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一、普惠金融的产生和发展

2005年，联合国在《普惠金融体系蓝皮书》中正式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概念。该书将普惠金融体系定义为一个可持续的、能够给人们提供合适的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体系。此后，“普惠金融”概念日益丰富和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2016年，中国在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推动并参与制定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包含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等8项原则以及更为具体的66条行动建议。自此，普惠金融发展迈入“数字”阶段。

普惠金融致力于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正规的金融服务，被视为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等目标的重要机制(贝多广，2015；星炎，2015)，但也面临着“风险高、成本高、收益低”的障碍，难以保证商业可持续性。数字普惠金融是解决普惠金融“两高一低”障碍的重要手段，其与移动终端相结合并且利用现有的通讯网络，比传统手段相比更加经济有效(贝多广，2016)。

近年来，有关普惠金融的研究层出不穷，而有关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国内学者有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以大型金融机构为服务主体)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本文所述的“普惠金融”是参与主体具有广泛性，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具有全面性的普惠金融，即以可承担的成本和可持续的商业原则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强调的是一种平等的金融权。

目前，大部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并未对“数字”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本文所述的数字技术包括但不局限于面向客户的终端服务技术、网络通讯平台、数据存储及处理体系、数据加密技术和大数据决策支持技术这五类。

2016年，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报告《全球标准制定机构与普惠金融——演变中的格局》(GPFI白皮书)把“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满足这些群体的需求，并且是以负责任的、成本可负担的、可持续的方式提供。

本文所述的发展模式包含三个要素：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主体选择、普惠金融服务载体和方式的选择以及普惠金融服务客体的选择。

三、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研究

根据《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国家相关文件的规定，人民银行在普惠金融发展中主要起到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业务指导等作用。

在理论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开展研究工作并发布了《数字科技推动普惠金融报告》，总结了当下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实践，对该行业普遍性的问题与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相应对策。

在实践方面，当前的普惠金融工作基本上由人民银行总行统一部署，各基层人民银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激励约束措施以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并积极参与地方的普惠金融建设工作。专家学者围绕基层人民银行履职情况，对丽水、青海、宁波等地的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凸显了数字技术对普及金融服务的促进作用。

(一)有关丽水实践的研究

2012 年，人民银行和浙江省政府联合发布《关于在浙江省丽水市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在丽水市正式推动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自此，丽水市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步伐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应国虎(2015)从普惠型农村金融产品、信用、基础设施、平台、政策体系五个方面总结了“丽水模式”，对金融改革的推进情况和成效进行了评价。钭利珍等(2015)回顾了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组织实施的“信贷支农、信用惠农、支付便农、创新利农”等工程，总结了丽水市农村金融普惠扶贫工作的主要创新模式。孔祖根等(2016)探析了“丽水模式”的成功原因，任务数字化支付、数字化小额信贷、数字化征信等数字技术手段提升了金融的服务范围和服务效率，提高了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精准性，优化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二)有关青海实践的研究

青海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为全面实施生态保护战略牺牲了经济发展权，根据中央“2020年全面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总体要求，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全省脱贫工作进行了战略部署。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牵头制定印发扶贫开发、基础设施等相关制度12项，有力保障了全省普惠金融工作的顺利推进(马良录等，2016)。

马良录等(2016)、韩涌泉等(2016)、桑艳清(2016)围绕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的履职情况，对青海省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评述，都强调了西宁支行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完成的三项重要实践：1.以“银行卡助农取款”为切入点，通过“银行卡 + 商户 +POS”小额取现方式为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2.联合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开展“金惠工程”项目，在全省探索推广“金惠工程导入 + 村级信用体系建设 + 信用贷款 +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定向支持”的支农融资新模式；3.组织银联和各商业银行开展金融 IC 卡多应用工作，在全省各地不同程度的实现了金融 IC 卡在生活缴费方面的多样化应用。

(三)有关宁波实践的研究

2015年10月，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宁波开展全国首个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的建设，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胡春霖(2017)和宋汉光(2017)回顾了宁波在人民银行指导下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历程。胡春霖认为人民银行宁波中支指导建成的金融 IC 卡多应用平台为宁波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夯实了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技术平台支撑。两位学者总结了人民银行利用数字技术在支付、公共服务、信贷以及征信等金融服务领域获得的主要成果，如：1.金融IC卡平台；2.移动金融公共服务平台；3.普惠金融信息平台。宋汉光强调了宁波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实践中对标准化建设的重视，认为宁波最终有望形成一套易于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模式。

四、以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体的研究

通过分析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障碍与困境，刘营军(2011)、刘怡达(2014)、胡祖六(2014)等学者认为政策性银行作为典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于解决市场失灵、发展普惠金融、实现金融公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胡祖六(2014)认为，除了发挥现有功能，三大政策性银行在普惠金融领域大有可为。刘怡达(2014)指出，作为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对象有利于其为被商业性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农村金融需求者创造平等分享金融资源的条件。目前，专家学者对以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体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的研究较少，且多停留在理论阶段。

五、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体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各类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商业银行作为现代金融体系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发挥独特优势，积极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然而，大型商业银行以服务大客户为主，普惠金融发展则主要以广大小客户为目标群体，因此沿用传统经营模式必然难以实现普惠(连耀山，2015)。此外，互联网金融凭借着支付便捷、交易成本低、信用数据丰富等优势，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更加得心应手，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陈华，2015)。但是，商业银行在资金总量和来源、网络布局、基础设施、品牌形象、产品和服务、人才队伍等方面仍然具有比较优势(胡国晖，2012；张海峰，2010)。

贝多广(2016)认为银行提供移动交易账户通过载体或终端进行支付、转账或储蓄是数字化普惠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胡国晖等(2012)探讨了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体系构建中各自的定位和作用，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在现阶段应偏向于以间接方式介入普惠金融，从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着手来改善农村金融环境。

娄飞鹏(2013)将商业银行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异业合作模式细分为：信息共享合作模式，风险共担合作模式和综合服务合作模式。他指出信息共享合作模式使用最多，认为商业银行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等外部机构的信息优势可以提高小微企业客户信用评级的有效性。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的合作可归类为异业合作模式之一。梁慧(2014)、陈华(2015)、郭付亮(2015)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造成的挑战后，提出了合作共赢的应对策略。他们认为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数据挖掘技术有助于商业银行控制风险、拓展业务覆盖面，最终普惠广大人民和小微企业。除了与互联网金融的合作，商业银行可以利用移动信息技术自建平台，顺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潮流。

在各大商业银行中，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使得它们与普惠金融有着天然的契合点。两者对数字技术的运用给其他商业银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农业银行通过建设“金穗惠农卡”平台，铺设电子服务渠道，向县域及以下地区推广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金融产品的方式，提高了“三农”客户利用数字金融服务的主动意识(张海峰，201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推出了电视银行、微博银行、微信银行和易信银行等服务，将移动社交平台开发为新的普惠金融服务提供渠道(连耀山，2015)。

六、总结和展望

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普惠金融的内涵，而且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模式。但是，我国的相关研究总体上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对象上，多数学者以大型商业银行、小微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为主，而忽略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在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二，研究内容上，目前国内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边界未达成统一认识，且缺少相关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因此，本文认为后续研究可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研究对象上，重视政策性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等服务主体的作用，及各主体间的协同效应。第二，研究内容上，参考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建立多维度的指标体系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