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空间的网络化转型及其文化影响

2019-04-01翟光勇李婷

中州学刊 2019年2期

翟光勇李婷

摘要：作为一种记忆之场与文化传播媒介，纪念空间一直是人类缅怀历史、共享记忆、传承文化和建构认同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传播科技迅猛发展引发传统实体性纪念空间的网络化延展，主要体现为纪念空间仪式时空、参与方式和话语权力的转型与演变。网络纪念空间兴起，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网络纪念空间给集体记忆建构和文化自觉提升带来新机遇;另一方面，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也可能消解纪念空间固有的仪式感和文化意涵。理性评估技术的利与弊，规避网络纪念空间的消极文化影响，已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网络纪念空间;集体记忆;技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2-0167-06

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纪念空间不仅承载着人类缅怀过往、记忆历史、启迪当下、形塑未来等多重文化功能，也是我们凝聚群体共识、塑造族群身份、建构文化认同、缔造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和媒介。随着现代传播科技的迅猛发展，技术对传统纪念空间的重塑不期而至，其集中体现为实体性纪念空间正在向虚拟性网络纪念空间延展。传统纪念空间的超时空转型，将给人类“记忆之场”带来怎样的重塑？这种重塑又会给我们的社会文化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一、纪念空间的文化价值与传统记忆之场的时代转型

纪念空间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情感物化的产物，不仅是我们借以举行纪念活动的空间场域，同样是人类制造社会化情感的机器。实际上，似乎很少有其他景观构筑物能像纪念空间一样——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建构力和持久的文化传播力。

1.文化价值：作为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媒介

爱弥儿·涂尔干（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的分散状态使社会生活单调、萎靡、而且沉闷。但是，只要集体欢腾一开始，一切就都改变了。”①换言之，当人们身处“集体欢腾”的节庆仪式之中，他们更容易共享文化并延续记忆，也更容易超越世俗化个体而融入神圣的集体。“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团体，都要认真地定期举行聚会的缘故，因为在聚会上，团体成员通过一道表明其共同信仰，使他们的信仰重新被唤起了。”②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此基础上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并认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③。此外，这种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传授行为”是“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因为很多“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④。

纪念空间通常可分为个人纪念空间和公共纪念空间，前者主要是与家族、地缘、血缘相关联的纪念空间，如祠堂、墓地、家庙等，后者则是由国家统一或社会捐助修建、用于公共纪念活动的纪念空间。⑤不管是个人纪念空间还是公共纪念空间，都是族群记忆建构及其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因。无论是家族集体记忆抑或社会文化记忆，实际上主要还是要依托于某种纪念空间才得以形塑、生成、传递和延续，纪念空间故此成为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例如，近代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建立，就是因为人们拥有共享的记忆，而提供这些记忆资源的载体之一就是纪念空间，如国家设立的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等”⑥。《左传》里也提到“国之大事，在祀與戎”，这同样说明了纪念空间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记忆建构价值。

2.时代转型：传统记忆之场的虚拟延展

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是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记忆研究的核心概念。他认为，“记忆之场就是：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⑦。就物质层面而论，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教堂、雕塑等都可以被视作一种记忆之场，即我们通常指向的实体性纪念空间。“诺拉强调，在历史加速度消失的当下，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拉大，二者浑然一体的时代已经终结。”⑧因此，沉积在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等具象中的“记忆”就变得尤其重要。换言之，正是通过这些实体性纪念器物和纪念空间，主体才可以跨越现实时空、寻踪人类文脉、追溯族群历史、建构集体记忆、增强家国认同感。正因如此，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德国柏林墙遗址纪念公园、法国巴黎凯旋门、意大利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美国林肯纪念堂等，无不是作为实体性记忆之场建构了这些国家各自的民族象征、文化印记和历史凭证。

新媒体时代来临，现代传播技术的影响无远弗届，作为记忆之场的纪念空间概莫能外。于是，形式各样的线上纪念堂、赛博纪念馆、VR纪念空间、网络直播仪式庆典等层出不穷，传统纪念空间正在向网络纪念空间延展，实体性记忆之场开始向虚拟性记忆之场转型。例如，2011年美国“9·11”事件后的社交媒体线上祭奠，2011年中国民间公益性网上祭祀平台“天堂网”出现，2014年中国“国家公祭网”上线，以及当下各类仪式庆典网络直播、古村落数字化3D呈现、网络数字博物馆等。从传统记忆之场到网络纪念空间生成，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不仅颠覆了传统记忆之场的呈现方式，也正在重塑纪念空间运行模式新样态。

