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

在几千年的丝绸之路上，不仅有物种的交换，物产的交流，技术的转移，还有着内容丰富的各种艺术形式的交流。各民族所创造的乐舞、美术、文学等艺术形式，通过漫漫的丝绸之路，互相影响，丰富了各民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民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陆续传播到中国内地，为中华文化所吸收，丰富了中华艺术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交流，是丝绸之路历史上最浪漫、最有趣味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

西域乐舞在中国的传播

从汉代开始，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各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大量地传播到中国，给中国的乐舞艺术以很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国音乐舞蹈艺术的繁荣发展。

汉朝初年，西域乐舞传播到中原，汉朝宫廷里已经在演奏《于阗乐》。于阗乐原本是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中最古老的乐种，声名早已远播。于阗乐在汉初就成为长安宫廷乐队经常演奏的乐曲之一。汉武帝时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利用张骞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编为28首“鼓吹新声”，用来作为乐府仪仗之乐，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上最早明确标有作者姓名及乐曲曲名，用外来音乐进行加工创作的音乐。这28首乐曲用于军中，称“横吹曲”。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音乐在内地十分流行，胡汉合舞已成为普遍的风气。士大夫都以胡舞、胡乐为时髦。

到了唐代，在汉代和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西域乐舞持续流行，并且融合到中国的乐舞艺术中，唐代中国和西域的交通往来，又使这些艺术以新的形式持续向内地传播，使唐代的乐舞艺术大为丰富，促进了中国乐舞艺术发展的又一次高潮。

西域音乐舞蹈艺术大部分是由来到唐朝的西域“胡人”带来的。那时候的音乐传播，包括乐谱、舞蹈、乐器和乐师、艺人等，都是一起传播过来的。比如史载一些国家“献乐”，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乐舞表演团体的活动。在各国所献的“贡人”中，有许多都是具有特殊才能的艺人。这些来自西域的歌舞艺术家，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使者。他们携带曼妙的舞姿，天籁的音乐，以及令人炫目的奇装异服、异域风情，为西域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为盛唐艺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载歌载舞、美轮美奂的身影，也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道最为靓丽的文化风景。

传入中原的西域乐舞，以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最为有名，号称西域“三大乐舞”。早在北朝时这三大乐舞就已经传入中国。

胡腾舞源于中亚“昭武九姓”之一石国。大约在北朝后期，胡腾舞已传入中原。舞蹈史专家从北齐（550-557）墓出土的两个舞蹈纹的瓷壶上，看出西域胡人的舞姿，都具有胡腾舞的某些特点。在唐代，胡腾舞盛极一时，诗人刘言史的诗《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详细地描写了这种舞蹈：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腾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瞠目，横笛琵琶偏频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佛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

从这首诗看来，舞者为男子，身着胡衫，袖口窄小，头戴蕃帽，脚穿锦靴，腰缠葡萄长带，在一个花毯上腾跳，长带飘动。

胡旋舞在唐代十分流行。史載康、米、史等国曾向唐朝贡献的“胡旋女子”，实际就是从事胡旋舞表演的专业舞蹈艺术家。

胡旋舞传入唐朝之后，在宫廷内外盛行一时。8世纪初年，武延秀在安乐公主宅中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安禄山也以善舞胡旋著称，“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白居易有《胡旋女》一诗：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两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白居易在诗中以转蓬、车轮、旋风等比喻，突出强调了胡旋舞疾速旋转的特点。他说，与胡旋舞相比，那飞奔转动的车轮和急遽旋转的旋风都显得太迟了。而且一跳起来，旋转的圈子很多，左旋右转不知道一点疲倦，千匝万周猜不透什么时候才能跳完。

柘枝舞亦源于西域石国。唐代柘枝舞属“健舞”类，屈柘枝则属“软舞”类。较之胡旋、胡腾，唐人对柘枝舞的记载更多。舞柘枝者多为青年女子，舞者头戴绣花卷边虚帽，帽上施以珍珠，缀以金铃。身穿薄透紫罗衫，纤腰窄袖，身垂银蔓花钿，脚穿锦靴，踩着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婉转绰约，轻盈飘逸，金铃丁丁，锦靴沙沙，“来复来兮飞燕，去复去兮惊鸿”，当曲尽舞停时，舞者罗衫半袒，犹自秋波送盼，眉目注人。柘枝舞艺术境界高超，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引起了唐朝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兴趣和爱好，诗人刘禹锡、薛能、张祜、白居易、沈亚之、卢肇等都写过有关柘枝舞的诗歌。

在唐代，“胡腾舞”“胡旋舞”与“拓枝舞”这三种舞蹈在中国流行很广，除长安外，常州、杭州、扬州、江苏、四川等均有风行。到9世纪时，“柘枝舞”和“胡旋舞”分别被冠以“中国”或“中原”，表明经过一个世纪之后，早先传入的外来舞蹈在唐朝人心目中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唐朝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与新近传入的外来舞蹈有了显着的差别。

