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籍装帧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源远流长，影响至深。文章通过对中国古籍装帧演变的梳理，阐明其艺术传播的路径与特点，揭示古籍装帧艺术的特点和内涵。古籍装帧艺术把工艺上的技以载道，审美上的中正雅致以及思想上的天人合一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建构其文化整合性之特征，并以文化整体性的合力进行艺术传播。

【关  键  词】艺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古籍装帧;传承;发展

【作者单位】陈蕗，山东艺术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04.017

古籍是历史沉淀的文化载体，古籍装帧艺术是人类创造有意味形式的文明活动之一，是艺术与技术、艺术形式与艺术精神的综合体，是文化传承的基因链。中国古籍装帧艺术传播是建立在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审美特色与书籍装帧文化共同性之上的，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了本体文化的继承性、装帧形态演变的交叉性和本体生态环境系统性的基本特点，以感知性的形态传播、表意性的审美传播和象征性的思想传播为艺术传播的基本样式。从总体和内涵上看，古籍装帧艺术以文化整合性进行传播是其本质特征。中国古籍装帧是农耕经济环境下的产物，经过工业化时期的发展，到当下信息化社会，如何使古籍装帧艺术得以传承与发展是当今主要的问题。

一、古籍装帧艺术传播的特征

随着古籍装帧材料、工艺的发明和完善，特别是文字的创制与书写字体的成熟和普及，古籍装帧艺术得以产生并发展。古籍装帧艺术以文化整合性模式扩容了其艺术传播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古籍装帧艺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受社会制度、经济状态、社会习俗和文化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传播的对象、方式、内容、环境及效果等有着显著的差异，形成了本体文化的继承性、形态发展的交叉性和本体发展生态系统的完善性传播特点，而文化的整合性则是其传播的本质特征。

第一，从传播对象、方式、内容、环境及效果等方面來看，古籍装帧在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的传播特点。具有书籍雏形的石鼓文书、鼎文书等以刻为主，形制为方，尺寸感大，重量感强，视觉传播强，它是不移动的、有一定距离的场景式观看，多以典籍为内容，系官府使用。简策书、卷轴装书多以书写为主，形制为圆，属于展开式阅读形态，材质以竹、木和绢为主，是可移动的近距离阅读，以政文、典籍和经文为主要内容，制作者、使用者皆为官府和宗教人士，其成书时间长，传播不及时。旋风装书、经折装书、包背装书与线装书等以版印为主的书籍形制，成书时间短，纸质翻动，属于动态体验式阅读形态，体现了大众性、社会性和及时性等传播特点。

第二，古籍装帧本体自身文化的继承性与发展过程中的交叉性。由于文化基因的作用，虽然各朝代的意识形态、经济状态、文化风尚、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等不同，但皆形成了在古籍装帧形制、版式和镌饰等方面的继承关系。唐李肇《国史补》是“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乌丝栏、朱丝栏”;《大唐书仪》是“写以黄纸，界用铅栏”，它们都是在帛书、卷纸面上画出边栏界行，后期版印书籍皆盛行，都是对简策书、竹简木牍的模仿。“等待宋代版印书籍大兴，书籍虽然由手写变成了版印，但在书籍的形式上仍然模拟简牍书和手写帛、纸书。”古人的这种遗风雅意同时体现在形制和装订上。经折装书是由卷轴装书承传演化而成，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写道：“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写道：“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薄帙，以便检阅。”二者皆阐明了经折装书是由卷轴装书衍变而来的。这种古籍装帧本体文化继承关系在客观上形成了连续性的文化基因链以及文化整合性艺术传播的特征。

从古籍装帧演变的过程来看，古籍装帧主流形制并不是形态的延伸发展，而是存在各形态交叉性的应用与流变。这种发展特点给古籍装帧的传播带来了形制上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继承性特点。比如，东汉至宋初以简策与卷轴装书同为流行;唐代主要是卷轴装，同时出现经折装和旋风装。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的“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唐写本《王仁晌刊谬补缺切韵》为现存古籍旋风装书的实物例证;五代古籍装帧以卷轴装书和经折装书为主，《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唐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李致忠在《古代版印通论》说明：“这种装帧和后来蝴蝶装的折叶，粘接方法基本相同，当是后世蝴蝶装的尝试和起源。”《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五代时期的《佛说地藏菩萨经》《佛说续命经》《摩利支天经》，其装订方式类似现代的索线，说明五代时期已有线装书。