二、传统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的运行模式

从传统实体性记忆之场到网络虚拟性纪念空间的生成及发展，传统纪念空间的网络化转型不仅重构了传统记忆之场的存在形式，同时也带来传统纪念空间运行模式的转型和变迁。概而论之，这种转型和变迁主要体现在纪念空间仪式时空、参与方式和话语权力的重组和演变。

1.仪式时空：“物理时空”转向“穿越时空”

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特定时空的限制，嵌入某一特定时空的个人或群体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根本认知，不仅是特定时空建构的产物，也将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传统记忆之场向网络纪念空间延展，首先表现在纪念空间仪式时空的转型与重组。传统纪念空间仪式总是在特定物理时空内展开：从空间向度看，传统纪念空间仪式活动总是被限定在一定的地域场所;从时间向度看，传统纪念空间仪式活动一般都遵循线性物理时间，如纪念仪式开场和结束都有较严格的时间边界。概言之，传统纪念空间的仪式时空一般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有形的、在场的、线性的、可见的“物理时空”。

移动互联网时代，多样化网络终端通过屏幕将虚拟和现实两个世界勾连，网络纪念时空由此获得无限的延展和穿越。空间边界的消解，使得网络纪念空间成为一种“流动”的空间（space）。或者说，技术打破了传统空间物理场所的区隔，使得空间不再是传统观念上的“地方”（place）。“地域性解体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导致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⑨时间向度的重组，使得传统物理时间趋向一种“媒介时间”，即媒介技术对时间进行了雕琢，转移了人们的时间参考标准，并呈现“瞬间性、零散化与无序性”特征。⑩由此，网络纪念仪式的参与更多地是基于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无需刻意遵循线性物理时间限制，可以随时随地穿越物理时空的藩篱进入网络纪念空间。现代传媒技术的介入，重组了传统纪念空间固有的时空序列，纪念空间仪式及其操演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此时、此地的活动，而成为一种“穿越时空”的全球化、媒介化空间纪念仪式。换言之，网络纪念空间仪式时空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无形的、缺场的、非线性的、不可见的时空穿越性。

2.参与方式：“数字叙事”代替“身体实践”

正如前文所述，纪念空间中的仪式性操演和“身体实践”是社会集体记忆生成、维持和传承的重要手段，“因为纪念仪式也只能通过它们的操演而得到保持”，“所以，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保险性……这是它们作为记忆体系重要性和持续性的源泉”B11。通常，作为参与者行动和操演的“身体实践”的关键是“现场性”或“在场性”，即纪念空间仪式对集体记忆建构的关键是在场的“身体实践”，如在纪念庆典或礼拜仪式中参与者现场行注目礼、默念、祈祷、跪拜，进而获得某种敬畏感、庄严感和神圣感。

在虚拟的网络纪念空间，一切实体性器物都被网络代码转译为数字象征符号。网络纪念空间参与者仅仅是一种数字化网络虚拟在场，他们只能够借助于文字、图片、网络表情等数字化符号叙事，参与网络纪念空间的仪式操演中。客观地说，传统纪念空间在场的“身体实践”让位网络纪念空间虚拟的“数字叙事”，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传统实体性纪念空间对参与者物理身体在场的特定限制，大大拓展了网络纪念空间仪式活动参与者的数量和广度。与此同时，这种纪念空间网络化及其参与方式虚拟化、符号化和数字化演变，也带来了网络纪念空间话语权力格局的重构。

3.话语权力：“精英主导”让位“集群欢腾”

