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21世纪诗坛的境况如何？它和以往相比到底出现了什么新的品质？诗歌如果进一步发展要避开哪些误区？对之人们又该怎样去认识？批评界有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主要还是来自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问题。或者说，新世纪诗歌所有的矛盾性现象的滋生，都和及物问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及物”诗歌的优长：和现实的深层“对话”

进入21世纪后，诗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十八年中国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悲伤和惊喜，先是大面积涌动的民工潮，接下来是SARS、地震、雪灾、奥运、共和国60华诞、深度反腐，一系列的事件让诗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从置身的现实中抽离，而必须去参悟承担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更逼迫着诗歌必须走出过于自我和纯粹的艺术苑囿，谋求和现实关系的重建，甚至有时竟使诗歌以行动化的方式介入时代与人生的中心。如白连春的《一个农民在地里侍候庄稼》一诗，仿佛是直接从泥土上长出的精神作物，带着农人的体温和呼吸，鲜活具体的农事细节及过程呼之欲出，更见出了农民命运和土地关系思考的深度，虽落笔于“一个农民”，却隐约闪现着诗人对人类遭遇的怜恤之光，底层的拙朴、酸楚和艰辛自不待言。而田禾的《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就是不折不扣的“问题诗”，一个工地“事故”的记录和曝光，指向的却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道德的精神考问，农民工连生命的安全尚且无法保证，还谈什么权利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