第三，本体传承与发展生态环境的系统化。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刻书及其出版管理机构的建立和繁荣，形成了产业化和社会的、常态化的古籍装帧传播体制，呈现了大众化传播方式，建构起一个具有整体系统化传播意义的生态环境。在图书管理方面，《全唐文》卷六二四记载，“十二月壬申朔……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可见，唐朝对版印书籍管理的实例。在刻书出版方面，宋代的刻书机构分为官刻、私刻以及民间刻三大体系，使其版印书籍得以繁荣。《江湖后记》跋称道：“篇什转赠，随时标列名目，付雕即成，远近传播。”李致忠在《古代版印通论》评曰：“整个宋代不但继承并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在技术传递和刻书出版的管理上，也给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元代除大都北京刻书机构?集，地方各行省、各路府州县、各肃政廉访司、宣慰司、各路儒学、各地书院、各地私宅、坊肆，也都从事刻书，形成了全国的出版刻书网点。”明代官刻私雕的众多机构足以说明当时版印之盛况。中央机构刻书有秘书监刻书、国子监刻书等;地方机构刻书有布政使司刻书、按察司刻书以及各藩府刻书。在古籍保护方面，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书有毁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这是中国古籍修复行业的最早记载。古籍装帧艺术这种本体继承与发展生态环境的系统化建立起了大众认同性的传播环境，促进了古籍装帧艺术传播的成熟和发展。

第四，古籍装帧的文化整合性。首先，古籍装帧是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是历史文化的一种沉淀。作为个体的每一部典籍与装帧艺术融为一个整体，它又是古籍装帧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契点，贯穿于古籍装帧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文化链上。中国古籍装帧发展史如同装帧将各页装订在一起，形成连续性的、有秩序的和至善至美的和谐整体，是异质同构的至高体现;再从书籍与书籍装帧的文化共同性方面看，书籍的文化阅读和书籍装帧艺术的阅读文化两者相辅相成，构建起文化整合性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并形成文化整体性传播的特征。其次，古籍装帧工艺上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与技以载道，审美上的书卷气和中正雅致以及思想上的天人合一共同汇集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即古籍装帧文化整合性的内涵所在。古籍装帧艺术从文化整合性而来，又以文化整体性为合力，以最大化的效果进行艺术传播。最后，古籍装帧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使其文化整合度得以丰富、创新与发展，强化了其艺术传播的功效和发展价值，形成了古籍装帧艺术文化整合性传播的本质特征。

二、古籍装帧艺术传播的样式

从古籍装帧形制的主流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其萌芽期和初始期都以文字命名，即甲骨文书、石鼓文书等，到具有装帧基本形态后，其皆以文字的载体命名，比如，卷轴装书、旋风装书、经折装书、蝴蝶装书、包背装书和线装书等。同时，我们不难看出，甲骨文书、石鼓文书等呈现一种静态形制的表达，而卷轴装书、经折装书、旋风装书和蝴蝶装书则是一种动态意象词汇的描述，包背装书、线装书则体现为装订工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籍装帧艺术传播存在静态与动态、具象与意象、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特点。古籍装帧艺术在其传播样式上主要体现为感知性的形态传播、表意性的审美传播和象征性的哲学思想观传播，最终汇集成博大精深的古籍装帧文化整合性传播。

首先，作为直观感知性的形态传播，中国古籍不拘一格的形态，体现了功能与审美、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工艺造型之美，其艺术传播主要表现为静态工艺之美的直观感知传播与动态的体验式传播。古籍装帧艺术通过静态的形制、版式、印制、装订、材质以及装订等，展示技术之美以及通过在开卷体验式阅读中传播古籍装帧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材质上，宋版印用纸工艺讲究径绳得密，质地匀细。在色彩上，古色古香，主色调“色黄符合中国五行中的尚黄习俗，味苦则防虫蚀，气香则开卷书香，更添文人雅意”。在版印上，刀发圆润，古人形容为“蝙蝠之夜游”等。在印制上，“其构图之复杂、线条之流畅、刀发之纤细、敷墨之匀净，都能表现西夏时高超的版印技术”。金代刻印的《四美圖》“是我国木刻版画中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也是金代刻版印刷高超水平的代表作”。在材质上，三国至西晋时的傅咸曾在《纸赋》记载纸书：“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是最早对纸书形态之美的描述。同时，古人开卷开启了人与书、人与场景的体验式关系，比如，旋风装书、蝴蝶装书开卷的动态之美以及在多维下的意象阅读，使开卷者得以共鸣，将其蕴含的文化思想进行有效传播，达到互动传播的最佳境界。