传统纪念空间通常由某一特定群体所共享，群体参与者角色一般存在一定的等级区分，即少数人扮演着纪念空间仪式活动组织者和话语权力“精英”角色，多数人只是作为追随者角色的“大众”。也就是说，在传统纪念空间，仪式活动属于一种组织化形式，通常需要由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来主持。“由于这一个人或一群人根据或借助‘传统价值、宗教体系或法律专政制度等所赋予的特殊权利和权力从事主持活动，他（们）自然成为那一个仪式的中心和核心，构成了那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当权者和‘执事。”B12例如，在传统宗教性纪念空间，普罗大众只能通过牧师或法师的组织、主导向上帝或神灵请愿。在世俗化纪念空间，任何一种纪念仪式举办同样都需要一位或几位有名望的“精英”来主持和主导。

去中心化、开放平等、价值多元，都是互联网精神的重要体现。网络纪念空间作为一个高度开放、多元的虚拟场域，理论上人人都可以是参与者，也可能成为组织者或发起人。技术赋权推动了纪念空间话语权力的重构，使得纪念空间权力话语由传统的“附魅”向网络“祛魅”演进。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说涂尔干的“集体欢腾”更多是一种传统实体性纪念空间中有组织性、较稳定的“集體行动”（collective action），那么虚拟网络纪念空间更像是一场去组织化、不稳定的“集群行为”（crowd behavior），或者说是一种弥散着多元话语表达的“集群欢腾”。传统纪念空间话语权力的“精英主导”让位网络纪念空间的“集群欢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参与者的社会阶层属性，从而给纪念空间话语权力平等和多元表达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也必然会激发参与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这种纪念空间运行模式新样态，将给人类记忆之场带来怎样的文化影响呢？

三、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的文化机遇

作为一种记忆之场与文化传播媒介，纪念空间在传承人类文明、共享集体记忆、形塑社会身份和建构文化认同等方面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影响。现代传播技术引领的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必将有利于人们跨越传统纪念空间物理时空的阻隔，更加便捷地参与各类空间纪念仪式与纪念活动，进而给社会集体记忆建构甚至文化自觉提升带来新契机。

1.集体记忆建构的新空间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族群文化遗产，是凝聚群体共识与增强文化认同的关键。所以对民族集体记忆的激活、刻写和塑造，一直是政权合法性和文化认同感获得的重要保证。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转型，加速了社会流动性，实体性纪念空间难以超越“此时此地”局限，“时空穿越”的网络纪念空间优势却将得到体现。正如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本来就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雕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于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B13。换言之，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哪怕参与者缺席现实纪念空间，也可以通过“象征符号”获得某种信仰记忆，甚至“当实际的地方被忘却时，群体的信仰反而会愈益坚定”B14。网络纪念空间生成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哈布瓦赫的论断，新技术很容易实现物质客体的网络化呈现，参与者只需虚拟在场并可以轻易进入网络纪念空间。一方面，网络纪念空间的超时空性可以提供更大范围的仪式共享和互动机制，让更多的人能够以“社会身体”在场参与其中;另一方面，网络纪念空间的开放性、去中心化、多元化以及技术赋权，极大弱化了参与者的社会阶层属性，从而提升了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行动积极性。

网络纪念空间参与者主体意识和积极性的提升，不仅有利于唤醒、凝固个体对族群文化和集体记忆的记忆，也有利于主体多元文化表达并参与新记忆的构建之中。毋庸讳言，在传统记忆之场中，集体记忆的书写通常由官方权力主宰。在传统纪念空间，政治权力、组织权力固然可以获得一种绝对的宰制，但“记忆一律”的结果往往也容易导致“阳奉阴违”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大行其道。网络纪念空间则给集体记忆书写和建构提供了新的空间，普通民众参与记忆书写与创造，将有利于集体记忆书写由单一、宏大叙事主导的“官方记忆”，逐渐向多元、日常生活化的“民间记忆”拓展。“大传统”与“小传统”同在，不同类型的集体记忆共存、对话及其博弈，不仅有利于培育积极的个人，也将有利于丰富民族集体记忆的内涵。

2.文化自觉提升的新机遇

全球化时代异质文化交往与渗透日渐频繁，“再地方化”兴起不仅带来集体记忆和民族意识觉醒，同时也引发文化间冲突的加剧。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随着意识形态斗争“历史的终结”，由不同文化差异而引发的“文明冲突”将取而代之。B15相比上述具有潜在种族化逻辑和冷战思维的文化观，费孝通则希望寻求一种对话式文化解读，于是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文化自觉”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首先要认识自己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经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B16

