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朝晖

我的父亲是不折不扣的核一代，我是不折不扣的核二代，除了从父亲那里传承了核工业测控专业的要义，我还学到了与核工业有关的“保密”精髓。

让我以时间为轴，慢慢理清那些核一代们所经历过的、关于保密的陈年往事。

神秘感、失落感、责任感与《保密守则》

1961年，我的爸爸孙先科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仪表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一个位于首都北京的单位。

“咱们单位叫啥名字？”

“咱们单位是干啥的？”

“咱们单位在啥地方？”

那边，面对新人们热情的问询，接收新人的老同志假装耳聋、拒不回答，一笑一笑又是一笑;这厢，被老同志接收的新人面面相觑、眼神茫然，风里云里还带雾里，热情过后看不到的未来，瞬间充满着未知的神秘与不安。

报到的地点设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无所事事、迷迷糊糊地待了五六天，終于等到了亲人来接，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父亲领导的李乐福伯伯。虽然未来仍未可知，可总算是看到了远在前方的一丝光明。于是，年轻的父亲们从城里的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父亲慢慢从领导口中探出了自己将要从事的职业大方向。怨不得之前神秘，原来自己未来的职业竟然是让人心头一懔的核潜艇！没错，就是毛主席口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那个核潜艇！

出乎意料，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词，父亲居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向往与激动，反倒产生了一种不算强烈的失落感和别扭感。学的是航空仪表，干的却是核仪表，跨行了，能行吗？李乐福乐了，不管是航空仪表还是核仪表，不都是仪表嘛？测量原理基本相同，航空仪表和核仪表又能有多大区别？

之后，是长达十几天的专业培训，学热工，学核物理，学其他相关知识，当然，最不能少的是保密。一本《保密守则》，需要学员们逐条背下并牢记，当一条又一条的“不准”、一条又一条的“必须”变成骨子里下意识的条条框框时，印在纸上的保密条文从此就变成了一位核工业从业者一生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父亲说，这一条他做得特别到位。随着学习不断深入，《保密守则》中的字眼愈加严肃，父亲因核工业而起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也愈加浓烈。

保密本、保密包与保密人

正式工作时，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会收到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专用笔记本，还有一个大大的、同样写着名字的、帆布质地的保密提包。早上上班，从特设的保密室取出装着保密本的保密包，晚上下班前，再连本带包交回保密室，没人监督，但人人遵守，那么多人，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让一个字一片纸离开过工作区。

那时，工作区设在南区，生活区建在北区，两区之间大约有步行20分钟的路程。也有班车，但车少人多，能坐上班车的人少之又少。父亲选择走路，当时已是科学家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选择骑车。北京的冬天很冷，何泽慧先生似乎不畏寒风所惧，仍然和春夏秋一样，一如既往地骑着那辆已然老旧的自行车，呢子大衣、欧式棉裙和中式棉鞋混搭装扮的她，在一群新分来的大学生中自信悠然地缓缓而过。北风吹过，发丝飞扬，先生的背影显得美丽无比，比背影更美的，是被先生揣在口袋里的钥匙、钢笔等零碎物品悦耳的叮当声。大科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一样没有将存放保密本的帆布大包随身携带。保密面前人人平等，德高望重的前辈也不例外。

当时与父亲同在北京工作的同学还有一位夏纬法叔叔。父亲参军的地方叫北太平庄，夏叔叔的工作地点离此地不远，但两位老同学见面时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选择了不说与不问，几年下来，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工作单位叫什么、对方的职业是什么。后来，夏叔叔过来和父亲告别，只说要去青海，去青海干什么呢？夏叔叔不说，我父亲也不问，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父亲才隐约联想到老同学多半是去搞原子弹了。

自此，二人一别便断了联系，直到20年后，夏叔叔无意间在一个会议的签到名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一路打听找过来，二人方才续上因为保密而终止了20 年的友情。

“西南水电研究所”

1965年父亲转业，单位名称叫做“西南水电研究所”，通信地址标注的是成都某个信箱。

“你们呀，将来一边做着科研，一边欣赏窗外的风景，看着青山绿水，看着农民赶着牛耕着田，心情将会是多么愉悦呀！你们那里还有一个望江楼，能看到江的楼啊，这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富有浪漫情怀的钱老煽情地为年轻人描绘出了一幅怡人的山水画卷。亲眼所见时，楼，其实是两层潮湿的干打垒小楼;江，其实是窄而蜿蜒的石绵堰。这样的山水画卷，正是秉持保密第一的大三线。

大三线讲究的是靠山、分散、隐蔽，如果用今天的无人机航拍，基地各个工号还真是完全符合这个“山、散、隐”的标准，分属二所各个研究室的15号、17号、23号，一个一个的试验装置巧妙地藏身于一个一个的小山坳里，从空中俯瞰，真与四川的一般民房无异。

因为保密的缘故，核动力试验装置可以隐身，不用说，从事核动力事业的单位名字必定更具迷惑性，“西南水电研究所”自然与水电无关，成都某个信箱的通信地址也必然与成都相去甚远。

有一年，河南老家的表姐结婚，小夫妻没通知我们莽起个胆子便循着父亲信封上的地址直接奔成都找寻来了。可想而知，偌大的成都市，到哪里去找虚无飘渺的通信地址呢。也是运气好，小两口误打误撞，无意中竟撞到了位于成都市区的核动力院招待所，撞到了二所六室的夏生兰伯伯。到了家，表姐直怪我爸写信时留了一个虚拟的地址。这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老家的人被信封上的虚拟地址整整蒙骗了30年！

15号，全称反应堆动力装置稳压器试验室，就是我们二所三室的前身，如今叫反应堆动力设备研究室。相较以前的15号，现在的我们已经离开了大大小小的山坳，在成都平原拥有了功能各异的装置。规模与档次虽不可同日而语，但保密的责任却是从来未曾改变。

父亲背过的《保密守则》，如今还有，只是名称变成了《涉密人员保密基本知识》和《武器装备保密资格认证标准》。

父亲用过的保密本，如今还有，只是在不工作的时候，被锁在了各自的保密柜里。

父亲当初服务的西南水电研究所，如今叫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真的搬到了成都。

大数据时代通信的快捷在给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同时，也为保密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时代在变，但保密的精髓没变。保密条文，不光要印在纸上、记在脑海，更要渗透于生活、根植于内心。

父亲牢记的“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到了我这里，还要加上一句，“不该拍的不拍，不该做的不做”。

父亲说：“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要常怀保密心、绷紧保密弦，因为咱是国家的人，绝不能干不利国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