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杨

故宫博物院坐落在昔日皇宫禁地的重重宫阙之中，这里既是收藏明清皇室珍宝的巨大宝库，也是记载明清宫廷历史的鲜活档案，举国上下无人不晓。但是跨越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他亲历了故宫从清末的宫廷到故宫博物院的转变，在风云变幻的十几年中，拼尽全力守护国宝。正是以马衡为首的故宫人对国宝的守护，我们才能看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

马衡出生于宁波名门世家。12岁时，父亲为他订下娃娃亲，对方是父亲的好友，富商“五金大王”叶澄衷的二女儿。马衡18岁考中秀才后，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同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由于家庭变故，他只学习了三个学期。1901年，肄业的马衡与叶家二小姐完婚，并在叶氏的公司里兼个董事职位，即便不用上班，也可每年享用6000银洋的薪俸和分红。

在上海生活的十多年里，马衡既无意于商海，也不溺于酒色，只是沉湎于经史研习，终日与碑拓善本为伍。除必要的应酬外，几乎足不出户。马衡把宋朝金石学家赵明诚当作自己的偶像，还曾将赵明诚《凡将集》之“凡将”作为自己的书斋号。有时为了换换思绪他时常去骑马，马术也相当了得。

而此时，马衡的名气已在上海文物界一时无两，被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推许为“金石大家”。1917年，经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裕藻的推荐，36岁的马衡应邀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担任征集员。他为人谦逊，做事低调，起初北大的同仁们并不知道他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只是见他马术不错，就让他兼任体育课马术老师。直到1920年，才发现他还精于金石学，北大特意设立了一门金石学课程，聘他当史学系讲师。

小雅宝胡同48号

1917年，马衡相中朝阳门南小街附近的小雅宝胡同，用岳父留下的遗产份额买下小雅宝胡同48号的一处院落。院落格局与一般的四合院不大相同，分前院、中院、东院和后院4个院落，这是马衡自行设计重建的，院落汇集了中西方和我国南北方不同风格的建筑。大门的门楣曾挂有“鄞县马”的匾额，宅子修好后他把全家接到了京城。

万伯翱先生在《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家风》—文中，曾回忆道：“那天，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幼小的我刚走进北屋马衡先生的‘凡将斋里，迎面扑来书墨的清香，一排排装满线装书的书柜展现眼前；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徐悲鸿、董希文两位画家为马衡先生画的肖像，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觸如此多的线装古籍和名家书画。”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小雅宝胡同的延长线一直对着他曾终身相许的故宫东华门。可惜的是如今这所深宅大院早已物是人非。

情系金石

马衡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1923年，他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托，至河南新郑调查铜器出土地；1924年，赴洛阳朱圪档村调查汉魏石经出土地太学遗址；1930年，曾主持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马衡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马衡在书法、治印方面亦有所长，翰墨，篆、隶、行、草皆能，作品具商周金文遗韵，书凤古雅，将笔墨与篆刻相结合，形成个人独特风格。马衡曾任西冷印社第二任社长，足以证明他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地位。他对抗战胜利后西泠印社活动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果不是因为故宫博物院长职位耗尽其大半生精力，马衡原本会成为一位不世出的宗师。

与故宫结缘

1924年，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故宫，临时执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马衡被亲点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故宫保存的历代文物进行清点、登记、整理、保管，以防遗失或毁损。这也成为马衡和故宫结缘的开始，他在故宫服务了27年之久。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担任古器物馆副馆长。期间，马衡发现了晚清四大国宝之一的西周“散氏盘”，后来在古籍中找到散氏盘拓片，经比较鉴别，确定该盘是真品。这让他在文物界名声大震，被提为副院长。1929年后，马衡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并主持故宫日常工作；1933年7月，52岁的马衡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院长，这一干就是19年。

