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名《西行漫记》）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出现在斯诺笔下有名有姓的红军人物大约40人左右，其中黄埔师生也为数不少，如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林彪、叶剑英等，笔者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出一位，由于她并非著名红军将领，而且是一位女性，容易被忽视，她就是时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的危拱之同志，她出现在该书《红军剧社》这一节。危拱之毕业于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下文笔者就根据一些史料介绍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女性。

拥有一双解放足的黄埔女兵

危拱之，1905年生于河南信阳，原名危玉辰，参加革命后改名危拱之。1922年，危拱之考入汝阳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夏，又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在校期间，危拱之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经常借阅《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的著作，并如饥似渴地阅读，思想上对革命越发向往。

1926年冬，危拱之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办女生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造就了危拱之、赵一曼、胡筠等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兵。1927年4月，在军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危拱之的黄埔岁月，笔者找到了一篇珍贵的材料。上世纪80年代，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曾编辑了一册《怀念危拱之》的纪念集，其中收录了20余篇文章，由于印数较少，所以存世不多。在这本书中，曾任武汉分校招考委员、女生队指导员的彭漪兰专门撰写了《拱之同志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生活片段》一文，介绍了有关情况。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为了扩大北伐革命成果，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决定在武汉筹建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用以训练革命的军事人才。为了引导更多的妇女投身革命，军校设立了女生队。彭漪兰参加了武汉军校和女生队的筹建、招考等工作，并担任女生方队政治指导员。这一年的12月，危拱之考入女生队，两人便认识了。危拱之给人初始的印象是个子瘦高，朴实、稳重、谦虚、对人和蔼，喜欢参加文艺活动。文中还特别提到危拱之曾缠过小脚。

危拱之同志从小被家长裹了足，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下主动放开的。她的一双“解放足”给她的军事训练带来了许多不便，但她性格刚毅，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严格地按步兵操典的要求做动作，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女生队成立不久（1927年3月），汉口市妇女协会在社会上发起了“放足运动”，军校派危拱之等人前往协助工作。危拱之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向广大妇女宣传放足的意义和好处，鼓舞起不少女青年追求解放的斗志。

危拱之同志在女生队学员中，年龄较大，加上入校前曾参加过革命活动，所以，她与彭援华、陶恒馥、陈觉吾、谭勤先、李淑宁（赵一曼）、胡毓秀等同学，入校不久便成为学员中的骨干。女生队里中共党支部注意培养危拱之，发挥她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大约在1927年3、4月间，将她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作为女生队的指导员，彭漪兰对危拱之的评价很高，认为她不但文化程度较高，人品较好，而且入党后能够发挥模范作用，认真贯彻党的原则和纪律。那时，军校很严格，学员违反了纪律要受处分或关禁闭。遇到有的同学违反纪律受处分时，危拱之总是主动帮助指导员做受处分同学的思想工作，帮助她们认识错误。而她本人向来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未触犯过纪律。

彭还提及，危拱之有文艺特长，嗓音很好，她还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常给军校校刊《革命生活》投稿，经常参加活报剧的演出。这也为她后来在红军时期和陕北根据地参与创办革命剧社奠定了基础。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已成定局，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劣。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宣布解散，军校给女生队的学员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危拱之等人被派到张发奎部队医院，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彭漪兰和另外一些同志和学员则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两人从此分开直到解放以后才重逢。

中国红色文藝的开拓者之一

危拱之离开军校到广东，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后随起义军到达海陆丰地区，在军队党代表办公室从事《红军生活》报的编辑工作。东江地区革命斗争失败后返回河南。1928年5月至12月任河南省委委员、妇女科科长。1929年6月赴苏联，在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学院学习。

1931年1月回国到达上海。1932年春秘密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彭（湃）杨（殷）红军学校教员，兼做粤闽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的工作。后到瑞金，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兼机关俱乐部主任，兼任工农剧社副社长。在中央苏区，她和伍修权、李伯钊（留苏学生，杨尚昆夫人）等一起编写、创作、排演大批红色戏剧、歌舞，并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大批红色文艺战士，是中央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红色文艺的开拓者之一。她还和李伯钊、石联星、刘月华一道，成为中央苏区深受欢迎、风靡一时的文艺明星。

由于种种原因，在苏区期间危拱之被错误审查，开除党籍，到陕北后才得到平反。危拱之还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干部团总务科科长、队列科科长，负责军需供给。她身背几十斤重的行李，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在战士行军打仗后的休息时刻，为战士唱歌，为队伍鼓劲打气。她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也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两个参加长征的女兵之一。难能可贵的是，她参加长征时，除自己的行李外，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不过她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毫无怨言，埋头苦干。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1936年春在原陕北红军“西北工农剧社”的基础上成立中央“人民抗日剧社”，已经平反的危拱之任社长兼导演，还应邀出任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教员，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导演。

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著名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边区的西方记者。

斯诺在陕北期间，除了采访红军领导人，还深入部队和普通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一天，一位红军剧社的干部邀请他去看一场演出，他欣然前往。

斯诺记述，演出的舞台是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还有两三个小时，保安似乎已经倾城而出。学员、骡夫、妇女，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士兵、木工、拖儿带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边那块大草地涌过去，演员们就在那里演出。他评价道：

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

这台节目有3个小时，分短剧、舞蹈、歌唱、哑剧等，共同主题是：抗日和革命。斯诺打趣道：

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这就弥补了一部分细腻精美的不足。

这场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演出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结束后“好奇心仍旧未减”。因此，他决定第二天去采访举办这场演出的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危拱之。

她把红军剧社的历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绍。演剧团体最初是1931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据危女士说，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六十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交通、吃饭、住宿的问题。危女士说，在南方的军队到西北之前，陕西苏区就已有了剧社，但在江西的演员到达以后，戏剧艺术显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诉我，现在一共约有三十个这样的巡回剧社，甘肃也有一些。我以后旅行时还会碰到。

危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她还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着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着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是决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通过采访危拱之以及他的亲历和见闻，斯诺被我党行之有效的宣传工作深深地震撼。在《西行漫记》中他写道：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为革命作了出色贡献的女战士

抗战期间，危拱之先后任河南省委秘书长、郑州中心县委书记、豫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她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和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在所属的15个县内发展了大批党员，為河南抗日武装斗争准备了大批干部。在开封，她还以扶轮小学为秘密工作据点，并依靠该校地下党组织，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组成孩子剧团等各种救亡团体。日军进攻徐州时，她带领孩子剧团沿平汉线南下，到豫南豫西南地区从事爱国抗日宣传，博得各界的赞扬。其后，她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妇委委员，豫南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40年返回延安学习。1945年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危拱之从延安赴东北工作，先后任热河省赤峰市委副书记、热中地委副书记、赤峰市委书记、乌丹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指挥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当时热和地区鼠疫蔓延，军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危拱之坚持与全市人民共患难，取得了消灭鼠疫的胜利。

东北解放后，1948年11月，危拱之任中共沈阳市北市区委书记。1949年初，因肺结核病发到北平治病。3月，抱病参加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病在北京休养。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正常医疗条件受到严重破坏，1973年2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曾担任过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同志在危拱之去世后，曾撰文怀念她。他说：“危拱之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在她的一生中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很多事情，个人遭受过许多的挫折和不幸，但她百折不挠，始终满腔热情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她是一位为革命作了出色贡献的女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