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鹤龄

乡下人兴赶集，在江西崇仁一带，管赶集叫“当街”。小时候父亲带我去当街，走的还是弯弯的山路。

同村的大伯挑着箩筐，大娘大婶提着竹篮，箩筐里装着蔬菜，篮子里装着鸡鸭。而我父亲总是推着一辆古铜色的独轮车，两边各放一只麻袋，袋里装着红薯、芋头、茄子和辣椒。奔波的人群中，扁担箩绳“嘎叽嘎叽”地响，公鸡母鸡“稀里哗啦”地挣扎，独轮车儿“吱呀吱呀”地唱，唤醒了沉寂的山谷，惊飞了树上的小鸟，好一首乡村农民赶集的合奏曲。那时的我，时而跑左，时而跑右，总爱随手折来路旁的野花儿插在车头上。

所谓“街”，其实只不过是一条长百把米、宽三四米的老巷子，那铺在地上的麻石板和被车轮辗出的道道深痕，见证着小街的古老和岁月沧桑。街两边灰色木屋的檐口，似乎大人纵身一跳就能摸到，而这条古老的街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是全乡（当时称“公社”）的经济交易中心。赶集的农民都是步行而来，他们衣着朴素，许多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只有少数穿着花衣服、扎两条长辫的姑娘，给这小镇带来亮丽的色彩。但最吸人眼球的还是偶尔来了位穿蓝中山装、推着自行车的人，听说他是“国家干部”，最起码也是村干部，我们这些种田人哪里买得起那么贵的车，更何况市场上的自行车很是紧俏。

转眼到了70年代后期，我由山娃娃长成了小伙儿，因为初中毕业能写会算，当上了村小组的出纳。到了我们这一代，村村堡堡都有了沙石公路，家家的独轮车都换成了两个轮子的大板车，可村上的自行车还是很少。

说来也巧，有一年秋天，镇上的供销社分配给村委会一张“永久”牌自行车票证，而且是载重的，固然受人喜欢，七八个村小组的出纳都想要。村委会便快刀斩乱麻，所有村小组的出纳都来抽签，谁抽到就归谁。真是谢天谢地，幸运偏偏降临在我头上。当时买一辆自行车要130多元钱，这可是个大数字，可我还是凑齐了这笔钱，买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辆“爱车”。从此它载着我来去一阵风，办事效率自然高，在赶集之日，我总是骑着车到镇上出出“风头”，潇洒一回。

可时间一长，母亲却冲我发起牢骚来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都二十五六岁的人了，还不想办法成个家，总是跑来跑去像什么样，能跑一个老婆来，那才是本事呢！

说本事谈不上，却遇上了好运气。那天我从镇上正准备回家，有位邻村的姑娘竟然拦住了我，她說和我同路，要我顺路带带她。

带就带吧。她的长相还不错，鹅蛋脸、细身材，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就这样我们一同上路，一边谈一边笑。当时乡村的自行车还很少，更何况是小伙子带着姑娘，真是“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好不吸引田间干活人的目光。就这样我带了她一次又一次，感情也越来越浓，后来，她终于把我领进了她家向其父母介绍。

她父母见我这辆闪亮的自行车欣喜得睁大了眼，说我能写会算家庭也算富裕，又有多少人买得起自行车？她父母的支持使亲事进展得很顺利，没多久，我便用这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地把她娶进了家，她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

时光的骏马载我跨过世纪，古老的小镇早已经是高楼林立、街面宽阔、店铺整齐、货物琳琅满目，街道上早已没有了那些穿廉价花衣、梳两条辫子姑娘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姑娘们穿戴高档服饰，留起了随风飘逸的“马尾巴”。到了我儿子这一代，家里原来的土墙屋早已换成了小洋楼，儿子办起了企业，还娶了个不错的媳妇，出门就开着“宝马”牌轿车。儿子媳妇都还孝顺，经常用轿车送我老两口去当街，真是一路春风一路歌，小车平稳地行驶在平坦的沥青路面上。

三代人当街三个样，年近七旬的我目睹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均得益于党和国家实施的“强农、惠农、富农”乡村振兴战略。想当年，我只能用一辆自行车把老婆领进门，可现在，儿子是开着豪华轿车把对象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