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光明

近现代中国史，几乎是一部革命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贯穿了二十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革命是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反应，是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对中华民族在巨大的危机面前自救和自强的勇敢担当。自救和自强都是以十九世纪末期强行闯入弱国子民视界的西方国家作为参照的。民族的振兴使命催生了不同的政治力量走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他们无不以改造中国社会、重写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不同的救国方案，即革命道路的选择之间发生了冲突。经过殊死的角力，中国共产党最终胜出，通过选择苏俄道路，以工农革命的方式赢得了国家政权。不同于其他政治力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是以西方的强大，而是以资本主义的没落为超越对象，故而不仅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赢得成功后还按照既定的方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征程，向更远大的目标奋进。选择马克思主义，加入苏联阵营，都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的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炼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已经取得的成功即是继续革命的信心所在。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党华丽转身为执政党以后按照马列主义的线性历史观为加快实现政党终极目标的全新的实验，全体民众被整合为“人民”集体投入到这一实验之中，以实现创造人类历史的梦想。然而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以政治运动治国，把人民拖入了苦难之中，它意味着让活生生的人去证明一个历史主义的理念，失去的是革命的合法性。就像1949年的成功建政是历史的必然一样，1978年的改革开放也必然到来。改革开放交给全国人民的是解放思想和甩开膀子建设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交给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对以革命为主旋律的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反思。

文学里的历史反思，从1977年底滥觞的“伤痕小说”就开始了。《班主任》不只是指出了愚民政策给青少年留下了看不见的精神创伤，它也启发人们思考：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目的何在？《伤痕》里的王晓华，误信母亲背叛过革命，就毫不犹豫地背叛了母亲，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教育会让人视革命高于生身母亲？《枫》是伤痕文学里悲剧色彩最强的小说。高中生卢丹枫和李红刚，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即将迎来高考，却被猝然而至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正常的生命进程，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参加武斗，一对恋人因“文攻武卫”而先后失去了美好的生命。可是他们至死也不知道他们用生命去保卫的究竟是什么。那么是谁把他们带进了死亡？顾城在他的诗歌《红卫兵之墓》（又名《永别了，墓地》）里作了回答：“是太阳把他们领走的。”毕竟有同龄人在反省自己曾经遭受蒙昧的糊涂。不过，伤痕小说多半是用揭出的伤痛引起人们对“文革”政治的疑惑，作者自己都未必有反思历史的自觉。

“反思小说”接踵而至，在痛定之后思痛。反思小说的主体是归来的作家，他们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牺牲品。正是仅仅因为说过一点真话而遭到残酷打击，堕入长达二十余年人生磨难的經历，使得他们的写作指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他们的小说在回味切肤之痛里生成，以复杂的感情讲述他们所经历的政治运动对无辜人民的伤害，出现在他们小说里的无辜者主要是受打击的知识分子和在大集体时代被贫困折磨的农民。反思小说虽然也有着意于对自我政治道德形象的重塑，如《灵与肉》《天云山传奇》和《雪落黄河静无声》等，但是，更多的作品对当代中国以革命的名义开展政治运动而严重扭曲人生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质疑。《布礼》里的钟亦成，少共出身，对党和革命忠心耿耿，可是竟然被党宣判为人民的敌人，心灵受到的摧残让他既感到剧痛而又如坠五里雾中。钟亦成不明白自我过分追求布尔什维克化恰恰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而个人主义正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小说以反讽式的叙事，对革命与人生自我实现愿望的对立暗暗发出疑问，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反思革命本质的发轫之作。《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侧重于对当代智劳关系的还原。二十世纪的中国，选择了阶级革命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利器，反智主义便与之相伴随。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知识分子尚是需要利用的社会力量，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公有制建立后继续革命的对象就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所受的教育被革命领导者划归到资产阶级，这样，政治运动一到他们就在劫难逃。小说以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隐喻智劳关系，在他们的纠葛中凸显出了第三者——政治势力排斥知识理性的真正意图，说明类似反右这种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实质上是用野蛮改造文明，它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巩固政权的政治功利目的，总是隐藏于堂皇的革命口号之后。张贤亮通过对智劳关系的还原，揭露了革命造成的历史倒退，是从最深切的个体经验出发，对社会历史的深度反思。讲述新中国农民命运的小说《“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和书写乡村苦难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也都触及到革命时代政治行为与芸芸众生生存需求相悖逆的历史问题。

