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 黄谋军

摘 要：廷杖是皇权高度专制的集中体现，是明代的“恶政”之一。实际上，廷杖并非明代的发明，它具备了制度的基本属性，皇帝不可以恣意滥施。廷杖的施行不仅要遵循基本的规定，大臣还努力将廷杖纳入国家正常的司法体系之中。中国传统末世的制度建设越来越精致，既具有近代性的因素，又深植于旧制度之中，蜕变过程极其漫长。

关键词：明代;廷杖;司法制度;锦衣卫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2-0126-06

廷杖被认为是明代特有的皇权凌驾于国家法制之上的恶劣刑罚，它是天子的震怒，属偶然或突发事件，故并无制度可言，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实际执行和管理程序看，廷杖具有制度的基本属性和规定性，包括制度运行的主体以及组织程序、运行过程等都有比较清晰的规定。明代的官员也一直努力把廷杖纳入国家司法体系中，使国家制度之外的皇帝“私法”转化为国家制度之内的“公法”。只不过，在皇权高度集权的时代，制度只能屈服于皇权之下，这既是廷杖制度的属性，也是古代司法制度的特点。

一、有关廷杖性质的讨论

廷杖是明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热门话题。学人在从政治、思想和文化等角度研究时，对廷杖是现象还是制度，有不同的表述。曹国庆认为，廷杖“在有明一代，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朱由检，贯穿一朝之始终，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①。徐春燕认为，廷杖“殆近于一种制度”，是与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并列的秕政之一，它虽未被列入律典，“但自有一套程序”。②赵晓雷认为，“廷杖不见于明代法律，属于一种法外之刑”，是“明代特殊的政治现象”。③张靖胤称之为“廷杖现象”，而不是制度。④归纳起来，对廷杖属性的判断，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廷杖是一种政治现象;第二，它近似一种制度，或认为是不成文的制度;第三，径直称呼为廷杖制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虽然学界内外对明代廷杖的关注度很高，学者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尚没有对其制度属性进行专门探讨，也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⑥

对明代廷杖史事的记述，影响最大的论著当是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一书。他说：“所谓‘廷杖，便是在朝廷之上，行杖打人。”“在明代这廷杖是没有法律规定的，无论多大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给拖下去鞭打，打完了一丢完事，打死了是活该。”⑦他认为廷杖的随意性很大，也没有法律规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一是并非什么品级的官员都可以被打，被廷杖的官员有明显的等级性;二是并非一不高兴，立刻就打人，行刑还有一套程序。

廷杖始自明代的說法，影响最大的文献是清修《明史》，“刑法三”中讲，“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⑧。包括丁易等人在研究廷杖时，都重点引用上述内容，把廷杖视为明代独创的刑法，他既说廷杖有法的性质，又说它“没有法律规定”，是否可以理解为“法外用刑”之刑法呢？

上述种种说法，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廷杖到底能不能称为制度？它要具备怎样的属性才能称为制度？而制度又是什么呢？

“制度”的定义极多，按照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1920—2015年）的定义，“制度（institutions）乃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严谨地说，制度是人为制定的限制，用以约束人类的互动行为”，这些约束人类制度的行为，是由正式的（formal）规则（如条约、法则和宪法）、不正式规则（informal）（如行为规范、习惯、自定的行事准则）和这些规则落实的特征等组成。他认为，究竟制度是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答案是任一者皆可。制度限制包括了两种：一种是什么行为个人不准去做，另一种是何种条件下个人可以从事某些行为。在此定义之下，制度乃是人类发生互动行为的范围。制度的演变可以经由习惯、行为准则、社会规范，乃至成文法、不成文法以及个人契约来达成。⑨我们认为，若以此论，明代的廷杖固然表现在国家制度之外，即皇权凌驾于国家司法权力之上;同时，廷杖也已具备制度的基本属性，皇权并不可以恣意妄为，它也必须在基本的制度框架内来运行。

二、廷杖的制度属性表现

《大明律》是明代最重要的官方法律文献，它是朱元璋“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⑩修订而成，而《大明会典》是“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B11的行政法令文书，两部法典之中均没有“廷杖”的相关规定。这是不是说明廷杖就不算是法律制度呢？如果称之为“制度”，它到底具备了制度的哪些属性呢？