马衡在负责古物馆的几年间，第一次建立并完成了故宫博物院展览陈列体系和文物分类体系。此外，对故宫内库的文物也逐步作了清点、审查、登录、鉴定。还成立了照相室，专门拍摄古物图片，作为留存档案之外，还用于对外宣传。今天看来平常无奇的这些规划安排，在当时都是史无前例的原创之举。

文物大迁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入侵热河，北平岌岌可危。以马衡为代表的故宫人决定将文物南迁，以策安全。在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授权后，马衡与故宫博物院其他馆长开始着手准备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最惊心动魄的文物大迁移。

就在马衡投入到紧张准备工作之时，孔庙国子监院委托北平政府给他打来电话，要求将石鼓由故宫保管。作为金石专家，马衡知道石鼓的重要价值，他立即应下，并决定亲自押运石鼓南下。

石鼓是战国时秦国刻石。公元627年发现于陈仓境内的陈仓山。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了“石鼓文”（大篆），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的一段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被世人称为篆书之祖。曾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1933年2月，第一批故宫文物大迁移正式开始。截止同年5月15日，4批文物陆续运抵上海，总计19557箱。马衡亲自督导数量最大的一批故宫文物，共计4635箱余，其中就有这十个石鼓。石鼓每个重约1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马衡研究装运办法，先用宣纸浸湿嵌入字槽，待干后与石鼓皮上的字紧紧贴在石身上，而后在每个石鼓上包两层棉被，用麻绳捆扎后放在木板箱内，四周用稻草塞实，箱外用铁皮捆扎。1947年，石鼓在离开重庆的北归途中两次翻车，车摔坏了，石鼓却仍完好。

1936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建成，石鼓等文物迁往南京。但不到一年，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告急。马衡决定将全部文物分南、中、北三路西迁。在南京沦陷前，国宝全部运出。他亲自守护石鼓等9331箱文物走中路，把石鼓藏入贵州西部一座天然溶洞。

抗日战争期间，故宫文物精华先运沪，再由苏入鄂、湘、贵、川、渝、陕，跨越两万里、14年光阴、1场战争。抗日战争结束后，文物东归北平，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如此庞大的文物体量与数量，陆运海运，防盗防偷防水火之灾，可谓是险象环生，其中所经受的艰难困苦，自不待言。

解放后，石鼓在故宫博物院的铭刻馆安下身，使人们见到了身系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国宝。

选择新时代

1948年秋，南京国民政府自感危急，抛出了“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计划，企图裹挟北平的著名专家学者南迁。既是文化部门领导又是知名学者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自然也在“抢救”之列。然而，马衡坚定地选择了留下，因为他要保护故宫、看守国宝，迎接解放。

1948年底，南京政府催令馬衡南下并挑选故宫珍品装箱运往台湾。马衡采取消极拖延的态度。此后，当局一再催促，马衡推托“当前机场不够安全，暂时不能起运”。华北“剿总”命令拆除东西长安街牌楼，计划用长安街的路面作跑道，运走故宫文物，但因战势紧张未能实现。1948年12月14日，马衡下令将故宫对外交通全部关闭，严禁车辆及人员出入。由于马衡巧妙、坚决地抵制，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政府将故宫文物迁台的企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6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军代表来到故宫宣布：从今天起，故宫新生了！马衡继续担任院长。军代表用力握住马衡的手，向他转达了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高度评价。这重重一握，是新中国对于马衡半生致力于守护国宝的感谢。

1952年，新中国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71岁的马衡调任全国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离任前他将收藏的甲骨、青铜器、碑帖等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当时家人劝他卖两件文物，修修小雅宝胡同破了的宅子。马衡说：“我是绝不舍得变卖的，也不准备传给你们。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归于国家保存，才能起到它最大效用。”1955年3月26日，马衡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子女遵嘱，将家藏金石拓本九千余件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

在故宫博物院里，当人们看着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时，不但有对艺术品的欣赏感叹，更有对那个时代像马衡这样的故宫人所做贡献的敬仰和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