通俗地说，文化自觉强调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观，以及“知此、知彼、知彼此”的文化反思过程，网络纪念空间的生成则给文化自觉提供了新的机遇。其一，相比传统纪念空间，网络纪念空间的“时空穿越”不仅为单一个体参与集体记忆建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同时也为人们了解“他者”文化开拓了新的途径。其二，网络纪念空间的“数字叙事”及其可检索、超链接、多媒体特点，给人们“知此、知彼、知彼此”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其三，网络纪念空间话语权力打破“精英主导”模式，官方宰制的记忆书写转向民间草根多元话语叙事，将有利于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审视与反思，以及对“他者”文化的宽容和理解。中国古训曰“君子和而不同”，网络纪念空间无疑为这种文化自觉理念和文化反思实践提供了新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此类对自身和他者文化的了解、体认、尊重和对话过程，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相处才可能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B17的理想目标。

四、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的现实挑战

技术重塑记忆之场，在给纪念空间社会功能实现带来新的文化机遇的同时，或许也会是一把“双刃剑”，即可能导致传统的纪念空间仪式感式微和文化意涵消解。

1.纪念空间中仪式感式微

纪念空间仪式活动一直是象征空间和集体记忆建构重要的意指实践，而仪式特有的时空性参与、程式化重复、象征性表演等，都是保证参与者仪式感获得的关键。可以说，纪念空间仪式感不仅是参与者内心情感表达的直接体现，也是强化记忆之场记忆功能的关键。例如，当你走进博物馆你就会不知不觉放低音量;当你进入纪念堂，你就会在下意识中获得一种庄重、严肃、神圣的情感体验。在传统纪念空间中，记忆主体通过在场的“身体实践”获得一种超越世俗世界的仪式感。但在网络纪念空间中，参与者的“缺场”权利似乎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纪念空间给集体记忆建构和文化自觉提升带来了新的文化机遇;另一方面，纪念空间准入的便捷性和空间仪式感式微却如影随形。

传统纪念空间的仪式操演，经由主体身体亲历及其物理空间体验会让参与者产生出强烈的现场感、代入感和仪式感。这好比是隔着电视屏幕观看演唱会，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现场的热血沸腾一样。也就是说，不同纪念时空情境会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网络纪念空间“数字叙事”代替在场“身体实践”，操演活动中的情感体验必然会有所不同。网络纪念空间“仪式时空”的穿越性和“话语权力”转型与变迁，在带给参与者更多选择的自由和多元话语同时，也必将影响纪念空间特有的仪式感。这对人类记忆之场及其文化功能的实现而言，或许会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挑战。

2.纪念空间文化意涵消解

文化属性是纪念空间重要的精神内核，技术重塑记忆之场并促成网络纪念空间生成，可能也会对纪念空间原有的文化意涵产生侵蚀。“纪念空间是伟大精神和历史时刻的凝聚，代表整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底蕴。”B18作为一种互动仪式过程，传统纪念空间活动往往包含一整套规范和流程，这些规范和流程蕴含着历史积淀下来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例如，国庆阅兵仪式就是一种传递爱国情怀、扬我国威的盛大庆典仪式;国家公祭更是一种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的庄严仪式。客观地说，广大网民通过网络空间共享这些纪念仪式氛围，大大拓展了传统纪念空间仪式活动价值，但网络纪念空间也容易受到各种噪音影响，可能使严肃的纪念仪式演变成一种娱乐化消遣，进而让纪念空间特有的仪式价值和文化意涵被冲淡甚至被消解。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当下消费社会中“资本”大行其道，网络纪念空间中不乏商家借纪念之名行营销之实。作为人类记忆之场的纪念空间也开始裹挟着浓浓的商业气息，使得纪念空间特有的文化意涵遭遇挑战。例如，2017年清明节期间，花椒网络直播平台明码标价“直播代扫”，而且祭祀过程中的磕头、痛哭等个体化情感表达等都被商家“明码标价”。众所周知，传统祭祀性仪式活动延续了中国数千年的孝文化传统，传統文化中的“孝义”被商业和资本腐蚀、消费，这是消费主义语境下网络纪念空间面临的文化困境之一。