实际上，元代以降的中国法律体制，典、律、令、例等法律制度形式并存，“例”的功能又最为广泛。明代的廷杖虽不属于国家正法，但它有例可循，有相应规章，具备了“制度”的基本属性。

第一，廷杖的历史很悠久，明代是循例而行。廷杖并非明朝独创，在明朝以前曾长期实行，历代相传，这已为学界共识。清修《明史》时认为廷杖由明朝人首创，是不准确的。对廷杖的源起，顾炎武有专文考订，“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后代因之”。此后，在三国和隋唐时期均有廷杖之事。B12如隋文帝性猜忌，不开心就在朝堂上打人，时任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人纳谏，劝他“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B13。《旧唐书·张廷珪》中讲，唐玄宗也曾下令在朝堂上杖责监察御史蒋挺，受到张廷珪等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B14。到元代，皇帝和后妃都曾使用廷杖之刑，甚至有中书省长官在殿堂之上被廷杖的记载。《元史·窦默传》记有一事“猎者失一鹘，帝怒，侍臣或从旁大声谓宜加罪。帝恶其迎合，命杖之，释猎者不问”B15。丁易认为“廷杖始于元代”B16，明朝承袭前朝旧制，亦是循例而行。当然，廷杖在明代实施的次数最多，受罚的人数最多，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这也是事实。

第二，杖刑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笞、杖、徒、流、死等五刑在汉代已存在，五刑之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笞和杖都是对犯法者在肉体上的惩罚，笞是笞打，杖刑具用粗荆条拧成，隋朝时定为法定刑，分五等：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击打部位是背、臀和腿等部位。明代的司法体系是承袭前代和沿用了历代例、律、典、则，“五刑”贯穿其中。据《大明令》《明会典》等明代国家法律，包括官员在内的犯法者均有可能受到笞、杖之刑的处罚。如“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违皇太子令旨者，同罪;违亲王令旨者，杖九十”B17。当然，以上处罚均不属于廷杖之“杖”。在官员们看来，五刑中的笞、杖适应于官员，属于国家司法的制度规定，对此并无异议，如洪武年间，时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在给朱元璋那篇著名的《万言书》中说：“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B18弘治六年（1493），时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李东阳应诏条陈政务时说：“今之五刑，最轻者为杖、为笞，然杖有分寸，数有多寡，极为详慎。”B19那么，既然笞杖之刑普遍施于官员，作为廷杖之刑的杖责，便不是无凭无据，如杖责的数量，所分等则以十为级差，三十、四十、六十、八十和一百等，与五刑的等级相当。廷杖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司法过程体现的是皇权至上的特殊性，它可视为由皇帝发起的特殊杖刑。

第三，明代廷杖有其基本规定性。明代的廷杖已形成相对固定而完整的程序，包括廷杖的发起、签发、执行和后期处置等整个过程，尤其是执行过程中的程序、实施、监督等，均有较为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首先，廷杖的发生，绝大部分是由于官员的言行触怒了皇帝或权臣、权阉，而非皇帝在临朝听政时的一时兴起。即便皇帝很不高兴，也可能要与大臣商量，走完行政程序才能行刑。嘉靖十三年（1535）四月初一，世宗命武定侯郭勋代祭太庙，但此前户科给事中张选上疏称“宗庙之祭，惟诚与敬”，批评皇帝不亲自参加。世宗非常生气，下令礼部“看议以闻”。最后世宗“以选罪不可宥”，下令廷杖八十。按《明实录》的说法，世宗是因为身体不好，才暂由郭勋代行的。B20此事，又见黄正色所撰张选的墓志铭：“上御文华殿，览疏震怒。命廷杖八十，杖折者三。”B21如果没有实录交代前因后果，也许后人误以为世宗发怒之后，直接廷杖张选了，实际情况不仅事出有因，还下礼部覆议之后才下令廷杖的。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天启年间。天启七年（1627），熹宗廷杖之事屡有发生，大学士叶向高进言道：“皇上御极以来，待大小臣工恩礼可谓厚矣。近因陈奏烦多，致干圣怒，雷霆屡震，驾帖频传，以数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见于旬日之间。万燝已亡，林汝翥、汪文言亦将就毙。虽言者不无过激而论，以君臣一体之大义所伤多矣！长此不已，将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雄夷狄闻之，且复生心。”B22此处所讲“驾帖频传”，恰恰说明廷杖是必须办理相应手续的，而皇帝心情不好，屡行廷杖也是事实。