“反思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潮流，很快被“改革小说”“寻根文学”和“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所取代。然而，反思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却沿着改革开放时间线的延长而在新的文学境遇里得到强化和深化。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兴起。这些小说，以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态度与方法，讲述跨越社会主义时期的近现代革命行进路途上在民间发生的家族的或个人的人生故事。新历史小说如果以“新历史主义”命名，它的下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灵旗》《红高粱》肇其端，在近十年时间里涌现出一批作品，重要的有《古船》《红高粱家族》《大年》《枣树的故事》《棉花垛》《黑坟》《罂粟之家》《故乡天下黄花》《革命时期的爱情》《旧址》《苍河白日梦》《活着》《白鹿原》《丰乳肥臀》等。新历史主义小说或出于作者在思想解放的文化环境里对历史的感悟，或受到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摆脱了从中共党史得来的对近现代中国史的认知，而根据党史之外的历史传闻和民间流传的逸闻趣事，以及基于人生经验对特定情境中人性表现可能性的想象，遵从本民族的文化逻辑和人性逻辑，虚构出近现代中国人欲望冲突和生存挣扎的故事。这些小说有意识地解构和颠覆了50—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主义观念，不再以阶级冲突结构故事，也不再以历史目的论来评判主人公的行为价值，而是按照自然法则来展现历史空间里由原欲所驱动的个体生存情境及命运。在主流革命叙事里的历史观仍然作为意识形态保留下来的改革开放时代，新历史主义小说为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革命史的多元性重述争得了话语空间，尽管其中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和戏谑式的书写可能导致历史的审美重构失去新文化建设方向。

在“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之下的小说创作潮流似乎在九十年代中期告一段落，但实际上，比多数新历史主义小说抱有更严肃的叙事态度的新历史写作，一直延续至今，这或许是市场经济暴露出来的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社会问题，促使作家从历史中追问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症结所在。“新历史”与“新历史主义”本无明显的分野，延续着历史反思的文学思潮，新世纪的“新历史小说”犹如黄钟大吕，在物质主义和意识形态惯性造成的荒旷的精神原野上经久回荡。影响较大的有《生死疲劳》《蛙》《花腔》《中国一九五七》《夹边沟记事》《受活》《笨花》《古炉》《启蒙时代》《陆犯焉识》《圣天门口》《张马丁的第八天》《软埋》《公字寨》，“江南三部曲”“土地三部曲”《知青变形记忆》《赤脚医生万泉和》《后悔录》《玉米》《两位富阳姑娘》《枪毙》……等等。这些小说，题材各异，叙事意向也不统一，但共同点是对近现代中国历史个人视角的书写，无需遵从主流历史观对特定社会性质的规范表述。最有意义的历史反思是，暴力革命成功后发生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如土改、反右、“大跃进”、“社教”、“文化大革命”，都在这些历史小说里得到了令人怵目惊心的艺术呈现。只有这些历史事件才能说明历史主义即乌托邦执念的荒谬。在重述这些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时，作者所采取的都是人生本位的立场，而非历史本位的立场，其基本的历史观点是：人的自为性活动构成历史，而不是人为历史目的的实现而活动。以《生死疲劳》为例，小说用土地的主人西门闹被彻底剥夺、中国乡村在半个世纪里被政治理念所折腾的悲剧和闹剧，说明了要害在于政治权力把历史主义的社会构想强加于人，个体人生也就完全失去了生存的自由。

责任编辑 赵 萌