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

摘要：杨绛的散文创作有一种达观超然的文字书写，可以称作喜剧精神。《将饮茶》这部文集中，杨绛将她的种种悲欢离合叙述得云淡风轻，幽默有趣。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也能咂摸出她这种隐身在混乱时代的大智慧。自由开明的家庭氛围培养了她的聪明自信与豁达。从小受儒佛道的浸染，她用隐身衣哲学和喜剧性的眼光去应对时代的荒诞。

关键词：喜剧精神 流浪汉小说 自由开明 幽默 隐身衣 儒佛道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4-0108-02

杨绛作为一名翻译家，小说、散文创作成果也颇丰。胡和清曾说：“杨绛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1]学界普遍认同她的大智若愚。在她的《干校六记》《我们仨》《写在人生边上》《将饮茶》等散文集中，最凸显的特点就是她文字间的淡定与从容。无论生活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她都能一笑置之，这种达观超然的文字书写，可以称作喜剧精神。《将饮茶》是一本怀念性的散文集。这部文集中，杨绛将她的种种悲欢离合叙述得云淡风轻，幽默有趣，文如其人，杨先生的人生境界也可见一斑。英国作家沃而波尔说过的一句名言：“在那些爱思索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喜剧;在那些重感情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悲剧。”杨绛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喜欢思考和理性淡然是她的性格特点。正如洪深所言：“喜剧永远是理智的对于人生的批评。”[2]喜剧精神成为她的创作特色，背后必定有其渊源，本文将试论之。《将饮茶》为探讨杨绛先生散文作品中的喜剧精神提供了切入点，探讨喜剧精神无疑就把握了杨绛作品的内核。

一、自由开明的家庭氛围

在《将饮茶》这本集子中，读者不难发现杨绛从小生活的家庭十分有趣和睦。这种自由开明的家庭氛围无疑会与杨绛的文风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在《回忆我的父亲》这篇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她的父亲杨荫杭最早是一名检察长，因为刚正不阿得罪人，后成为一名律师。杨绛戏称父亲是热爱民主的“疯骑士”。杨绛面对社会不公时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受父亲影响。比如在《丙午丁未年纪事》关于“文革”经历的描写中，杨绛受到不少不公平待遇，精神和肉体都饱受侮辱，她始终未被吓退，又不乏幽默态度。父亲早期关注政治，后愤然辞官做了律师以后，就离上层官场较远了。父亲的转变杨绛都是看在眼里的，她在待人处事中不免也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将名利抛至脑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她虽然是翻译家，“文革”时期却失去了知识分子备受尊重的地位，被红卫兵百般凌辱，荒诞的“文革”时期，人们的际遇浮浮沉沉，她深知自己处在边缘地位，再混乱的世道，她的眼睛也是明亮的，她在嘉年华一样的喧闹中独守一方精神天地，守住自己的纯净平和的心灵世界，保持着自我的底线，平静地审视着周边混沌的一切。

杨绛在散文中经常回忆自己的父母，她的父亲母亲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有着相似的性情，举案齐眉，有时是夫妻，大多时候又是志同道合的友人，不会因为特别的事争吵，互相包容谦让，双方都敞开心扉，没有人置气或者冷暴力，家庭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一起读书看报，说一些书中的趣闻趣事。她的父母感情深厚，又兴趣相投，平日里感情很好，有说不完的话。一家人都酷爱读书，说话插科打诨离不了引经据典。她的父亲谈及自己被革职的事，向来就是乐呵呵的。比如父亲做律师时，“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过一两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时字吧？”[3]

这个家庭是充满智慧的，每逢大事有静气，都是自由超脱的灵魂。和睦自由的环境培养出来的孩子一般都很聪明并且具有幽默感，天性都能得到最大的释放。父亲的幽默感中流露出坚持正义的性格，父亲自小培养杨绛读书，有时候没有及时读完一本书，父亲会悄悄把这本书藏起来，这使得她不再偷懒。书中的世界像一个巨大的宝藏，培育着杨绛的喜剧精神，从而在她的创作中无处不在。杨绛后来嫁给了钱钟书，钱钟书自小就很孩子气，常常对着杨绛和女儿阿媛恶作剧，常常因为一些小乐趣哈哈大笑，是个很开朗敞亮的人，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是培育和形成杨绛“喜剧精神”的重要条件。

二、西方喜剧理论和流浪汉小说的影响

杨绛以翻译外国作品而著称，她翻译的流浪汉小说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等。因为接触了此类文学作品，杨绛还做了流浪汉小说相关的研究，吸收了西方的喜剧理论，这无疑对杨绛的创作理念形成为具体的影响。

