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靖 陈曦 王政瑾

摘 要：目前发现的卡约文化的动物纹饰数量不多，大体集中于湟水流域，不见于黄河流域，在这些动物纹中，以写实性风格的动物纹为主，而抽象的动物纹所见的并不多。并且通过对能确定年代的动物纹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商末周初之时，动物纹饰还存有一定的抽象性风格，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基本全为写实性风格。因此本文试从卡约文化的动物纹入手，认为卡约文化的动物纹经历了从抽象风格向写实风格转变的过程，并认为这一变化与其经济结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关键词：卡约文化;动物纹;抽象风格;写实风格;经济结构

一、卡约文化动物纹分析

至今所发现的卡约文化动物纹可以分为两类，即可确定年代与不可确定年代两类，根据张文立对卡约文化铜器的分期结果，可将卡约文化动物纹分为商末周初与春秋战国两个时期，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动物纹，商末周初时期的部分卡约文化动物纹仍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卡约文化的动物纹均为写实性风格，抽象性已经完全从卡约文化的动物纹中消失。因此我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卡约文化的动物纹开始由本身的抽象性向写实性风格发展，进而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年代不明确的动物纹中，抽象性较为浓厚的时代应该偏早，而写实性风格更为浓厚的动物纹饰的年代应该相对偏晚，据此，我们可以将无法明确年代的卡约文化的动物纹饰分为年代相对偏早与年代相对偏晚两组，并列述与下。

（一）年代相对偏早

蛇纹铜铃，目前见诸报道的共有3件标本，均出自上孙家寨遗址卡约文化墓葬。标本1出自上孙家寨M855：5。标本2出自上孙家寨M448：3，标本3出自上孙家寨M971：4。三件标本形制基本一致。

蛇纹铜镯，目前见诸报道的共有2件标本，均系上孙家寨遗址卡约文化墓葬出土。标本1出自上孙家寨 M971：15。标本2出自上孙家寨 M912：3。两件标本形制基本一致。

飞禽形牌饰，目前见诸报道的共有2件标本，均系上孙家寨遗址卡约文化墓葬出土。其中，标本1出自上孙家寨M66：12，牌饰的一面有用简单的线条勾勒三只动物 ， 偏下居中处系一老虎，左上角另有一个体形较小，似鹿样的动物。牌饰的另一面，上部有复线连弧纹，其下是一排飞翔的鹰，鹰的下面饰倒垂三角纹和平行垂线纹等几何纹饰。标本 2出自上孙家寨 M746：10，基本形制与前一件牌饰相同。

奔兽纹亚腰形牌饰，出自上孙家寨M723：9。平面呈亚腰形，左右及底边均饰有多个圆形小孔，底边圆孔数量较两边略多。正面上部饰有阴刻斜线纹、三角形纹，下面是横置的“S”纹。中部偏下饰有平行线纹和网格纹。在间隔平行线纹与网格纹的空白处近左端有一动物，头部朝前，耳部长而直立，脖子前伸，前腿后收，身体团缩，似兔作奔跑。

（二）年代相对偏晚

1.鸟禽纹杖首，系湟源巴燕峡征集所得。圆雕。器作鸟形，体态丰满。喙部尖突闭合，圆眼，长颈。腹部中空、内装一雀蛋大小卵石。尾部短小上翘。背饰划线弧纹。腹部两侧有八个长条镂孔，腹下有一圆柱状管銎，銎的下端有一对称的钉孔。此杖首与黄家寨出土的鸟形杖首、湟源县上寺村征集的鸟禽杖首在形制上非常相似，其时代当较为接近，或亦可归为春秋战国时期。

2. 鸠首牛犬对决纹杖首，大华中庄M87：1。杖首作鸠首形，圆形銎，銎的顶端为一鸠首，圆眼，眼圈饰联珠纹，长喙，上托一犬，鸠首顶端立一母牛，母牛腹下一小牛作饮乳状。犬身体后撤、双耳直立，扬头、翘尾，张嘴，仰视母牛，作犬吠状。母牛则耸肩，拱腰，翘尾，顶一对直立大角与犬对峙，作对决状。杖首整体构思巧妙，动物造型生动、逼真，以圆雕的手法表现的牛、犬对决的场景，极具生活情趣，铸造也甚为精细，是一件颇具特色的动物纹铜器标本。

二、卡约文化经济结构变化

对青海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的孢粉分析向我们揭示了卡约文化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该遗址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200年—800年，大概相当于商末周初到西周末年的时间段。

在该遗址卡约文化的早期阶段（公元前1320年～1110年），从丰台遗址文化层中浮选到的炭化植物种子，证明丰台遗址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发展水平，农作物以大麦为主，还有小麦和谷子等。该遗址中发现的房建筑遗迹以及一些农具等也都是当时有定居农业活动的重要证据，因此在这一阶段，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较大。