传入中国的西域乐器

随着西域乐舞的东来，西域乐器得以在中国内地普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进西域乐器甚至成为时尚，这是魏晋南北朝乐舞取得重大进展的现象之一。

箜篌是魏晋南北朝时风行的乐器。箜篌音域宽广、音色柔美清澈，表现力强。箜篌输入中国内地在汉武帝时期。昭君出塞时，箜篌还是汉元帝赐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礼品。

琵琶是源出于波斯的古乐器。早在秦汉时期，“琵琶”（批把）就已传入中原。公元前33年，王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一路怀抱着琵琶绘画形象，从古到今人人皆知。但那时的琵琶是个泛称，像秦琴、月琴、三弦一类的弹拨乐器，几乎全包括在内。真正的西域琵琶是在南北朝时由龟兹国正式普及到中原，逐渐改变并完善其弹奏方式和外观造型的。魏晋南北朝时，琵琶广为流行。昭武九姓之曹国人曹僧奴、曹妙达一家，三代人以善弹琵琶而在北魏至北齐时出名。

除了箜篌和琵琶，传入中国的其他西域乐器比较重要的还有：筚篥、横笛、胡角、胡笳等。此外，还有昙鼓、鸡娄鼓、铜钹、贝、羯鼓等。《隋书·天竺乐》说：“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隋书·龟兹乐》说：“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

大量西域乐器进入中国内地，对于中国传统乐舞的改造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前秦苻坚所用《清乐》，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15种，北魏始用的《西凉乐》，乐器有钟、磬、弹筝、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19种，北凉至北魏时使用的《龟兹乐》，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15种。

中国在接受外来乐器时却又不重复外来乐器的编排使用，而是直接将外来乐器用于“华夏正声”的演奏。于是对外来音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改造，使得各种胡乐最后都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一部分。

从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造像艺术

随着佛教在中国广泛和持续的传播，对于中国的造型艺术，包括造像、绘画、石窟和建筑艺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刻地塑造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美学风格，引导着中国艺术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当时中国的佛教雕塑艺术，主要是受到印度的“犍陀罗式”和“喀坡旦式”两种艺术风格的影响。两晋及以后，西域传来各种佛像汉地都有仿造。佛教雕塑开发了中国传统雕塑的新品种，开拓了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手法，激发了中国传统雕塑的创造力，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雕塑的内容和范畴。

来自印度的佛教造型艺术，主要是通过西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在丝绸之路沿线，包括南道的楼兰、于阗等地，北道的疏勒、龟兹、高昌等地，都有深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佛教造像艺术的遗存。佛教造像艺术对中国内地佛教艺术的影响，主要是经由西域于阗、龟兹地区通过河西走廊辗转传入的。

在佛教造型艺术东传的过程中，地处河西地区的凉州发挥了重要的中转站的作用。北凉国王沮渠蒙逊时开凿的天梯山石窟，规模宏大，建筑雄伟，是中国早期的石窟之一。窟内保存壁画数百万平方米，佛像100多尊。其中主体建筑大佛窟如来坐像高达30多米。大佛左右两边站立迦叶、阿难、普贤、文殊、广目、天王六尊造像，神态逼真，形象各异，塑造精致。

中国的佛教造像，到东晋十六国时，随着佛教的流行，渐次兴盛。佛教造像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无量功德的事情。此外，雕塑佛像还有“恒生大富家，尊贵无极珍”，“作大名闻王”等种种的福德利益。于是，竞相造像求功德，蔚为成风。

此时的佛像，已不再是印度佛像的单纯模仿，而是具有了中国样式的风格。晋孝武帝时，会稽山阴灵宝寺求南朝艺术家戴逵制一尊1丈6尺高的无量寿佛木雕像。戴逵积思3年，刻制成一尊完美的佛像——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大肚，既符合佛经教义，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审美习惯，观者无不称妙，匠人也争相仿效，从而成为佛像形体的公认定格。

石窟中的早期造像，面相丰圆，肢体肥壮，神态温静。北魏迁都洛阳后的龙门石窟造像，受到戴逵为代表的“秀骨清像”本土化风格的影响，融合南北，出现一种面容清癯，褒衣博带，性格爽朗，风神飘逸的新形像。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虽然还带有浓重的印度艺术色彩，但已标志着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已经出现。

唐代的雕塑艺术更臻于繁荣圆熟，如佛、菩萨、力士造像，反映了当时真实生活及现实人间的美好形象。佛教造像走向民族化、世俗化和人性化的艺术形式，展现光华、绚丽的健美风姿，突显典型性及主题性。在形象的表现上，为面容温静、唇润颐丰、身躯健美、肌体丰腴、弯长的眉、明澈的眼、姿态妥帖、衣褶流丽，其风格更近于写实。

