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古人向来不缺乏以身犯险的勇气，纵然千山万水，也不过是在“学”前加一个“游”字。在儒家文化的维度里，“险”与“任”密不可分，“历险”即是大任在肩的考验，成佛称圣之前，总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因而“士不可以不弘毅”，這样的家国之任与文化担当，早已深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形成了一个隐秘的“历险”意识。此时，征服自然、排除万难已然成为一个外在的显性结构，其中内敛的“传教”冲动暗自“攻玉”，与“它山之石”的异质文化相撞，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

从《镜花缘》《西游记》里发现历险模式并不困难，倘若仔细审查明清神魔小说与上古神话的藕断丝连，足以让我们溯回《山海经》《淮南子》等上古神话中潜在的“历险”结构。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往往并不像其它民族的历险神话那么明显，如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赫拉克勒斯、伊阿宋;盎格鲁撒克逊《贝奥武甫》中的贝奥武甫;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的婆罗多兄弟、罗摩与悉多，中国古代神话则大多省去了空间转移上的铺陈。以女娲、后羿神话为例，据《淮南子·览冥训》及《淮南子·本经训》所载：

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鼇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

女娲的传说隐含了补天救民、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历险，而后羿的历险则是君命所致，带有排除异己的政治中心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