在杨绛所处的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里，用喜剧书写，更具有冲击力。杨绛在“文革”时期和同时代知识分子一起遭受了困厄和磨难，尤其是丙午丁未年遭逢的大劫。《丙午丁未年纪事》写到杨绛被批斗需要自己制作标准的挂牌，文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们二人并不反抗或者唉声叹气，而是像学生需要完成家庭作业一样认认真真，制作标准是相当严格的，大篇幅描述这种认真服从古怪标准的文字反而给读者一种荒誕的感觉，他们像欣赏一幅荒诞画一样欣赏着自己制作的挂牌，而这些挂牌却是诋毁自己的，要挂在脖子上示众游街的，这是何其的荒诞！英国现代学者怀利·辛菲尔在《我们的新喜剧感》中说：“每当人想到自身所面临的窘境，就会感受到‘荒诞的渗透。人被迫正视自己的非英雄处境……总之，我们不得不承认荒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人的生存：无理性的、不可言喻的、令人惊奇的、愚蠢的东西触目皆是——换言之，到处都是喜剧性。”[4]在“文革”那段灰暗无光的岁月，置身其中的人们满目都是荒诞喜剧。杨绛选择了喜剧的姿态进行书写，往往更能打动读者的心。

杨绛翻译了众多的流浪汉小说。这些主人公大多是社会的边缘群体，生活困难，有时行为夸张可笑，却有一种小人物的乐观和韧劲儿。杨绛也像流浪汉主人公一样以苦为乐，积极应对荒诞的社会。杨绛把自己想象成小癞子，也把自己想象成齐天大圣，有元神飞离自己处境的能力，嘲笑一下自己，也嘲笑这些挂着牌子的奇怪队伍。她把自己当作滑稽的桑丘潘沙，用桑丘潘沙的语气告诉自己虽然在人前游街、受众人批斗，自己要自我阐述罪名，但是自己内心依然还是个没有失去尊严的高傲的人。流浪汉的戏谑性态度也是一种自我开解，从当下不可避免的荒诞处境中跳脱出来，笑笑世道，笑笑自己，别有一种生存的韧性和豁达之态，也是一种人性的自我关照。西方的喜剧精神理论是杨绛创作散文的基础，而流浪汉小说主人翁的人生态度也被杨绛用到自己身上，以疏导这些嘉年华式闹剧所带来的苦痛，从而让自己的心灵从苦涩中释放出来。

三、儒佛道的侵染

杨绛家学颇深，儒家佛家道家思想都在她的作品有所体现。“我爱读苏东坡的‘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5]庄子的逍遥游思想被她用来嘲笑“文革”的荒谬规则，并对自己的苦难经历也多自嘲，用沉潜的方式以超脱整个错了的时代。而在《丙午丁未年记事·精彩的表演》中谈到杨绛需要顶着尖帽每日出街游行，她幻想自己是可以分出元神的孫悟空，尽显佛家的豁达。在《丙午丁未年记事·帘子和炉子》中，“我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人撤下。”[6]在文章中帘子就具有象征意义，她觉得这个帘子能帮她挡住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暂时能得以喘息，并进行自我梳理，暂时给她以一个狭小的心灵空间，也是她超然物外的精神体现。

杨绛对儒家的出世与入世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她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人，脚永远踩在大地之上，她从不逃避生活的磨难，生活抛给她的任何荒诞的遭遇她都实实在在地承受着。“她在世而不在世的中心，她执着于人生而又有所不取，她的平凡人身份，她对人间的理解而宽厚的胸怀，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7]杨绛用出世的心体验着她在凡尘世间无法规避的苦楚，在黑暗的一角，闪现着大智慧。幽默的人通常都是冷静的旁观者，也可以说是她的隐身衣哲学，这世间的种种人情都能被她当作书读。女婿自杀，女儿阿媛孤苦一人，钱钟书和她都被下放到干校劳作，被剃成阴阳头，挂着牌子每日游街被批斗，被践踏，常常目睹身边人的死亡，也常常看见人夜里去埋一些受折磨死去的人，她的行文中看不到大悲大恸，听到女婿自杀也看不到她失态，他们夫妻俩先下放，她只是心疼女儿只能孤单一人面对生离死别。胡河清说：“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文学家能兼具对于芸芸众生感情领域测度之深细与对于东方佛道境界体认之高深，实在是少有能逾越杨绛先生的。”[8]她是苦难的旁观者，具有一种把自己放置事件边缘的心态，用喜剧性的眼光去平衡其中的苦味。

四、结语

杨绛的散文常常让读者忍俊不禁，读者在一笑之余也能咂摸出她这种隐身在混乱时代的大智慧。父亲的豁达开朗，母亲的聪明温婉，自由开明的家学培养了杨绛自信又达观的性格。西方喜剧理论和流浪汉小说都是她散文创作的渊源，儒佛道思想又渗透在她的精神和气质中，她既能看到时代变革中人的荒诞可笑，又能超然面对不公和横加的苦难，杨绛的散文中的喜剧精神书写，给人以启迪，也是她宽广人生境界的体现。

参考文献：

[1][8]胡和清，杨绛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3（2）.

[2]洪深.洪深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3]杨绛.将饮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怀利·辛菲儿.我们的新喜剧感[M].傅正明，程朝祥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6]杨绛.将饮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杨绛.将饮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吉素芬.残缺意识与喜剧性超越——杨绛创作的总体风格[D].河南大学，2004.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