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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谨慎”北伐的玄机

2019-03-29吕方

领导文萃 2019年6期
关键词:魏延曹魏蜀汉

吕方

公元227年,诸葛亮向蜀汉后主上书,慷慨誓师北伐曹魏,千古奇文《出师表》令我们感动至今。然而,在北伐中他的战术却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与气壮如山的誓师陈词形成巨大反差。陈寿评价诸葛亮在北伐中的表现:“奇谋为短。”那么,果真是由于诸葛亮的战略战术失误主导了北伐的进程与结局,还是战争背后另有玄机呢?

一、诸葛亮北伐战术受制于蜀汉地理交通条件

诸葛亮北伐进取祁山(今甘肃礼县东)之初异常顺利,曹魏的南安、天水、安定(今甘肃省陇西、天水、镇原)三郡很快叛曹降蜀。魏国朝野惊恐,此时,蜀军占据着明显的上风。面对如此大好战机,诸葛亮却开始犹疑不前。在诸葛亮的迟疑中,魏国大军迅速赶到陇西(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三郡很快被收复了,蜀汉军队失去了占领三郡的绝佳战机。诸葛亮有这样的战术表现,关键性因素在于“亮始出,未知中国强弱”。

蜀汉驻军的汉中地区与曹魏控制的关中(函谷关以西,长安附近地区)之间,横贯着雄壮的秦岭山脉。蜀汉固然可以据险自守,然而崇山峻岭也造成交通阻隔、消息闭塞。当时刘备去世不久,蜀汉几年都没有军事动作。曹魏方面以为蜀汉争荆州大败之后,无力向东进取,便放松了对蜀的戒备,在关中地区的防守兵力不多,主将也比较平庸。但是,诸葛亮不能探知敌方详情,因此不敢积极进取战斗,乘胜追击,进而控制陇右。从表面上看,是诸葛亮的战术不当导致蜀军失去了获胜的先机,这一问题还对蜀军造成深远影响,行动迟疑、临机不能决断,基本成为诸葛亮战术的一贯表现。诸葛亮多年的敌手司马懿评价:“亮虑多决少。”

诸葛亮的战略选择还透露出蜀汉的人才战略特点。人们一向忽视蜀汉的人才地理因素。“蜀兵轻锐,良将少”,蜀汉人才短缺也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虽然益州号称国富民强、物产丰富,但总体资源与中原地区相比毕竟十分有限。另外,益州地处边远的西南,距离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河洛地区关山阻隔,交通困难。蜀汉偏安一隅首先是地理格局,而且这一地理环境限制了蜀汉政权的政治格局,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

为了突破曹魏的围堵,蜀汉不得不连年用兵。但秦岭险阻,运粮困难的弊端就成为蜀汉欲罢不能、愈演愈烈的劣势。秦岭天险对蜀汉的意义实际上是双重的,既可以成为一道天然的御敌防线,也被曹魏用作驻防关中、围堵蜀汉的天然军事防御屏障。诸葛亮北伐苦苦纠缠在秦岭山麓南北,始终无法突破进驻陇右、关中地区。正如曹操所言,有了秦岭的环绕,汉中就像一座天然的牢狱,易守难攻固然不假,然而自身也被限制其中,无所作为,北伐多年“未能進咫尺之地”。

二、诸葛亮“谨慎”战术受制于蜀汉经济力量

曹魏负责关中防务的将领叫夏侯楙。夏侯楙是魏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曹操的女婿,是一位缺乏军事经验和谋略的公子哥。诸葛亮与属下讨论作战方略时,魏延说:“夏侯楙既年轻软弱,又没有谋略,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利。请给我五千士兵,和五千后勤兵。我从褒中(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出兵,沿秦岭山麓东进,从子午道向北,十天以内直袭长安。夏侯楙见我忽然到达,必定会惊慌逃走。这样长安城里只剩下御史和京兆太守。敌军仓库与百姓的散粮足够我军食用。等敌方增援人马赶到,至少需要20多天。而您带大军从斜谷来,也一定可以赶到。这样的话,咸阳以西都在我军控制之下了。”

在秦岭之上,有几条沟通长安与汉中的横向谷道,从东向西依次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散关道(故道)。魏延主张从汉中西北出发,沿秦岭而东,先头部队从子午道直捣长安。子午道是连结长安与汉中的一条便捷而又险峻的通道。诸葛亮认为这个路线难行,太过冒险,否决了魏延的计谋。他的方案是从汉中出发,经由祁山,先攻占陇右(今甘肃陇山以西地区),再取得关中。这样更加稳妥,有十全把握。

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奇谋”,表面原因是行军路线过于险要。实际上他有更深层的思虑,导致他无法选择这样的奇谋。蜀汉国力脆弱无法支撑后续战争,无力冒险,无力支撑正面抗战。魏延所献“子午奇谋”计划通过一次出兵而基本控制长安与陇右地区,可谓是大胆独特。孙子主张用兵的原则,贵在神速进取让敌人措手不及,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戒备不严密的地方,这样可以占领先机。魏延的策略体现了孙子“兵贵神速”与“出其不意”的精髓。诸葛亮最终没有采取魏延的策略,根本原因在于蜀汉国内不具有支持后续战争的潜力,即便如愿控制长安与陇右地区,然而又如何应对曹魏大军的争夺与反攻呢?奇正相生,出奇制胜还需要军事实力来保存和扩大这个战果。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曹降蜀之后,“三郡归降而不能有”,蜀军获得三郡,却苦于无力据守。蜀军仍需要与力量数倍于己的曹魏军队进行正面交锋。蜀魏战争的本质仍然是两国的军事实力的较量。而军事实力则依赖于国家支撑战争的潜在能力。

三、曹魏应对北伐的战略以经济为基点

蜀汉北伐前后,曹魏历任三代的统治者(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睿),大体沿用了相似的战略与蜀军对峙。即以军事经济的优势取得对蜀汉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当年曹操放弃汉中,决定将对蜀汉的防线从汉中收缩至关中长安、陈仓一带。魏国将“守战之力,力役参倍”的用兵之弊端和压力留给蜀汉。魏国在自己统治区保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坚持与民休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所以,“数年之间,中国日盛”,而“益州疲弊”。这就是曹操应对蜀汉的深远策略。传统意见以为曹操放弃汉中而不入蜀是战略错误,非常值得商榷。

曹操制定策略的立足点在于双方的农业经济。曹魏不主动攻伐,而是专心务农,积极备战,保证军事经济优势。早在公元196年,曹操下令实行屯田制,曹魏的军事驻防区内基本都设置田官,积蓄粮谷。屯田制保障曹魏军队在征伐中,免除了军队分兵运粮的压力,屯田制成为曹魏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依赖这个条件取得军事胜利。

著名的“曹魏三公”之一华歆,是参与魏蜀军事对抗历程的资深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向魏明帝上书《谏伐蜀疏》。他深刻指出,魏蜀两国的军事对抗的本质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他认为应对蜀汉北伐挑衅的最佳方案是:坐而待其毙。他如此气定神闲而又自信满满,是建立在“中国无饥寒之患”的坚实基础之上。蜀汉依仗的只有险要的地理与交通,然而曹魏的优势却是农业经济的富足与发展,“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曹魏只有保持这个优势不断上升,“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那么面对蜀汉的北伐挑衅,完全“可坐而待也”。从华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蜀魏战争的进程与结果最终要服从于农业经济。

(摘自《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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