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

【摘 要】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从心理契约的角度来分析，可能会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心理契约的研究视域已经扩展到了社会治理领域。该文从心理契约视域出发，对近年来典型群体性事件进行剖析。发现民众内心郁积的消极情绪及偏颇认知才是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据此，提出了政民心理契约运作机制及促进政民良性互动的建议。

【关键词】 心理契約；视域；群体性事件

当前，我国社会已进入新时代，踏入了改革深水区和反腐的攻坚期，正是直面矛盾、解决矛盾的时期。当拆迁纠纷、劳资纠纷、医患冲突、环境污染等矛盾出现时，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已有研究多从社会学和管理学角度探究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如有研究认为带有敌意的网络谣言是一种非理性的宣泄，它对群体性事件起着易化和放大的作用。此外，对政府的不信任、诉求渠道不畅和负面社会情绪的滋长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动因。[1-2]按照这些理论的解释，群体性事件的带头人属于利益的直接受损者，其他众多的参与者往往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他们或受到谣言的蛊惑，或心存不信任，或为了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这些解释关注到了群体性事件的外部诱因，对群体性事件的内部动因关注不足。心理支配行为，只有理解了参与者的动机，才能发现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动机来自于需要，挖掘参与者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对症下药，就能为减少群体性事件，促进我国社会治理工作提供有益的指导。

一、心理契约视域解释群体性事件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行性

地方政府是社会治理的直接主导者和社会服务的第一责任人，当民众出现了社会性的心理不平衡状态，其根源往往在于当地政府没有满足民众的需要。这些需要包括现实需要（与个体的生理心理状态密切联系的需求）和理念追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民众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形成对当地政府的期望以及对当地政府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认知。这些期望和责任的认知就是民众从自身需求出发并要求政府无条件履行的心理契约。如果当地政府的行政行为符合民众的期望，尽到了民众认为的政府应尽的责任，则民众的需要得到满足，内部达到平衡状态，便不会产生集群动机。因此，心理契约的破裂才是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

虽然最初心理契约专用于企业中员工和雇主的关系，但是近年来心理契约的研究视域已经从组织扩展到了消费、师生乃至社会治理领域。在消费领域，Hannah，Treen，Pitt和Berthon提出，消费者与销售人员、客服人员甚至送货人员之间都存在心理契约，他们给消费者的承诺会被消费者纳入到自己的心理契约中。[3]在师生关系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师生心理契约的研究也逐渐完善：Toole和Prince将大学生视作教育的消费者，认为他们会把师生关系放置于交换关系之中，并能够认知到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4]曹威麟等人对师生心理契约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对师生心理契约的特点、内容、维度及其应用研究已经较为完善。[5]在社会治理领域，赵泽洪和李传香提出维护民众心理契约有助于提高政府信任水平。[6]

由此可见，从心理契约的视域解释并干预我国政民互动过程中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行性。

二、心理契约视域的石首群体性事件动因

2009年6月17日，湖北省石首市的酒店厨师涂远高被发现坠楼身亡，随后警方发现了死者表达“来世再报父母恩”的遗书，同时法医鉴定表明，死者确是死于坠楼，而非他杀。调查结果一经公布，就遭到家属的质疑，家属将尸体放置在酒店，并煽动围观群众参与，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7]