五、网络纪念空间消极文化影响的规避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技术重塑记忆之场不期而至。传统纪念空间网络化延展与转型，不仅重塑了传统记忆之场的呈现方式，也重构了其运行样态。主要表现在纪念空间仪式时空由“物理时空”转向“穿越时空”，参与方式中“数字叙事”代替“身体实践”，空间话语权力从“精英主导”走向“集群欢腾”等。技术重塑记忆之场，确实给纪念空间文化功能的实现带来新契机，但其潜在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如纪念空间仪式感式微和文化意涵的消解等。技术重塑记忆之场，文化机遇与现实挑战并存。如何扬长避短、规避纪念空间转型带来的消极文化影响，业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1.避免“技术近视”，积极勾连两类记忆之场

纵观人类传播技术发展史，传媒科技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曾让很多人忧心忡忡。对此，保罗·萨弗（Paul Saffo）认为，人类存在明显的“技术近视”，即我们往往过高估计一项新技术的短期潜在影响，而低估其长期影响。这必将导致“我们先是行动过火，然后又行动不足”。B19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理性、全面地评估技术重塑记忆之场的得与失：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纪念空间转型给集体记忆建构及文化自觉提升带来的新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这种转型可能产生的文化影响视而不见。诚然，技术重塑记忆之场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同样需要不断反省、修正和变革技术偏向带给纪念空间的文化后果。积极探索传统记忆之场与网络纪念空间的有机联动，努力勾连两种不同类型纪念空间，并在共存、互补中努力实现人类记忆之场应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

2.拒绝“形式主义”，提升主体道德感和仪式感

客观地说，仪式时空转型给纪念空间仪式感带来冲击，但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外在条件，内因才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和依据。所以，与其说“穿越时空”导致了仪式感式微，不如说是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感对纪念空间仪式感获得影响更甚。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感作为纪念空间仪式感获得关键，其目标实现之大敌主要是形式主義。无论是个人祭奠还是公共纪念，道德感缺失的形式主义通常都是主体仪式感获得的最大障碍。就个人祭奠而言，资本向文化殖民，花钱代扫墓就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对公共祭拜来说，时下轰轰烈烈的红色教育中频现的形式主义更值得深思。例如，到红色革命圣地的纪念参观，即使是在实体性纪念空间进行的，如果参与者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是形式主义地走走过场、“身入”而非“心至”，“到此一游”式拉拉横幅、摆摆姿势、拍拍照片、发发新闻，这不仅不能让参与者获得任何的仪式感，反而会对中国红色文化传承与发扬造成巨大的伤害。

3.重塑“人文精神”，促进科学与人文共同发展

随着技术的演进，人类社会业已步入“后喻文化”时代，这种文化图景下社会系统更倾向于年轻人掌握文化的主动权，传统经验性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B20这种转换使得传统文化元素很容易被网络原住民一代所遗忘，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认同和体认，表现在网络纪念空间便是一种忽略文化内涵、流于形式的集体狂欢。因此，网络社会更需要强调一种时代的人文精神，并以此来重塑网络纪念空间应有的文化意涵。科学和人文好似“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科学更多解决现实与发展问题，人文则关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遗憾的是，身处崇尚效率、“时间就是金钱”的现代社会，传统道德意识和人文精神日渐式微，这已成为传统文化衰落的重要表征。因此，网络纪念空间的精神与文化救赎，终究还是要回归到对人类道德本性和人文精神的追寻上。

传统纪念空间曾经是人类直接经验的世界，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是否会消解传统记忆之场固有的文化和精神“本真性”，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文化议题。其实，历史与记忆并不是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历史与记忆总是由时空的经纬编织而成。实际上，“时间与空间，以及时间与空间的产物，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框架”B21。正因如此，当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美好福利的同时，也应该认真评估现代传播科技在文化向度的深远影响。

注释

①②[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286、280页。

③B13B1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69、335、337页。

④B11[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125页。

⑤⑥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⑦[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6页。

⑧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中文版序）》，[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Ⅹ页。

⑨[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65页。

⑩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1期。

B12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B1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B16B17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