唐代佛教雕塑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的龙门奉先寺，包括卢舍那佛及弟子、罗汉菩萨、天王、大力等11尊巨像。这尊卢舍那佛像高17.14米，头部4米，耳朵长1.9米。他的造型已经摆脱了印度佛教艺术的犍陀罗风格和秣菟罗风格，俨然是一个汉地男子的形象。他双耳垂肩，鼻梁高隆，慈眉善目，宽唇微翘，既显得庄严肃穆，凝重恬静，又不乏温柔敦厚，和蔼慈祥，在宗教的意蕴中隐隐流露出世俗化的倾向。菩萨雍容华丽，细腰斜欹，楚楚动人。天王、力士肌肉怒凸，体现了男子的健美，让人感到威严、正直、勇猛、坚毅，完全是隋唐时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写照。

造像艺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精品，也为佛教的传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造像艺术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有很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传统造像技巧和风格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其内容题材。

中国趣味与洛可可风格

17世纪后期，正是大航海贸易将大批中国商品贩运到欧洲，欧洲人为中国的物品和艺术迷狂的时期。中国艺术风格的影响促进和推动了欧洲洛可可风格的形成。

“洛可可风格”指的是18世纪风行于欧洲的一种艺术上的解放运动。洛可可风格的特点是轻飘活泼，线条丰富，色调灰淡，光怪陆离，重自然逸趣而不尚雕琢，与欧洲以前流行的严谨匀称的古典风格完全不同。洛可可风格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特殊风格，而且也是一种审美观念，一种社会情调。

洛可可風格出现于17至18世纪，正值中西文化交流高潮之际。洛可可风格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激发。作为欧洲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洛可可时代，处处弥漫着中国文化的优雅情调，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别具风味的一章。洛可可艺术与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神奇的契合，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中国味的新风格”。

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遥远、神秘、开明、温和、文质彬彬、道德高尚的“文化中国”。大量流入欧洲社会的中国美术工艺品，更是激起人们对那个遥远帝国的想象与神往。实际上，在当时流入欧洲的中国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具有很鲜明的艺术性质，而且这些商品又有许多是以生活日用品的形式出现的，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使这种艺术性质深入和渗透到大众文化领域，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中国的绘画历史悠久。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以自己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才能，以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为基本工具，创作了数量极大的绘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在世界绘画艺术中，代表东方独树一帜。

在洛可可时代，中国文化对欧洲的绘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由于大量工艺美术品的传入，形成普遍的审美意识的“中国趣味”;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中国山水画、人物画流传欧洲，为欧洲画家提供了直接欣赏借鉴中国绘画艺术提供了可能。所以，和当时收藏中国瓷器、漆器等工艺品一样，中国画也为人们热心搜寻珍藏。

接受中国绘画艺术影响而突出表现洛可可风格，最杰出的是法国画家华托。在技术上，华托在许多方面借鉴了中国画法，给风景画注入了一种独立的生气。他以山水烘托人物，把山水作为背景或壁画。他使用娇嫩而半透明的颜料作画，喜爱玫瑰色、天蓝色、紫藤色和金黄色的调子。这些色调和构图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产生非常和谐的效果。特别是他描绘的风景，重峰叠嶂、流云黯淡、烟雾迷濛，晕染出一片蒙蒙大气。华托最著名的作品《孤岛维舟》描绘在一座小丘上，一些盛装的贵族男女坐在枝叶茂盛的树木和花环簇拥的维纳斯像下面，另几个已经步下小丘走向岸边，那儿有金色的船只和快乐的小爱神们在等待他们;远处，在朦胧的烟雾中显现出那个幸福之国的岛屿的轮廓;一对对恋人渴望到达那儿，以领略爱情的真正幸福。这些沉湎于爱情的人们，融合于山石树木大气之中，给人以无限亲切悠然之感。画中形状奇怪的山峰，形状和中国的山水十分相像。用黑色画出山的轮廓是中国式的;表示云的那种奇妙的画法也是如此。华托喜欢用单色山水作为画的背景，这正是中国山水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华托还画过不少中国景物和人物画，但都是凭想象画成，画中的境界反映了他幻想中的东方。

在法国画家中，具有中国情调的还有贝伦、基洛、毕芒、布歇等人。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不仅直接影响欧洲画坛的洛可可风格，而且民间美术中亦随处可见中国的风格。例如嵌镶品、丝绢图案、手绘及印花绸绢、瓷器、漆器、家具以及壁纸等等工艺品，都染有“中国风”。在洛可可时代，追求和仿制中国工艺美术品，成为欧洲社会生活的一种新时尚。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轿子、壁纸和丝绸、刺绣及其制作工艺传入欧洲，不仅为欧洲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许多方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将一种神秘而飘逸的艺术风格和神韵带到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欧洲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在这些工艺美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模仿中国纹样的或中国情调的设计，或者称为“中国风格”的设计。

流传到欧洲的中国瓷器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16世紀以后，中国瓷器大量运销欧洲，使收藏瓷器成为欧洲社会的一种时尚。温雅清脆的中国瓷器不仅为洛可可艺术提供了新的物质材料，而且“象征了洛可可时代特有的光采、色调、纤美”，象征了这一时代特有的情调。有人说，中国文化对于洛可可风格的影响，不在文字方面，而在乎中国清脆的瓷器和各种丝绸上绚艳悦目的光泽，这种光泽暗示欧洲18世纪社会以一种想象中的快乐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