其次，廷杖必须办理相应手续。一旦皇帝决定要以“廷杖”之刑处罚触犯龙颜的官员，身边的司礼监官员就要草拟“驾帖”，表示钦依皇帝之命而行，再交由锦衣卫官员带上驾帖，还应当再带上由司礼监盖印的精微批文。B23据此证明材料，宦官亲赴刑科衙门，办理签发廷杖手续。办好手续之后，方可依期行刑。弘治元年，时任刑部尚书何乔新给孝宗的奏疏就特别提到，按本朝旧制，廷杖必须遵守相应规定，不得变乱成法。他说：

“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员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深意也。而京城内外提人，乃用驾帖，既不合符，真伪莫辨。倘有奸人矫命，谁则拒之？请自今遣官出外，仍给批文，以防奸伪。”孝宗说：“提人勘事，必给精微批文以防奸宄，乃祖宗旧制，不可不遵，所司其如例行之。应给批时，毋得稽误。”B24如果没有到刑科办理签发手续，廷杖则无法执行。万历后期就出现过刑科人手过少，办事不及时，锦衣卫一时无法拿到签批的情况。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使骆思曾上疏请明神宗及时补任刑科官员，以便办理手续，他说：“臣衙门实与刑科职掌相关，凡奉旨提人必用驾帖，由刑科佥名，然后遵行。”“欲奉命而行，恐谓违例，亦罪也。伏乞皇上将见在候命刑科给事曾汝召、韩继忠速赐允补，刻期任事，庶佥帖有人，明旨不稽。”B25南直隶兴化人李清到刑科任职时已是明末，但廷杖施行仍然要求锦衣卫到刑科报备。他说：“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签押持去。”这充分说明，听命于皇帝的锦衣卫在职责运行上，按规定是受制于人的，至少在制度层面上讲，它不能为所欲为，正所谓“欲奉命而行，恐谓违例，亦罪也”。B26按规定，行刑的地点一般在午门之外，行刑的场所是公开的，官绅士庶均可围观或被要求观刑。廷杖由司礼监官監督，锦衣卫行刑。行刑的详细过程虽然正史失载，但在当时当事人的文集或笔记小说中偶有记载。山东莱阳人姜埰，崇祯年间因上疏中有猛烈抨击皇帝言语，引起崇祯皇帝勃然大怒，下令“著革职，锦衣卫拏送北镇抚司打问”。其间，有多名官员上疏求情营救，皇帝更怒，下令姜埰、熊开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珰曹化淳、王德化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杖数折，公昏绝不知人。”B27

行刑的锦衣卫校卒也要经过训练，如成化十八年（1482），“正德间，南御史李熙劾贪吏，触怒刘瑾，矫旨杖三十”，但禁卫久不行刑，“选卒习数日，乃杖之”。B28行刑时对使用的刑具和轮打的方式均有要求，对此前人已有研究，兹不赘述。B29由此可知，丁易把廷杖作为明代特务政治的表现之一，着墨较多可以理解，但他对廷杖解读和施行程序的描述，是不准确的。他想突出的是廷杖的随意性，但从实际的执行看，廷杖不在朝堂之上，廷杖的对象是先逮捕，皇帝下诏，司礼监、锦衣卫、刑科办理手续之后，再择日行刑，行刑时也有规定不是为所欲为。

再次，明代廷杖的对象，并不是高品级的官员也可以打，从实行情况看，以四品以下、品级低的在京官员（尤其是言官）占绝大多数，“刑不上大夫”。如嘉靖初年，大礼仪之争中，“驳诘再三，举朝争之，疏不下，皆汹汹”，上百人俱跪伏左顺门，“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收四品以下官”。第二天，编修王相在内的18人被杖死。B30廷杖不针对所有官员，这种做法在前代就有惯例，顾炎武说：“唐时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优于南北朝多矣。”“唐自兵兴以后，杖决之行即不止于簿尉。”B31唐代的簿、尉只是基层地方官，品级远低于四品，顾炎武显然清楚明代廷杖的等级性。

