更无法捍卫自身的环境权利。 只有让后发国家的人们增强环境保护观念，厘清环境责任，才能真正实现“环境正义”。

三、发展观和境界论相统一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

建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要着眼于“全球”和“地方”两个维度。从全球维度看，主要强调的是后发国家在当代全球治理中应当承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承担共同责任是因为地球只有一個，当地球出现环境危机，我们处在联系交往中的国家人群应当共同承担治理全球环境的责任。承担有差别的责任是因为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该为生态危机承担主要责任，而且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有能力有义务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后发国家的发展要有全球性视野，不能损害全球整体利益，这可以看做是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境界论;从地方维度看，主要是民族国家在保障自身的发展观和环境权的同时， 应当变革发展方式，不要污染了生态再花代价治理，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变革掉陈旧的发展方式可以当作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观。建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应当使发展观和境界论有机统一。

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须借鉴“红绿”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当成理论基础。强调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它不反对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这一目的，而是主张发展循环经济，强调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它包括经济维度、政治维度、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四方面的内容。生态文明的经济维度是强调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发展低碳经济等来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文明的政治维度主要强调生态危机的本质并不是人与自然的危机，而是人与人的危机。因此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要处理好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实现全球自然资源分配使用的公平公正; 生态文明的文化维度要求建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将消费主义价值观转化为低碳消费观，不再将生产和消费的位置颠倒，并且正确理解人的真实需要问题;生态文明的社会维度强调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建设。 后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要落到实处一定要重点处理好以下三重关系，即实现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公平公正、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发展、社会发展方向与人的发展方向的步调一致。生态文明的四个维度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后发国家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 唯物史观强调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人们在追求发展和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遵循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原则，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如果说“发展观”是立足于民族国家维度展开讨论的，那么“境界论”则是立足于全球的维度。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共同参与。 然而，在当前国际政治秩序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的前提下，各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物质利益也存在冲突，合作问题很难达成共识。因此难以找到有效的制度标准来规范人们实际行为，生态文明理论目前只能借鉴奈斯的“深生态学”和温茨的“同心圆理论”来探讨全球问题，这种理论只能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倡导呼吁的作用，缺乏具体的手段。奈斯的“深生态学”的理论核心是“生物圈平等主义”和“自我实现的原则”。他强调人类应该平等对待生物圈其他生物，不应当为了利益随意支配它们，给予人类以外的生物应有的尊重。最终实现这一点就要使人类形成道德自觉和提升道德境界。而温茨的“同心圆理论”讲的是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共同体，把人际关系的亲密度当成一个标准，通过“亲密度”的程度来决定人们应该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亲密度越大，承担的责任越强烈。温茨并不主张所有生物平等，而是根据人际关系亲密度决定权利和义务，他强调“义务”观念的重要性，从这一方面出发使人做到自律，最终解决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和人群之间的环境正义问题。

作为境界论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正是借鉴“深生态学”和“同心圆理论”的部分观点。奈斯的“深生态学”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仅仅拘泥于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还要提升至人类整体的利益。温茨强调“义务”的概念，他启示我们要主动把全球环境保护看成自己的义务，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是把眼光放在全球维度上，把人类整体利益当成目标追求， 倡导人类义务观念的提高，它与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具体的方法制度不同， 缺乏现实的手段，只能存在于思想境界中。“发展观”和“境界论”都是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重点内容。

建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首先要厘清生态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态方式，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是解决危机的核心。然后要以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为理论指导，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实现“环境正义”为目标。最终建构发展观与境界论相统一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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