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学锋

2019年1月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提出，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20字”标准，努力在“选育用管”上下功夫，加快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事情的另一面是，大量国企高管因腐败被查。2018年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完成两轮对12家中央企业的巡视任务，发现问题356个，移交问题线索404件;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和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共接到信访举报48465件（次），处分14283人，移送司法机关100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国企领导落马，其中央企董事长、总经理数十人，如中国电信原董事长常小兵、中国一汽原董事长徐建一、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武钢集团原董事长邓崎琳、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中石油原总经理廖永远、中石化原总经理王天普、南航集团原总经理司献民，新近的是中国恒天原董事长张杰、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原董事长王金华。

无论是谁，搞腐败就得付出代价，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仔细分析落马的中央和地方国企的领导者，性质还有所不同。有些的确是擅权妄为，甘于被“围猎”，性质非常恶劣，严重污染了企业的政治生态。有些不乏能力、成绩不小，贪腐金额两三百万元，仅相当于数年年薪，因为这点“小钱”而毁了自己，让人惋惜，令人感慨。无论如何，漠视、放任国企领导沦为悲剧主角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那么，该如何拯救那些在危险边缘的国企领导？制度设计强有力、当事人准确定位是基石。以往众多国企领导落马，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该群体没能准确定位，错位导致心理较大失衡，很多人以贪腐来补偿，形成不合法但仿佛“合情合理”的平衡。说到底，得救需靠自救。时移世易，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在提供更佳的制度保障，顺势而为准确定位，将是国企领导自救、成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的内因。

贪腐与“补偿”利和名

长期以来，国企领导落马与“错位”有很大关系。

早先，国企政企不分，领导者有行政级别，他们自然定位为干部，这准确、清晰。改革开放后推行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方向。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2000年，国家经贸委发布《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规定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实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办法。这些重要规定并没有很好地落实。按制度，国企领导是政企分开下的企业领导;但实践中，国企领导普遍的定位是“亦官亦商”，极少数国企领导成为职业经理人。这种亦官亦商的错位，主客观原因皆有，包括制度缺乏力度。

《史记》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经济快速发展，国企领导群体在名、利上心态日益失衡。

按时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2011年的说法，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的管理是半市场化的办法，明显比社会上同类岗位要低，而且低得比较多。2011年央企负责人平均薪酬为72万元。2015年，国企“限薪令”出台。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央企、地方国企高管薪酬中位数分别为60万元、50万元。

时任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2011年称，“我们一年把税交完的工资40多万元。美国GE那些大公司多是几千万美金，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央企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高工资。你会问我什么态度？我个人的看法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企业职工的收入不断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时任中国恒天董事长张杰2013年称，他当前薪酬是10年前的80%（彼时其为国企高管）。曾经，一位年薪不到60万元的央企董事长对笔者笑言：“我天天去国资委要求涨工资。”在很多国企领导看来，自己拿的薪酬过低，太不合理。与跨国公司、民企相比，薪酬的巨大落差自然让心理严重失衡。消费社会、富人剧增、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助长了这种心理失衡。

另一方面，长期缺乏对国企领导的正名。“企业家”意味着很高的企业经管能力、成就、社会声望，是很多企业管理者追求的荣誉。熊彼特称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很多人认为国企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民企通恒集团董事长武克钢2014年称，国企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企业家，其非常同情那些自认为是企业家的国企的人，其实他们不是企业家。原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2016年表示，按现有的体制机制，国企培养不出企业家，它培养出来的是官员。某央企董事长回答笔者是否認为自己是企业家时，言左右而顾他。面对质疑，一些国企领导则自认是企业家，很在意企业家这一荣誉。2012年，张杰对笔者表示，“为什么这几年国有企业发展得这么快？除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一大批忠于国企的企业家。”显然，他认为国企有企业家。