最后，廷杖的主体和客体是相对固定的，它适用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处罚事件，包括皇帝、皇室、皇权等，内监是皇帝的家奴，是皇权的伴生物，是皇权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时，私权与公权的冲突解决方式，是皇权的体现，有它的适应范围。廷权的发起者是皇帝以及窃取了皇权的人（如宦官、权臣）。震怒的天子可以下令廷杖大臣，但在君臣眼里，节制、慎重和非常态一直是廷杖的标准形象，所以，即便天子发怒也要有所克制。据说，“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朱元璋认为：“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B32万历四年（1576）正月，年轻的神宗在文华殿读书完毕，曾与老师张居正探讨过廷杖的话题。神宗问：“昨傅应祯以‘三不足之说讪朕，朕欲廷杖之，先生不肯，何也？”张居正说：“圣德宽厚，海内共仰。此无知小人，何足介圣怀？且昨旨一出，人心亦当儆惧，无敢有妄言者矣！国家政事，或宽或严，行仁行义，惟皇上主之。”B33以当时张居正的威信，神宗对他很信任，对自己有所克制，故没有恣意行廷杖。

除皇帝外，借助皇权的权阉、权臣、幸佞也可以发动廷杖之刑，这在明朝有许多事例。如正德间，南御史李熙劾贪吏触怒刘瑾，矫旨杖三十。嘉、隆、万三朝，严嵩、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势力强大，政敌也多，都曾借廷杖之名打击政敌。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五月，给事中沈束上疏请求抚恤原大同总兵周尚文，“语侵严嵩。嵩恚，乃下束法司讯鞫。法司论赎刑上，嵩恨未泄，仍予廷杖，长系镇抚司”B34。又，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他却不按规定“丁忧”，吴中行、邹元标等大臣便上奏猛烈抨击他“夺情视事”，“居正怒，谋于冯保，欲廷杖之”，无论是翰林院诸学士“俱具疏救”，还是大学士王锡爵等数十人求情，最后还是对吴中行、邹元标等五人施以廷杖。B35

像张居正、严嵩这样的权臣利用廷杖打击政敌的朝中大臣毕竟还是少之又少，他们能够得逞，不过是窃取了皇帝的权威而已。万历末年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对此分析说：“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臣备员六年，百凡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部务尽听主者，分毫不敢与闻。”B36真是一语中的。

可以说，王朝国家的制度运行，既有其制度层面的规定，也同样存在有制度之外“人治”的因素。虽然存在于制度之外的因素有时候会很突出，像皇权专制下的廷杖，但基于以上分析，说廷杖之制有它固定的基本属性，仍然是可以成立的。

三、官员将廷杖纳入国家法律体系的努力

从明代立国之初，朝臣们就致力于阻止廷杖的发生，努力劝说皇帝将法外用刑的廷杖纳入国家法律体制之中，从此前史料看，唐代文臣已有如此的诉求和努力，但显然并没有什么效果。

明代中后期，受心学思想的影响，官员们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努力得到更好的体现。万历初年，曾任刑部主事的管志道呼吁“辟进言之路”，并极力请求废除廷杖之制。他认为，如果言官有罪，可“下诸法司鞫问情实”，“律例自有明条”。他说：“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开也。人臣进言孰非为国，言虽过当，心亦可原。历观祖宗盛朝，未尝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诚不爱其身以报国，而其身则依然父母、妻子、兄弟所仰赖之身也，曷忍其万死一生于棰楚之下哉？此非所以全天地之和而慰祖宗在天之灵也。愿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诸言官，而镇抚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即有以言得罪者，下诸法司鞫问情实，如其罪不可宥，律例自有明条，死且瞑目，况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开，而和气且熏蒸宇宙间矣！”B37