从警方发现的遗书和法医的鉴定可以确定，涂远高自杀的事实毋庸置疑，可死者家属坚持“警方与酒店存在某种关系，因而掩盖真相”的观点。后续调查证实，酒店法人与警方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关系”。从厨师死亡到事件爆发的80个小时里，当地政府发布的体现自身立场的新闻不仅只有寥寥3篇，而且政府发布的新闻稿用语存在不精确、不详尽的问题，死者家属发出的质疑声无限放大，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有研究者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在长期的政民互动过程，郁积了负能量，而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导致他们通过造谣、传谣、信谣来发泄自身的负能量。[8] “非理性宣泄”论关注到了无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但是没有挖掘到这些群体产生负能量的根源，即为何会郁积负能量。郑风田和刘杰在石首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对当地民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发现当地民众对当地的治安、环境、文化以及社会管理的公共参与度评价不高。[9]这表明民众的负能量郁积是客观因素所致，非理性宣泄只是表面现象。此外，缺乏必要的利益诉求渠道，导致民众产生“无法言明的情绪”，构成消极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在诱因激发下爆发。[10]现行诉求渠道的不畅和社会治理者未能充分体察民意，导致民众的“诉求”成为“无法或未被言明的期望”，若“期望”长期无法得到社会治理者的“兑现”，则产生消极情绪，也就是“心理契约”的破裂，在诱因的激发下，通过群体性“非理性宣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期望，以求获得社会治理者的重视和“兑现”。

在石首群体性事件中，民众对当地治安、环境、文化及社会管理的公共参与度的不满是集体“非理性认知和消极情绪”产生的根源，当地的社会治理者未能充分体察到民众的不满，未能及时解决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导致民众的期望无法得到兑现。而后，厨师非正常死亡的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政府又未能及时有效的辟谣，长期积累的“非理性认知和消极情绪”便占据了上风，因此民众选择相信谣言，群起泄愤。

三、对社会治理工作的启示

尽管这些事件具体的起因不同，但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都是民众心理契约的破坏，在长期与当地政府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契约的破裂感使民众内心郁积了愤怒、不满、不信任等消极情绪或偏颇认知，才会被诱发因素所启动，进而招致恶劣后果。因此，把握民众心理契约的发生、维持未破裂机制有利于指导我国的社会治理工作：在日常工作中，要注意自身的言行风貌，避免给当地民众留下负面印象。同时，公职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自身言行，这与当下国家对公职人员言行进行要求的政策措施不谋而合。此外，这些群体性事件背后或多或少都存在情绪的郁积与认知的偏狭，这不是光严格要求公职人员能够做到的，还需要社会治理者与学界对当前我国民众的心理契约内容进行探究，对民众的期望进行深入探索，同时对政府的兑现行为进行探究，使二者达到平衡状态，才能解决平时郁积的情绪及认知问题，减少诱发因素所致的群体性事件。最后，在群体性事件爆发过程中，社会治理者要善于透过激烈的对抗看到解决问题的契机，看到民众真正的期望，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蒋晗华， JIANGHan-hua.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犯罪研究——以社会敌意为视角[J]. 北方法学，2016.10（1）55-63.

[2] 李婷. 我国社会情绪与网络表达的互动影响研究——以2013年新浪微博热门事件为例[D]. 华中科技大学， 2014.

[3] Hannah D， Treen E， Pitt L， et al. But you promised！ Managing consumers psychological contracts[J]. Business Horizons， 2016.59（4）363-368.

[4] O'Toole P， Prince N.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science students： social exchange with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staff from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15.34（1）160-172.

[5] 曹威麟， 牛彩虹， 彭政思. 高校师生心理契约的特征及其调控管理研究[J]. 教育探索， 2009（2）117-119.

[6] 赵泽洪， 李传香. 近年来国内政府信任问题的心理契约研究综述[J]. 天府新论， 2012（1）9-13.

[7] 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取自网易新闻中心：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3FJU/shishou.html.

[8] 蒋晗华.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犯罪研究——以社会敌意为视角[J]. 北方法学， 2016.10（1）55-63.

[9] 郑风田， 刘杰. 从群体性意见到群体性事件：一个观念的澄清——基于贵州瓮安、湖北石首、河北威县的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 2010（5）63-74.

[10] 王小军. 群体性事件中的無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分析[J]. 江西社会科学， 2015（7）212-216.

【作者简介】

胡 晓（1993—）男，湖北十堰人，宁夏大学硕士，研究方向：管理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