能力、成绩较大，一些国企领导认为这和自己得到的利、名很不匹配，于是心理很失衡，这就站在了滑向贪腐的危险边缘，搞不好就会重蹈邓崎琳、张杰等人的覆辙。

国企领导和职业经理人

刻舟求剑是国人从小学就学过的经典故事。十八大特别是2015年后，关于国企领导的制度设计，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掌握这种变化、与时俱进，国企领导在定位上会更准确，大大减少悲剧的可能。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这个新提法意味着职业经理人制度成为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方面，一部分国企领导将变为职业经理人。

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国企领导人分类分层管理制度，“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对国企领导分类分层管理，无疑有利于从制度层面精准定位国企领导。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必须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20字”标准）。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提出“国有企业家”概念，这引发国企领导的广泛共鸣。瀚蓝环境总裁金铎称，这是对坚守者迟来的认可，肯定了国有企业家的贡献，极大鼓舞了国有企业家的士气。2018年9月，《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规定》印发;10月，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提出，推动国有企业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國企领导分类分层管理制度会日益健全，这是拯救国企领导的重要外因。权责利匹配、清晰，国企领导群体心理失衡的空间自然小了。

可见，如今国企管理者的定位已清晰。一类是国企领导，俗称干部、“体制内”身份（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另一类是职业经理人，是高管但非国企领导。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中间状态的人会日益减少。

以往这两类人的利、名没有从制度上严格差异化、合理化管理，比如，一些“副部级”的央企领导可能享有很市场化的股权激励（时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作为董事长持有港股中国海洋石油4亿港元的期权，离职时他捐了），这自然会让另外一些人眼红。现在，则从制度上规定清楚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

国企领导的使命是“20字”标准，其“利”是受到组织/国资监管机构合理确定的薪酬、作为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可以往来政商之间，“名”是国企领导可以成为优秀的国有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对董事会负责，“利”是市场化的薪酬、股权激励、员工持股，“名”是职业经理人可以成为优秀的企业家。

学做当代的姜子牙

思路决定出路，价值观决定命运。如今，对国企领导而言，姜子牙是一个优秀的榜样。

《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是这样的：人品过硬、大权在握，是改革创新的引领者、富有才能、贡献很大，最终得善果，没能封神、得到打神鞭。

这对当今国企领导的榜样意义在于：需人品过硬（特别是对党忠诚、清正廉洁）、大权在握（董事长、总经理等）、做企业改革创新的引领者（勇于创新）、富有才能（治企有方、兴企有为）、贡献很大（带领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如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最终得善果（获得合理确定的薪酬、成为优秀的国有企业家）、不能封神（职业经理人、民营企业家的利与名）、得到打神鞭（一定程度上行使国资出资人代表角色，对职业经理人而言位高权重，可以“打神”）。

在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国企地位重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称国企“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国企资产规模大，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不含金融企业）总额183.5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241万亿元。2018年，国资监管系统企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4.8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4万亿元;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9.1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7万亿元，创历年最好水平。

同时，国企领导被寄予厚望：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这意味着，姜子牙式的国企领导价值重大而且前途远大，包括成为优秀的国有企业家、转为高级官员（先例如张庆伟从中国商飞董事长转任河北省代省长）等，且薪酬高出“同级别”的官员数倍。

当然，人各有志。国企领导可以选择转换身份为职业经理人（“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此轮国企改革以米，新兴际华、中国联通、东航物流、四川长虹等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民企高管（如2013年，山东省属国企山东黄金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建华退休，转任紫金矿业总裁，年薪354万元）。相较以往，这种选择如今机会多，主动权部分掌握在当事人自己手中。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你选择，你承担。一方面，在制度日益清晰、公平的情况下，如果依然心理失衡而贪腐，那更多不是悲剧而是活该;另一方面，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强力反腐、完善国资监管及国企治理的推行，贪腐的代价会日益增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想做“国企领导”，远离赖小民、张杰们，多学习姜子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