明末，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也曾上疏皇帝，他也是从“律例”层面切入，分析了权臣极力促成廷杖的险恶用心和危害，反对廷杖中的“人为”因素，指出廷杖的实质是个人泄私愤的工具，对皇权、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律例，非叛逆十恶无死法。今以披肝沥胆之忠臣，竟殒于磨牙砺齿之凶竖。此辈必欣欣相告，吾侪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后世有秉董狐笔继朱子《纲目》者，书曰‘某月某日，郎中万燝以言事廷杖死，岂不上累圣德哉！进廷杖之说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刘瑾为之;世祖、神宗之朝，张璁、严嵩、张居正为之。奸人欲有所逞，惮忠臣义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谏之名，己受乘权之实，而仁贤且有抱蔓之形。于是乎为所欲为，莫有顾忌，而祸即移之国家。”B38黄遵素的深刻剖析既是对权臣和宦竖的批判，也是对皇权被滥用的指责。在努力把廷杖纳入国家司法系统的同时，官员们也在努力通过职官制度来弥补廷杖造成的不良影响，把制度之外的廷杖纳入制度之内来修补。平反和纠偏，就成为明代中央集权之下制度修补的重要方式。

言官是触犯皇帝最集中的群体之一，他们或以天下事为己任，或持不同政见，慷慨赴死，他们不仅可以博得朝野上下在道义上的普遍同情，也会在制度之内得到补偿。嘉靖十四年，给事中薛宗铠、孙应奎因弹劾时任吏部尚书汪鋐，世宗认为此举有携党争之意气“首倡报怨”之嫌，下令由锦衣卫送抚镇司拷讯。薛宗铠受杖刑八十，五日后死去，海内外皆惊。B39世宗一去世，穆宗即位后便收到吏部的奏请，给“建言死者”平反、嘉奖，“其等有三，戮死者为一等，应复职、赠荫、厚加谕祭”。“其次廷杖死者，应复职、赠荫。”“上从其议。”B40次年，薛宗铠的儿子薛洪便被恩荫为国子监生B41。

自然，官员士大夫的力量是无法对抗专制皇权的，他们又会义无反顾地、以群体理想化的人格和道德追求去直面廷杖的存在，一批批官员倒在廷杖之下，此举既是为了阻止专制皇权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破坏，更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道德与人格尊严。这实际上是官员在寻找把廷杖纳入法律制度框架之内的同时，在制度之外对抗廷杖的另一种尝试。不管他们是为了博取名声，“天下以为至荣”B42，还是真正地为了阻止皇权的恣意扩张，采取的都是制度之外的努力。这样的抗争，客观上也体现了明朝新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崛起。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陈确说：“嗟乎！死节岂易言哉！死合于义之为节，不然，则罔死耳，非节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B43明朝官员士大夫“死节”的思想渊源，是传统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无论是追求心性之学的士大夫，还是崇尚经世济民的官员，他们都能够以天下苍生为己念。明末，受廷杖致残的邹元标，反而拖着一条废腿，为张居正的平反昭雪四处奔走，体现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四、余论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明代的廷杖具有明显的制度属性。即便像廷杖这样看似发起自最高权力主宰者勃然大怒的决定，它的“任性”是有限度的。随着中国传统皇权制度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固然是在逐步强化，但在此过程中，对皇权的监督机制也在同步构建、发展并不断完善和加强。换言之，明代国家制度中对“皇权监督”的机制是多重的，廷杖事件的大量出现，充分体现了皇权的膨胀与制权的规范。对皇权之下廷杖的制约力量，一是来自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治国传统与理念，“崇三代、法先王”的儒家传统规范了皇权的运行路线。二是明代国家制度本身的建设日趋成熟，在司法、行政、议政等方面规范了包括皇帝在内的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明朝的多重监察体系，对皇权具有强有力的监督作用。三是在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推进下，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出现了近代化思潮。士大夫群体在皇权监督意识方面大为提高，他们努力把凌驾于国家制度体系之上的皇权纳入正常的轨道上来，只是这种努力，在当时既有的政治体系下，终无法达到理想的结果。