其次，表意性的审美传播是通过古籍形态、版式营造的艺术环境以及动态体验式阅读过程中对古籍装帧的形制、符号等象征性和视觉上的玄想，从而使读者在心理上产生审美意象，主要体现在以中和雅正为核心的“雅”上，是古籍装帧审美的物化。从形制上看，古人在装帧上所体现的审美意象，从旋风装书与蝴蝶装书的命名就能知其一二。从版式上看，古籍版式天头、地脚和边栏外大面积的留白生发出一种空灵之感和一种静的境界;从色彩上看，古籍版式的黑白之色给人以和谐与宁静之美。古籍装帧实体由于工艺限制、艺术风尚的不同以及历史发展时间的沉淀，泛黄的内页纸张与青色的书衣缥缃流彩。总之，古籍装帧艺术表意性的审美依托于装帧的象征性与意象性，散发出儒雅之气质和古人对美的至上追求，它是建立在与人们审美意识共通性之上的。

最后，象征性的哲学思想观传播。古籍装帧艺术是社会劳动的实践活动，是文明的象征、文化的载体，又可作为实践哲学的一种实体而存在。古籍装帧的形制，版式中的丝栏、边栏、书口、鱼尾、象鼻、书耳等以及文字，这些独具意义的符号有着鲜明的象征性，并与人们的审美意识相契合，引发人们的心理意象，使得其深层的思想得以表达，体现艺术传播之信息的共通性与主题的思想性。正如张道一在《工艺美术论集》论及：“人类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视觉符号来表达思想与情感。纵观我国的传统艺术，能够看出一些明显的带有倾向性的特点，譬如，内容上的圆满性和寓意性，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对称性。”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种哲学观在古籍装帧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版式的天头、地脚、丝栏、书口、书耳、鱼尾、象鼻等意象符号，交汇融合为天人合一思想的描述与取向。

总之，古籍装帧艺术构建起工艺上的技以载道，审美上的雅，思想上天人合一的文化整合性传播，形成了契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众化传播形态。

三、古籍装帧艺术的时代发展

中国古籍装帧形成和发展于农耕经济环境，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到来也必定面临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在工业化初期，鲁迅、丰子恺、陶元庆、钱君匋和陈之佛等一大批艺术家，使民国时期书籍装帧艺术取得了辉煌成就，构建了中国现代书籍设计之经典。时下，在信息化大背景下，书籍装帧也面临挑战和新的契机。如何使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古籍装帧艺术得以发扬光大，并在有效保护下进行广泛的艺术传播，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文章认为可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实施。

首先，古籍装帧在本体保护下的传播。对文献的整理、修复和管理是我国优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在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就有古籍修复行业的记载。我国实施了“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制定相关标准并完善了古籍修复的细则，这是对古籍装帧原生态的基本保证。

其次，加强现代书籍设计民族性的继承和发展，明确专业领域艺术的导向性与操作性，提高当代展览活动以及现代出版在艺术传播上的现实意义。比如，地方博物馆主办的“书于竹帛——中国简帛文化展”等活动对古籍装帧艺术大众化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后，在当下美育语境下开展古籍装帧之美的系列展演活动，加强民族艺术教育和文化自信与自觉。相关机构可以利用新媒体、数字化的现代科技手段，运用适时的大众化新媒体艺术，寓教于乐，互动参与，实施古籍装帧艺术的大众化传播。比如，我国参展的众多世界书展，展示了我国图书出版的理念和文化传播路径与效果。近年来，各机构主办的古籍装帧艺术展以及开展的古籍装订现场制作活动，使人们得到了现场的体验感，扩大了其艺术传播。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下的人类艺术共同体，是民族艺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提高我国文化自信和世界话语权的路径。

古籍装帧艺术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其在发展过程中以文化整体性的合力进行艺术传播，彰显功能，对现代装帧的传承和发展有着特殊意义。如何在古籍装帧艺术传播的基础上，做好传承与发展的现代展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提升文化自信与自觉，是我们当下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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