在该遗址卡约文化的晚期阶段（公元前980年～820年），花粉组合表现为禾本科和栽培植物的花粉在早期较多，晚期明显 减少，而菊科中的菊首亚科在早期较少，晚期明显增多，可能说明早期农业活动占比较重要的地位，而晚期农业活动变得不如从前那样重要了。对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环境与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表明，由于环境的变化，西北地区的经济形态从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为主转变为卡约文化时期的畜牧业经济为主。

此外，通过对卡约文化遗址的遗存分析。亦可发现这样一个变化，粮食作物的从有到无、陶器容积的从大到小、猪的完全消失、房屋居址的复杂到简单。均表明先秦时期的河湟地区经历了农业定居生活到移动游牧生活的变化。

因此，无论是从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的单体分析还是针对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整体分析，都体现出了这么一个规律，即由于环境的变化，西北地区的经济形态从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为主向卡约文化时期的畜牧业经济为主转变。

三、卡约文化经济结构变化与动物纹风格变化的关系

通过之前分析，我们可以将卡约文化动物纹饰分格的变化与其经济结构的变化建立这样一个联系，即随着经济结构由以农业生產为主向以畜牧业为主转变，卡约文化的动物纹饰中的抽象性风格逐渐消失，而逐渐变为写实性风格。

在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的87号墓中，曾发现有两件鸠首牛犬铜首杖，鸠首装饰有牛犬相斗造型图，，一侧为母牛，腹下有一小牛正在吃奶，母牛见来犯的犬，作纵肩、拱腰、翘尾姿式欲与犬决斗状。而另一侧的犬见母牛雄壮有力的进攻而翘尾昂首向母牛狂叫。这组造型艺术生动逼真，表现了牲畜群中的兴旺繁 荣的景象。这同样也是畜牧业经济发达的表现，正是由于畜牧业经济的发达，因此，其在动物纹的创作上更加偏向于对于现实养殖场景的描述，而在农业经济占主题时，由于捕猎仅仅作为补充，因此，在对一些猛兽的捕猎场景或者动物形象的刻画时更多的是抽象型的表现形式，即使是写实性的动物纹中亦带有一定的抽象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环境的变化，卡约文化的经济结构逐渐由以农业生产为主题发展为以畜牧业为主体，而随着经济结构的變化，卡约文化的动物纹饰中的抽象性风格逐渐消失，而最终全部变为了写实性风格，而这一风格的改变，与卡约文化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四、卡约文化动物纹写实性风格所受欧亚草原文化影响

通过对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人骨种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李家山组似乎与埃文克、蒙古、华北人、日本及布里亚特等东、北方人群存在相对接近关系，虽然缺乏明确的证据说明李家山居民与北方人群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或许可以认为李家山居民与北方人群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李家山居民与北方欧亚草原人群应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交流。

此外，通过对阿尔泰及以西地区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突然盛行的束颈圆弧腹的壶类陶器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与来自其南阴山—天山地区的文化影响有关，并且其源头应在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当中，此后通过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传承至阴山—天山沿线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齐家文化晚期、四坝文化、哈密天山北路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察吾呼沟口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骟马文化、沙井文化、杨郎文化、桃红巴拉文化等当中，而这也说明卡约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交流。

通过将卡约文化动物纹与欧亚草原地区的动物纹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卡约文化铜器动物纹与我国北方地带以及欧亚草原地带动物纹在器物类型、动物题材、装饰手法、风格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其原因应与卡约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文化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卡约文化动物纹的创作应受到欧亚草原文化相当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随着卡约文化的经济结构由于坏境变化而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畜牧业为主，卡约文化的动物纹也发生了由抽象性风格向写实性风格的转变，此外，卡约文化动物纹的创作同样受到了来自欧亚草原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影响或许伴随着基因交流，从而导致李家山卡约文化居民在人骨种系与北方人群较为接近。

参考文献：

[1]张文立：《也谈卡约文化青铜器的分期问题 》，《边疆考古研究》2016年第2期.

[2]张文立：《卡约文化铜器动物纹初探》，《草原文物》2016年第2期.

[3]刘宝山：《青海“史前”的铜铃》，《文物季刊》1995年2期.

[4]刘宝山：《青海青铜时代的铜管和铜环》，《文物季刊》1997年1期.

[5]刘宝山：《青海史前的铜泡饰、铜片饰和连珠饰》，《青海文物》（13），1999 年.

[6]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等：《青海湟源县境内的卡约文化遗迹》，《考古》1986年10期，第882-886页.

[7]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等：《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第 11-34 页.

[8]靳桂云，王巍：《青海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孢粉分析与人类活动研究——化石和现代表土花粉分析结果》，《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9]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65～71.

[10]刘中和：《论河湟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文化演变——以马家窑、齐家、辛店和卡约文化期为考察范围》，《学理论》2014年第20期.

[11]王杰：《试析卡约文化的经济形态》，《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12]张君：《从头骨非测量特征看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考古》2001年第5期.

[13]韩建业：《先秦时期阿尔泰及以西地区陶壶的来源——兼论公元前一千纪后半叶阿尔泰及以西地区和阴山—天山地区的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