对晚明时代的基本特征，学界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也取得不少的共识，即它是一个新旧杂陈、垂死与新生并现的时代，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近代化因素萌生、国际交流的日益广泛。B44在王朝后期的制度史研究中，我们常常要面临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制度建设看似越来越完善，像对廷杖的制约、反廷杖的呼声，以及将廷杖纳入制度化的努力一直都很清晰而强劲，但制度运行的效果并未有实质的改善、甚至是越来越差。社会秩序混乱，王朝的灭亡与制度失效都有直接的关系，廷杖制度依然是专制体制之下社会前进中无法突破的樊篱。清代统治者固然放弃了廷杖之刑，但在专制统治进一步强化的背景下，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仍然呈下滑趋势，国家司法体制之外的皇权肆虐仍然存在，法外用刑随处可见，并未见减轻，传统旧制度保持着它顽强的生命力，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制度建设仍然遥遥无期。对于这样的现象以及深层原因，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三篇第八章《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中一段话，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实际上，旧制度已拥有晚近时代的整套规章制度，它们丝毫不敌视平等，在新社会中很容易就能确立，然而却为专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B45以皇权为核心的“旧制度”，是给法国“大革命”留下一定的空间，在许多时候它们之间还达成了默契，然而历史进程就是复杂的合力运动，在旧制度的根本利益面前，它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革新的道路漫长而曲折。

注释

①曹国庆：《明代的廷杖》，《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

②徐春燕：《从廷杖看明代的君臣冲突》，《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

③赵晓雷：《明代廷杖及其社会反应》，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④张靖胤：《明代廷杖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⑤朱子彥：《明代的廷杖制》，《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3期。

⑥笔者在通俗性短文《明代官员如何发挥谏言监督作用》（《人民论坛》2016年29期）中曾提到了廷杖的制度属性，限于篇幅和体例，也未做深入研究。

⑦B16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华书局，2006年，第333、32页。

⑧张廷玉：《明史》卷九十五《刑法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9页。

⑨参见吴艳红主编：《明代制度研究》“前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诺思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4—6页。

⑩朱元璋：《皇明祖训》“序”，载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83页。

B11申时行：《明会典》“序”，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1989年，第1页。

B12B3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卷二十八，《职官受杖》，岳麓书社，1996年，第995、996页。

B13魏徵：《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713页。

B14刘昫：《旧唐书》卷一百〇一《张廷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153页。

B15宋濂：《元史》卷一百五十八《窦默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3732页。

B17申时行：《明会典》卷一百六十二《刑部四·例律三·吏律·职制》，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1989年，第835页。

B18B28B32B35B38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991、2331、2329、5999、6362页。

B19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五十四，李東阳：《应诏陈言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97年，第432页。

B20《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二，嘉靖十三年四月丁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595—3596页。

B21黄正色：《通政使司左参议进阶朝列大夫张公选墓志铭》，见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六十七，上海书店，1986年，第2942页。

B22《明熹宗实录》（梁本）卷四十四，天启七年秋七月辛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414页。

B23关于驾帖和精微批使用程序的一般性规定，可参阅张金奎《明代的驾帖与精微批》，《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4期。

B24《明孝宗实录》卷十八，弘治元年九月壬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437—438页。

B25《明神宗实录》卷五八四，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壬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1127页。

B26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0页。

B27魏禧：《明遗臣姜公传》，《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854—856页。

B29如曹国庆：《明代的廷杖》，《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

B30赵翼撰，黄寿成校点：《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阙争礼凡两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8—629页。

B33《明神宗实录》卷四十六，万历四年正月乙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023页。

B34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中华书局，2015年，第815页。

B36《明神宗实录》卷五百〇一，万历四十年十一月乙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9485—9486页。

B37《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九十九，《直陈紧切重大机务疏》，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4325页。

B39对此事件的研究，可参见唐立宗《从廷鞫实录看明嘉靖年间的政争与诏狱》，载《通识教育与历史专业：东亚研究的微观与宏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能科技大学通识中心编印，2005年，第158—184页。

B40《明穆宗实录》卷二，隆庆元年春正月壬戌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2—33页。

B41《明穆宗实录》卷十七，隆庆二年二月壬寅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485—486页。

B42参见孟森：《明史讲义》（商传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1—82頁。

B43陈确撰：《陈确集》文集卷五，《死节论》，中华书局，1979年，第152页。

B44参见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中华书局，2016年。

B45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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